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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奈
《清代的案与刑》 郑小悠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谈到中国古代法律的特点，礼法结合可算是最突出的一点。可能大家对于古代的各种刑罚印象深刻，凌迟、车裂、烹杀、诛族之类的酷刑总让人感觉残酷异常。随着清朝各种案件被影视剧搬上银幕，观众对于清朝、对于古代中国的司法有着不好的印象。在封建集权社会中，从夏商周到明清，中国的司法制度已随时代在进步。清朝的历代皇帝都很重视刑法，由礼教延伸出“慎重刑章”的思想是当时清朝刑罚使用的基本方针。可以说清朝在司法方面是历朝历代之最，其完善程度已经是封建专制王朝的顶峰了，办理案件比之前王朝还是相对公平的。 清朝并没有明确审级和制定终审制度，老百姓要是觉得不公，可以绕开当地往上反映，甚至可以向皇帝告御状。案子的最终审判权并不一定局限在某一个人的身上，可以更自由地避免因为权力导致的冤假错案。但是，为什么在这种看似自由、公平的制度下却诞生了这么多的冤案。我们在北大历史系博士、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郑小悠的《清代的案与刑》一书中，通过案例分析梳理整个案件的演变流程，会发现清朝刑法制度的致命弱点。 这本书并不是一本有关法律或者历史的学术著作，算是一本通俗的以法律看历史的普及读物。书中内容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编《旧案重审》，以雍正至光绪年间的多桩大案为线，还原案件过程，理性从中审视一桩普通的案件是如何变成了引起皇帝关注的要案。下编《刑期无刑》，则剖析清朝法制体系，展现了清朝法制体系的审案流程、机构设置、人事机制以及明暗规则。尤其是在清朝本来宽松可以越级上告的制度中，如何因为各级官府的拉锯，上级与下级、中央与地方、皇帝与官僚群体间的矛盾，而让一个普通的民事案件变成了牵连数人的政治案件。 案件中的人事斗争 在现代社会体系中，地方官员并不具体负责司法方面的事物，有专业的司法机关办理，这便让司法与政治进行了一层隔离，两方互不影响。但在中国古代，一方官员不仅要管理军、政、民三方面的事物，同时也负责侦查、破案、审判等司法方面的工作。案件侦破的效率，审判的公正与否，在当地引起的舆情，都包含进对官员政绩的考核中，很大程度影响到了官员的仕途。司法的主导权不在法律而在政治，官场的人际关系，官员的利益得失，幕前幕后的政治势力，还有中国人最注重的面子问题，一下就让一起普通的案件变得复杂起来。书中写的第一案就为我们揭示了清朝官场的复杂人事关系。 雍正末年，湖北麻城男子涂如松的妻子杨氏忽然失踪。杨家在当地颇有势力，知道夫妻俩经常闹矛盾，便怀疑涂如松杀害了杨氏，告发了他。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杨家人买通他人做伪证，要把案子坐实。在古代中国的刑事案件操作中，素来重视口供而轻物证，我们经常能听到屈打成招的被告，因为只要一认罪，即使物证不全，这案子就算结了。 在麻城的案件中，知县严刑拷打涂如松，让他招供。但在新知县汤应求上任后，则重审此案，认为证据不足，否定涂如松杀妻，并将其释放。后来，在当地河滩发现一具男尸，杨家人非把他认作杨氏，全家大闹县衙，再次上告。事情捅到了省里，省里便派当时在湖北官场势头正旺的广济县知县高人杰来会审此案。高人杰除了是名特派员外，还有另一个身份，就是当时湖广总督迈柱重点培养的人才。高人杰到来后把白的说成黑的，一口断定这是杀妻案，严刑拷打做伪证逼涂如松认罪，并且把前任知县汤应求也牵连进来，涂如松此时只想求速死，这案子就当完结了，能赶紧向上级呈报等待判决。