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授衔，4位原志愿军参谋长，为何军衔等级差距大？

1955年9月，中央军委在中南海紫光阁举行了盛大的授衔授勋仪式，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首次被授衔的1048位开国将帅由此诞生。长期以来，关于六十多年前的将帅评定，一直是很多人喜欢讨论的话题，之前我们也闲聊过一些与邓小平、叶挺等人有关的评衔故事。

今天我们要聊到的四位将军，有一个共同的经历：都曾在朝鲜战场上，担任过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但让人不解的是，有着同样一段非凡履历的四个人，在授衔时却出现了两个上将，两个少将的巨大差距。在分析这其中的原因之前，还是先简单介绍一下这四位将军。

志愿军首任参谋长：解方

解方（彭总左侧）

解方原名解如川，吉林人，早年在张学良的推荐下，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1930年学成回国，在东北军任职，期间还做过少帅张学良的副官，1936年解方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军中秘密从事兵运工作。1940年由于身份暴露，解方奉命撤回到延安，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军委情报部第三局局长、八路军120师358旅参谋长和吕梁军区参谋长等职。解放战争爆发后，他历任辽宁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东北野战军纵队副司令员和第十二兵团参谋长等职。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解方出任志愿军第一任参谋长，在彭德怀的直接领导下，参与指挥了第一至第五次战役，1951年作为谈判代表，奉命参加朝鲜停战谈判。1955年，解方被授予少将军衔。

志愿军第二任参谋长：张文舟

张文舟

张文舟原名霍昭汉，山西沁县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从事兵运工作，1935年加入红军队伍，参加了陕北苏区反“围剿”和西征。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先后担任过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陕甘宁三边军分区参谋长和警备第三旅副旅长等职。解放战争期间，张文舟出任西北野战军参谋长，和彭德怀一起指挥了解放大西北的战役战斗。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结束后，解方参加停战谈判，张文舟出任志愿军代理参谋长，参与指挥了金城反击战和上甘岭战役，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志愿军第三任参谋长：李达

李达

李达原名李德三，陕西眉县人。早年就读于西北军第二军官学校，毕业后在国民革命军第2军任职。1931年，李达追随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人参加了“宁都起义”，之后加入红军队伍，次年9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李达担任红6军团参谋长，随队西征。之后又调任贺龙的红2军团任参谋长，参与创建湘鄂川黔苏区和指挥反“围剿”作战。长征结束后，红军改编，李达被任命为红二方面军参谋长。抗战爆发后，李达担任八路军129师参谋处处长跟随大部队开赴抗日前线，不久之后开始担任129师参谋长。抗战结束后，李达出任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兼太行纵队司令员，参与指挥反击国民党的上党战役，有力地配合了重庆停战谈判。解放战争时期，李达先后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参谋长、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参谋长、第二野战军参谋长兼特种兵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等职。1953年奉命赶赴朝鲜战场，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参与组织指挥了夏季反击战役。1955年，李达被授予上将军衔。

志愿军第四任参谋长：杨勇

杨勇

杨勇原名杨世峻，湖南浏阳县人。1927年，不满14岁的杨勇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了浏阳农军攻打长沙的战斗。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分配到红三军团第八军任职。1933年10月，任红三军团第四师十团政委，参加了中央根据地数次反“围剿”作战。长征结束后，杨勇先后任红一方面军第1军团1师、4师政委。抗日战争爆发后，杨勇任八路军第115师343旅686团副团长兼政治委员，率部参加平型关战斗。1939年奉命开辟鲁西抗日根据地，尔后出任第115师独立旅旅长兼政治委员。1945年，杨勇担任新组建的晋鲁豫军区第七纵队司令员，指挥参与了肃清残余日伪据点的战斗。解放战争时期，杨勇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纵队司令员，率部参加豫北攻势。1949年2月任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司令员，参加渡江和解放大西南等战役。1953年杨勇率第20兵团入朝作战，一年后出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先后四任志愿军参谋长，在1955年授衔时，却出现两个上将，两个少将。究其原因，其实也不难分析。

1955年颁布并实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的第十条明确规定：授予军官军衔，应以现任职务、政治品质、业务能力、在军队中服务的经历和对革命事业的贡献为依据。

1955年授衔授勋仪式

四位将军的政治品质与业务能力暂且不去评论，单从军队服务经历与现任职务来比较，就可以看出他们军衔级别差距大的原因。

首先，军队服务经历差距明显

从上面简单讲述的四位将军履历来看，李达与杨勇的军队服务经历更长，都经历过反“围剿”与长征等极具意义的重大革命军事活动。当解方和张文舟刚加入红军的时候，李达与杨勇就已经开始担任红军师一级领导干部了。不管是在抗日还是解放战争时期，李达与杨勇在军队职务上都要高于解方和张文舟。这样的资历差别，必然会导致四人授衔的级别肯定会不一样。

其次，授衔时的现任职务等级差距大

尽管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上规定了授衔的依据，但实际上在评级授衔时就一句话：现任职务为主，军队资历为辅。比如：军委主席是大元帅，军委副主席都是元帅。也就是说，授衔时期的现任职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军衔的高低。

1955年授衔时，解方当时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副教育长。按照单位级别划分，军事学院属于大军区级单位，也就是说院长对应的是上将（刘伯承元帅之所以担任首任院长，那是出于组建初期的特殊考虑，采取的“低职高聘”），教育长对应的是中将，而解方作为军事学院副教育长，对应的等级也就是少将。

张文舟从朝鲜归国后，就一直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装甲系主任，这一职务与副教育长解方一样，对应的也是少将。

相比之下，李达在1955年授衔时，任国防部副部长，同时还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和计划部、监察部部长；杨勇在1955年7月的时候已经是志愿军司令员。这里的国防部副部长与志愿军司令员对应的等级那起码就应该是上将。

解方、张文舟、李达、杨勇四人在授衔时的职务等级不同，是导致其授衔级别不同的一个主要原因。

还有一点需要强调，尽管他们四人都担任过志愿军参谋长一职，但实际上那是“同职不同级”的特殊情况。

志愿军首任参谋长解方乘车前往参与朝鲜停战谈判

众所周知，朝鲜战争爆发后，党中央高瞻远瞩，在东北以第十三兵团为基础迅速组建了东北边防军。此时担任第十二兵团参谋长的解方作为一名地地道道的东北人，被调入东北边防军担任参谋长。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东北边防军改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此时的志愿军共计6个军，20多万人，这个时候，由解方担任参谋长实际上是“高职低聘”。包括张文舟在代理参谋长时，也一样是这种情况。

但李达和杨勇的情况就不一样。随着战事延续，双方投入兵力越来越多，第五次战役结束后，志愿军参战人数将近百万，此时的志愿军那早已不是入朝初期的级别了。一方面出于停战谈判需要，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指挥部队，必须选用级别更高的人来担当一些主要领导职位。所以中央才会陆续任命陈赓、李达、杨得志、杨勇等人加入志愿军领导班子。

正因为如此，虽然解方、张文舟、李达和杨勇都担任过志愿军参谋长，但并不代表他们是平级的。“同职不同级”的情况，是在很多特殊时期都会运用的一种人事安排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