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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一席里张双南教授反对把阴阳、五行当做科学的演讲，又回看了中科院格致论道讲坛里张双南教授和孙小淳教授关于“阴阳五行”是否应该写入《中国公民基本科学素质基准》的激烈讨论。二者皆是物理学出身，有留学经历。前者现为天体物理学家，他的基本观点是：由古希腊发展而来的现代科学观是唯一的、必然的正确的科学，因此，中国人应坚决批判并完全摒弃由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认为其不是科学，只是一种文化），师夷长技以制夷，才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后者为自然科学史学家，持有观点：中国古代哲学理论从本质上来讲，是“广义科学”（“科学”一词是近代才有的，中国古代并无，此处无法概括性描述，只好加上“广义”二字以作区别），即从广义的科学内涵认可“阴阳”“五行”对中国发展的贡献，并且应当继续发扬。 他俩的争辩，让我看清楚一个事实：现代科学家（曾全盘接受西方现代科学教育）的确是谨言甚微的、对错分明的，换而言之，似乎也相对狭隘和不包容。而历史学家则更加尊重事物发展的历史性，因此更具包容性和辩证性。这一点，我是比较欣赏孙小淳教授的。我个人认为张教授对阴阳、五行存在既定的偏见，他把李约瑟难题归结于此。而且从他的论点“现代人的衣食住行都是来自于科学”、“中医部分有效只是因为中草药有效，与阴阳五行无关”，让我不得不觉得，他并未真正认识阴阳五行理论就不留余地地批判，好似举着“科学”旗帜的傲慢沙文主义。 主持人陈平教授最后表明的个人观点就非常暧昧：他说自己与孙小淳教授关系好，但是观点却与张双南教授一致，立场与观点出现分裂。所以最后提出：这个问题应该视情况而定，当中国比较落后的时候应该遵循狭义的科学观，而逐渐强大之后再用广义的科学观也未尝不可，但关键就是如何来界定当下是否强大。 如果非得要讲明我的观点的话，我赞同孙小淳教授的观点。但是还是忍不住发问，为什么要用是否“科学”来评价中国古代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论呢？引用读吴国盛《什么是科学》时做的读书笔记阐述几个问题： 一、科学的的源头。“科学”这个词，是从日本传入的舶来品，其起源于对理性精神充满崇敬的古希腊人的episteme，主要分支科目是数学和哲学。science这个词是中世纪才发展起来的，主要分支是神学、数学和哲学。而在现代，德语中的wissenschaft综合了科学和哲学的含义，与前者最为相近。这与 “格物致知”相近，多用朱熹的解读：通过研究事物的原理而获得知识。但是在近代中国史上由于西学术语的翻译偏差，最终采用了从日本传来的“科学”一词。而日本的“科学”一词沿袭了西方英语Science的用法，默认为natural science。加上中国本土的对于这一词的运用，逐渐变为可分科性的、够转化为技术力量的。所以，这个观念只是西方历史悠久的“科学”传统的末，而非本。因此于在中国文化熏陶下长大的国人、学习西方知识的国人、以及西方人这三类人而言，“科学”的观念及意识形态简直就是风马牛不相及，对于某事物的科学性的争论，是没有意义的。 二、对当代科学的评价。“求力意志”是现代科学的一大特点。古希腊的科学是求真科学，追求的是真理；现代科学是求力科学，追求的是改造自然。“求力意志”是现代实验科学的核心，它是基督教赋予的，实验科学是人类征服自然的手段：实验科学是用来拷问自然，让自然吐露秘密的方法。这和中国传统观念中反对过分张扬的理念不同，因此现代实验科学不可能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发展出来。虽然现代的科学成果比古代人高，但是现代的科学思想真的就一定优于古代人吗？把自然放进实验室里拷打这种进攻性思维真的值得提倡吗？真的能走得更远吗？无论从科学本身成果的角度讲还是从对社会的影响角度讲，答案都是并不一定。 三、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这个由“李约瑟难题”引发的论点其实是一个定义的问题、观念上的问题而不是历史问题。中国的自然地理环境，孕育出以农耕为主导的文明，定居文化成为一种常态，地缘即是血缘，血缘秩序成为一切其他社会秩序的基础和范本，血缘文化的核心是亲情，血缘亲情关系又是一种差序关系，于是处理社会关系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大难题，所以需要塑造一颗“仁人之心”，对应的人文形式便是礼，“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就“科学”为格物致知的概念而言，科学的确是中国文化对于人的要求中最初级的、原始的阶段。尽管最终和最高的目标不是知识本身，而是指向一种正确的人生态度、伦理要求、人生修养。这一点证明，古代中国是有科学的。但是，如果将科学的定义当作西方历史上出现的主流科学，那么中国古代根本就没有科学，近代科学也不会在中国产生。所以基于对不同文化下对于“科学”的不同的定义，可以得出不同的解答。而中国现代史上以任鸿隽先生《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为代表的多篇以“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的文章，都把“中国古代无科学”作为当然前提。后来李约瑟提出一种新的问法，“中国古代科技很发达，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我们不得而知，李约瑟的“科学”指的是什么。书中就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为例，分析了李约瑟范式的局限性，认为 “李约瑟难题”本身就是一个存在问题的问题。讨论有无问题的意义，不在于得出一个有或无的答案，而在于推进对科学的理解。 四、发展中国文化中博物学的优势。博物学（natural history，自然志）是与自然哲学（natural philosophy）相对应的另一种知识体系。即着眼于事物的具体性（而非抽象概念）探讨事物的直接经验特征（而非一般的本质）的科学。数理科学（自然哲学演化的一种产物）是希腊人的独特创造，而每一种古代文明都有自己的自然志传统。而中国文明的优势在于技与博物学(天、地、农、医)，而不在数理科学。所以，单纯地把数理科学作为手段和工具带入中国，如同外来入侵物种一样，没有天敌，没有制约因素，对中国文明酿成严重的危机而未能为国人所知，也无法动员自身文化的资源以克制这场危机。若能把博物学视作一种合法的科学传统，有助以宽阔的视野容纳非西方文明，为非西方文明之中的“科学”正名，扩展“科学”的内涵，重建科学谱系。 由此看来，阴阳、五行理论的确存有格物致知的内涵，而这也是古代社会教化的基本素养，在此基础上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治国平天下，而非立志于征服自然、征服世界、征服宇宙。反观当今世界政治治理现状，西方国家价值观念固化、阶级矛盾一天天激化，现代科学发展水平与人民大众反智程度几乎正相关，我不禁猜想，这是否与科学发展与人文教化严重失衡有关。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古代哲学理论是相当成功的。阴阳、五行之含义不仅仅应用于自然科学发展，还需要关注到社会科学（此处仅是借用该词），就好比前者为阳，后者为阴。因此，万事万物无法背离阴阳理论，一个几百年来无法被证伪、却又能应用于百科的理论，难道不是高于狭义“科学”的内涵吗？怎么就不应该写入《中国公民基本科学素质基准》了？ 中医是否“科学”，恐怕是中医学子的梦魇。这么多年过去，我现在终于可以自信地回答这个问题。 茵陈三月 2021-2-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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