这件案子嫌疑人涂如松被用刑至双膝见白骨，刑审过程中有八名证人被打死，二十一名有往来的邻里被连累，六座坟墓被挖，为此倾家荡产的人更达百人之多。一个小小的县城被一件案子整得昏天黑地。在湖广总督迈柱的支持下，处决文书终于下来，这个冤案似乎就要被坐实了。但此时杨氏的意外现身，让此事瞬间升级。 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整个案件走到这一步，案件的公正与否已经隐藏在湖北的官场斗争中了。当时新上任的湖北巡抚吴应棻与迈柱素来不和，就想借此案斗倒迈柱。“杀人凶手”将要被处斩，而“受害者”却依然在世，这显然说不过去。而时局也已变化，此时雍正皇帝已死，新登基的乾隆皇帝一改父亲奉行的“刑政尚严”的宗旨，而改为“尚宽”。因此吴应棻在上奏后，得到了乾隆的支持，重审此案。 此案的走势现在无论是黑是白都涉及一众官员的仕途，湖北官场的派系之间剑拔弩张，光靠湖北内部已经无法平复此案带来的影响。而现在被攻击的焦点人物迈柱，他的女婿鄂尔泰还是雍正指定的辅政大臣。这一层又一层关系的包裹，就连乾隆皇帝也没办法，明知错在迈柱，但只能各打五十大板，将两人一起调离。又恰逢新皇帝登基大赦天下，因此担了主要责任的小官，有功的也不升迁，有过的也没有太大的苛责。案件虽然还了涂如松清白，但造成的影响却让所有涉及案件的人员，都因此而改变了人生。此案后在清朝大文人袁枚的笔下，成为两本知名的畅销书，也因此在当时和后世流传甚广。 地方案成御案 第一案如果说成是人为也无可厚非，毕竟制度上的缺陷隐藏在背后。而有些案子则是比较明显，是从清朝司法制度上的显性缺点所延伸出来的。清朝的地方司法系统，一直存在着一个人尽皆知、影响恶劣却又让各级官员无法解决的现象——讳盗诬良。嘉庆、道光年间著名幕臣包世臣曾作《书三案始末》，记载了嘉庆年间的三件大案，其中就有“泰安徐文诰案”，这就是一起典型的讳盗诬良案。在《清代的案与刑》中，作者对这件案子进行了深度解析。 嘉庆二十一年六月三十日，泰山脚下的泰安县巨富徐文诰家中闯入了一伙盗寇，徐文诰和弟弟徐文显率家丁持火枪反击。盗贼被击退后，发现家中养的武士柏永柱被盗贼杀害了。徐文诰去县里报案，知县汪汝弼亲自勘查现场后，仅凭不齐全的证据和猜想便判断是徐文诰杀死了柏永柱。而后知县诱导徐文诰，“把罪认了交点钱，咱们两者都好”。徐文诰出身富贵之家，一下就明白了这个官场潜规则，知县准备“讳盗诬良”，于是出于自保，托人给知县送礼以求自己太平。而这反倒给了知县汪汝弼口实，说他做贼心虚要抓他。 徐文诰在逃跑期间上到省里鸣冤。时任山东按察使的程国仁是汪汝弼的同乡，又曾同在翰林院任职，有心偏袒汪汝弼。听了汪汝弼的一面之词后，程国仁将案子交给济南知府严审，济南知府了解上级的心思，于是严刑拷打逼徐文诰画押认罪。徐文诰的案子定罪后上报刑部。刑部仅凭上奏文书就看出其中疑点重重，驳回要求地方重审。而地方则变本加厉，将“殴杀”长工变为“故杀”长工，原来的徒刑也改成了死刑。徐文诰弟弟徐文显见哥哥得救无望便赴京，到督察院上告。嘉庆皇帝接状大为恼怒，复用之前被革职的直隶总督温承惠为山东按察使，审理此案。 作者在当时的资料中找到了对于当时官场风气分析的证据，比如在清朝名臣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中，纪晓岚借阴曹书吏之口，讲述了当时官场断案的“四救四不救”即：救生不救死，救官不救民，救大不救小，救旧不救新。其中“救官不救民”说的是，像民告官的案子，百姓赢了，那案件的审理官和被告的官员，上下一牵扯可能一大批人就要下台遭殃；而百姓输了，那不过是百姓一人或徒刑或充军，不会牵连别人。这种官场潜规则在当时盛行，因此我们看清朝民告官的案例，大多没有好结果。要知道纪晓岚所生活的时代，还是相对比较太平的康乾盛世，在他的眼里清朝的司法审判就已经这般无可奈何了。 