上面是晋国（春秋时期的那个晋国，不是司马氏建立的西晋）重臣叔向的一句感慨，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大患就是国家大臣或是因为“重禄贪财”，或是因为“害怕惩罚”而不敢劝谏君主，这就导致君主和臣下之间情报不通，从而“偏听则暗”，做出许多对统治不利的事情出来。 叔向不愧为和郑国子产，齐国晏子相提并论的智者，这话其实非常有先见之明，而且不光是在春秋，哪怕是后面的两千多年封建王朝里面，这个问题依然持续存在。  而且大家都能看到，往往那些政治清明，统治稳定的盛世，“谏言”之路都是比较通畅的；而越是黑暗贪腐，民不聊生的朝代，“谏言”之路就越是闭塞，这绝对是成正比的。 而说到“谏言”，大家是不是第一印象就是那些“谏官御史”的责任呢？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虽然“谏官”和“御史”往往都是一起被提及到，但其实这两者并不相同，下面咱们就来分别介绍一下。 谏官的历史“谏官”又称“谏臣”，指规谏君过之臣、劝谏天子过失之官，《宋论》中曾经明确定义过——“天子之得失则举而听之为谏官。”，可以说，谏官的职责就是向诸侯王（甚至皇帝）提出批评和建议。  而关于这个责务，在“谏”这个造字上就已经得到体现了，《说文》曰：“谏，证也。从言柬声。”——换句话说，谏官从一开始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直言以劝正”，只不过到了后面就演变成只是对“君主”直言了，而对百官的劝谏的工作则交给了“御史”来做——这个下面我们还会详解。 而谏官早在周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当时周文王设有“保氏”一职，据考校，“保氏”可算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谏官，周文王的庶子召公就曾经担任过这个官职。
到了春秋战国时，直接以“谏”命官，称为谏官，齐桓公设“大谏”之职，位列“相”之下的五个主要职官之首，有着春秋第一贤相之称的管仲就曾经明确过这个官职的职责——“ 早入宴出，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辟死亡，不重富贵，臣不若东郭，请置以为大谏。”  齐相管仲 而这里管仲就郑重指出，作为谏官最重要的就是两点——第一，不怕死，第二，不爱财，和之前叔向所说的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而到了秦始皇统一全国，建立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秦”王朝之后，明确的设立了“谏议大夫”这个官职，而这个制度一直延续到了宋元。 而到了明清两代，由于皇权的过于强势，已经没有了专门的“谏官”，而是由“给事中”和各道御史们兼任，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大家印象中，“谏官”和“御史”往往混而为一的原因了，毕竟通俗流行的影视或者小说之中大部分都是明清两代，毕竟它们距离现在最近，也方便大家理解。 “谏官”我们就简单介绍到这里，下面再来谈谈御史。 御史的历史和谏官一样，御史的历史也很悠久，不过它最初设立的目的却并非为了“监察”，而是作为记录历史的职责所在。  御史腰牌 商周时期的“御史”是属于史官、秘书官，负责记录发生的事，如外国使臣献国书，常由御史接受；而两位国君相会，常由御史在旁记录等，比如著名的赵国大夫蔺相如去秦国参加渑池之会的时候，就曾经提到过这个“御史”，让他来记录史书。
不过自从秦始皇建立了秦国之后，御史就不再是史官，而是后世熟识的国家监察系统的官员—— 《 汉书 ·百官公卿表》：“监御史，秦官，掌监郡，汉省。”。 而在后世的各朝各代，也几乎一直沿用了这种制度，区别的只是名称，种类和品级的不同而已。  比如汉朝的侍御史和治书侍御史，曹魏增殿中侍御史，晋又有督运御史，符节御史，检校御史。北朝魏，齐沿设检校御史，隋改为监察御史， 唐有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宋同。元有治书而无殿中。明、清以监察御史分道纠察等等。 到这里大家应该已经对“谏官”和“御史”的异同有初步了解了吧？简单来说，两者同为监察体系的重要官员，不过“谏官”的对象更多是君主，而“御史”则是百官，这是它们最大的区别。 接下来我们再来以宋朝为例，再深入说明一下这两者的特点。 宋朝的谏官御史众所周知，宋朝是历朝历代对文官（士大夫）最为重视和尊重的朝代，因此绝对不乏优秀的文官和细致的体制。  宋代很重视谏官，专门从“三省”中的门下省分出一个谏院与三省并行，以左右谏议大夫 为长官，加上门下省的“给事中”，合称为“给谏 ”。 不过由于宋朝特殊的“官”“职”分离制度，导致许多“谏官”本身还兼任了许多其余官职，再加上宋朝皇权的加强，使得许多谏官不敢去规劝皇帝的过失，而只敢以弹劾官员为责任——等于是越俎代庖，抢了“御史”的饭碗，后来两者逐渐混而为一，御史多由谏官兼权，谏官又往往分行御史的职权。 这种“台谏合流”有利有弊，弊端就是不管谏官还是御史，大部分的“监察”对象都开始向官员集中，对于君主的谏言和规劝就大大的减弱了，但是利处就是碰到比较优秀而且正直的台谏官员，就会老虎苍蝇一起打，连官员带帝王一起弹劾。  这里面最著名的例子非包拯包青天莫属，他在庆历三年（1043）曾担任监察御史里行和监察御史，1050年又担任知谏院，可这位大人根本不管他是做“御史”还是“谏官”，反正就是看见谁有问题就弹劾谁，而且绝不妥协，追查到底。 比如仁宗的宠妃张温成的伯父张尧佐曾经靠着“皇亲国戚”的身份短时间内青云直上，甚至还知开封府和三司使这样的极其重要的职位，而他本人无论能力还是操守都不行，就被包拯连续弹劾过多达六次。 而且最激烈的时候他曾经当面和仁宗理论，非要仁宗罢免张尧佐的宣徽南院使等职位，一开始仁宗不肯答应，包拯越说越激动，唾沫星子都喷了仁宗一脸，仁宗只能摆驾回宫，然后包拯不依不饶，又拉着当时的宰相文彦博和宋庠理论个不停，把两位丞相搞的窘态摆出，狼狈不堪。  最后仁宗无奈，在包大人这种“上谏君主，下弹百官”的全方位无死角攻势之下，只能妥协，宣布削去张尧佐的宣徽使和景灵宫使，这件事才告一段落。 而如果这件事还要按照老规矩“谏官”和“御史”两个官职“泾渭分明”的话，就无法取得这样理想的效果了，毕竟皇帝和丞相还能互相掩护，和和稀泥之类的，现在包拯索性就谏官御史的责任一起干了，皇帝大臣一起怼，最后取得了良好效果。 红尘君说上面我们简单谈了“谏官”和“御史”的历史，也讨论了这两个官职的相同和不同之处，并且又以宋朝为背景，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分析。 俗话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无论是君主还是官员，不管他们能力多强，见识多高，也都必须要有足够的监管和谏言体系来帮助他们，才能尽可能的减少自己的错误。 所以无论谏官也好，御史也好，其实都是监察系统中的重要组成，对于帝王和重臣的权力监督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不过由于封建王朝的“家天下”的机制，导致专制皇权扩大到不被限制、不能控制、不受制约的高度，这就超越了监察系统的权力范围了，但这个乃是封建王朝的固有问题，是很难得到彻底解决的。 参考文献： 《宋史》 《周礼》 《史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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