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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在江西南昌举行了武装起义，打响了我党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那一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从1927年8月1日—1949年10月1日，我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历了二十余年的革命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自建军以来，我军本着官兵平等、一致的原则，二十余年没有在军中实施军衔制度，直到1955年，新中国才举行了首次全军授衔仪式。 我军之所以要进行全军大授衔，主要是为了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此举同国际接轨，对全军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55年全军首次大授衔，军衔的参考主要是根据授衔者的职务、资历、战功等方面进行全面衡量。从授衔的结果来看，还是非常公平的，没有太多的争议。  授衔结果出来后，绝大部分高级将领对自己的军衔还是满意的，有个别有所不满，王近山将军。一些军迷觉得王近山的军衔授低了，理应授上将，还有资历出众的萧克，起码应该是大将。 理性分析一下，我军确实有两位高级将领，由于一些特殊原因，导致所授军衔偏低，只不过并不是萧克和王近山。 王近山和萧克的军衔低吗？土地革命战争期间，萧克和王近山的资历还是较高的，尤其是萧克，他更是担任过军团长、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等要职，王近山也不差，最高职务是红31军第93师师长。按照这个资历，王近山可授中将、上将，萧克更是大将起步了。  当然，土地革命时期的资历和职务，只是授衔参考的一个标准，不代表全部，比重不是特别高。到了全面抗战初期，王近山担任八路军129师386旅772团副团长，初始职务不是很高，同一时期，八路军主力团的各位团长如张才千、王尚荣、刘转连等人，1955年全军大授衔是中将，这么说来，王近山授中将是合理的。 萧克担任的是八路军120师副师长，初始职务很高，还是元帅或者大将的级别。可授衔不仅仅看职务，还要看贡献，萧克在抗日、解放战争中的表现并不是非常出色，战功不是很高。尤其在担任冀热察挺进军司令期间，率领八路军主力部队没有打开局面，造成不小的损失。相反，聂荣臻却能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萧克没能成功，后来成了聂荣臻的副手。  解放战争期间，萧克的职务没有优势了，担任四野参谋长，四大野战军的参谋长，最高军衔就是上将，其中一野和三野的参谋长是中将。同一时期，王近山担任的最高职务是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副司令员，这个职务可授上将或中将，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1952年3月，我军各级干部的评定级别是全军大授衔最重要的参考标准。当时，王近山是志愿军3兵团副政委，副兵团级，萧克是军委军训部部长，正兵团级。  正兵团级授上将，副兵团级授中将，那是常规、普遍的授衔规则。因此，萧克和王近山的军衔是按照正常标准授予的，不存在授低的情况。 两位将军军衔偏低首次参与大授衔的高级将领多达一千余人，授衔工作量之大，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在规则的框架范围内，也要考虑到一些特殊的情况，有两位高级将领，就在这个“特殊”情况下，军衔授低了，分别是贺晋年和解方。 贺晋年是陕北红军的创建人之一，早期革命资历没得说，抗日战争时期担任过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三旅旅长一职。解放战争时期，贺晋年是第十五兵团副司令员，同王近山的情况差不多。  建国初期，贺晋年的职务进步很快，担任东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同时兼任东北军区卫戍部队司令员、装甲兵部队司令员。1952年3月，贺晋年被评定为副兵团级，军衔是可中将可上将，再结合他后来担任大军区副司令员这个职务，如果没有意外情况，授上将也不奇怪。 高岗事件和贺晋年同是陕北红军的创建者，二人在东北军区工作期间关系很好，高岗出事后，贺晋年受到了影响，最终被授予少将军衔。 解方的情况很好理解，他没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历，缺少了重要的履历，在资历方面欠缺。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解方担任志愿军参谋长，彭德怀身边最重要的助手之一。  解方是准兵团级，可中将可少将，当彭德怀得知解方被授予少将的时候，说道：解方少将，我撑死中将！可见，一向对下属十分严格的彭德怀，也为解方抱不平了，再加上他曾担任志愿军参谋长这个重量级职务，授少将确实低了，吃了资历不足的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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