在徐文诰一案中，新任山东按察使温承惠到了济南，立马从盗贼身上找到了突破口，按照清朝法律，强盗案获盗过半、证据确凿，就可以结案。因此，温承惠怕局势有变，悄悄地派人远赴吉林将案件主犯缉拿归案。此时案件已然明朗，基本上可以结案还徐文诰清白。但此时程国仁是山东巡抚，他作为前任山东按察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的势力便骚动起来。很快，温承惠被山东官场排挤、陷害被调离了山东。案件又拐了回来，徐文诰见势不好竟越狱上京告状。程国仁派人拦截均无果，最终，嘉庆皇帝得知后，再派人专办此案，徐文诰才能得以沉冤昭雪，一批官员因此被处理。 “讳盗诬良”的幕后黑手 跟着作者回头看此案，最初就是一个强盗案，为什么要诬陷好人呢，也不是为了受贿。而且据作者介绍，按照《大清律例》和《吏部处分则例》，地方官“讳盗诬良”一旦被发现是要反坐的，也就是诬告别人什么罪自己就会被判什么罪。相比较现代法律的处罚手段而言，可谓非常严厉了。那为什么这些地方官员还愿意冒这么大的风险去讳盗诬良呢？ 根源还是在于清朝官员考绩制度。根据律例，如果地方发生强盗案，地方大小文武官员又没能在一定期限内将盗贼抓获，就有“疏防”之罪，要被给予处分。处分的轻重根据盗情的严重程度，以及官员对此事责任大小、盗贼被抓获的时间长短而定。可以说清朝对于强盗、流寇是非常重视的，但是对于官员来说，却是避之唯恐不及。我们在案例中可以知道，比如第一案“麻城案”中，断案的五年间湖北巡抚就换了五任，就可见当时官吏流动之频繁。像强盗案这么棘手却又难以抓捕的案件，各级官员都不愿在自己的任上碰到。而且自道光朝以后，因为盗案频发，对于官员的要求也更加严格。地方一旦有强盗案发生，无论能否抓获，督抚直接先把该地父母官的顶戴摘去，限时缉拿盗贼，处罚也比之前更重。 在当时既没有身份证，也没有摄像头，更没有人脸识别，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抓捕盗寇可以说是非常难。清朝当时人口已经突破三亿，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员流动频繁，根本无从下手。即使是官府能够抓到强盗，一旦被劫狱或是被虐待致死，亦或者是囚犯越狱，地方官员不但没功还要从重处罚。所以，地方官遇到盗案，能不报就不报，本着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态度，平稳度过自己的任期。而遇到一些因强盗引起的大案，一些心术不正的官员，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就会做出诬良的举动。诬良的案子，只要地方官有足够的势力，多数百姓还是难以像徐文诰似的，有财力人力和自救的信念与之周旋的，多数背上冤案，成为地方官的政绩。由此可见，即使是风险如此之大，但在绝对的权力结构之下，一套过于理想主义的畸形绩效考核制度，才是“讳盗诬良”的幕后黑手。 《清代的案与刑》一书所选的案子都是普通案件，但其曲折程度不亚于“清末四大奇案”。每件案子的背后都是复杂的，并不是贪污腐败四个字就能概括的。作者本想是讲讲清朝的司法、政治制度，但她用了个巧妙的方式，用案件、用故事为读者讲述这些奇案、大案发生的原由，同时又深度挖掘出隐藏在清朝体制中的弊病。作者向读者揭示，清朝在司法制度上的致命弱点和清朝官场人情的复杂黏腻。一些微小的因素，一些办案人、嫌疑人、证人的心理变化都能成为案件的干扰因素，让案件变得奇幻不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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