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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秋季的时候，我军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大授衔。这次授衔的主要依据是资历、职务和战功，按照这个标准，最终评选出了一千多名开国将帅。在这次授衔过程中，不少人主动让衔，比如徐帅、叶帅、许大将和徐立清将军等人。同时也有人认为自己的军衔授低了，为此还闹了一些意见。比如四野悍将钟伟，就曾扬言要把勋章挂到狗尾巴上去。
还有一些朋友认为解方和萧克的军衔也授低了。但说实话，这三个人的军衔都没有低授。钟伟虽然担任过四野的纵队司令，在东北战场上的表现也十分突出，但他的资历太浅，解放战争以前长期担任政工干部，战功稍显不足。而且四野大军进军广西时，他在青树坪遭到了白崇禧的伏击，损失很大。因此综合衡量之后，他被授予少将军衔还是比较恰当的。 解方被授少将同样也不低，大授衔时四大野战军的参谋长不是中将就是上将，解方担任过志愿军的参谋长但最终却被授予少将军衔，因此不少朋友认为他的军衔授低了。但授衔的标准不仅仅是曾经担任过的职务，资历也是很重要的一项，而解方在资历上是比较欠缺的，他没有参加过红军，也没有经历过长征。 当年大授衔的时候，除了国军起义将领之外，凡是没有红军时期经历的将领，最高的军衔就是少将。因此从这一点来说，解方的军衔也没有低授。再说一下萧克，他红军时期担任过红二方面军的副总指挥，八路军初期担任过120师的副师长，单看资历的话最少也是大将。
但他在抗日战场和解放战场上的表现却一言难尽，在120师干了一年多的副师长之后，萧克迎来了一个独当一面的机会，他被任命为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前往平西一带开创新局面。当时冀热察挺进军管辖的范围很广，包括了平西、平北和冀东，堪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但遗憾的是萧克在这里经营了三年多，不仅没能打开新局面，最后连生存都成了问题。1942年的时候，挺进军的番号被撤销，萧克来到晋察冀给聂荣臻当副手。解放战争爆发后，他曾担任过华北第二野战军司令员，但在战场上的表现很一般，不久后职务被杨得志取代，之后萧克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办军校上，直到解放战争末期才接替刘亚楼出任四野参谋长。因此综合衡量来看，萧克的军衔并没有低授。 这次大授衔时真正被低授了的是谭友林少将，负责评衔工作的罗荣桓为此还亲自向他道了歉。谭友林是湖北江陵人，9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带着他艰难生活。13岁那年谭友林加入了红军队伍，由于勇敢善战，多次立功，19岁时他就担任了红二军团第5师的师政委。第5师是红二军团的头等主力，师长是贺老总手下头号猛将贺炳炎（55上将）。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谭友林来到新四军工作，担任新四军第4师12旅旅长。当时该师的师长是著名的战将彭雪枫，另外两个旅长分别是刘震和腾海清，55年授衔时刘震是上将，滕海清为中将。抗战胜利后，谭友林跟随部队进入东北。在长期的征战中，他多次负伤，伤势最重的一次子弹在身体中停留了两年后才取出。 到东北后不久，谭友林旧伤复发，只能留在地方休养，伤势稍有好转，他就提出了上前线的请求。但上级鉴于他的身体状况，没有同意，安排他先在地方上剿匪，等伤势完全康复后再上前线。就这样谭友林在地方上边剿匪边养伤，两年后重返前线。虽然剿匪也是很重要的工作，但和前线打仗相比，战功就不是那么突出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职务的晋升。 从1947年8月重返前线到解放战争末期，谭友林才由师政委提升为39副军长。当时39军的军长是刘震，政委是吴信泉，副政委是李雪三。55年大授衔的时候，刘震是上将，吴信泉和李雪三都是中将。解放战争胜利后，谭友林又跟随39军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再立新功。
从朝鲜回国后，谭友林进入沈阳军区任职，担任军区公安部队司令员，属于正军级。1955年大授衔的时候，谭友林被授予少将军衔，并获得了三枚极为宝贵的一级勋章。得知这个结果后，谭友林当年在红二方面军的战友王震、萧克、李达、甘泗淇、贺炳炎（都是55上将）余秋里、王尚荣和杨秀山（55中将）联名给总政写信，要求授予谭友林中将军衔。 如果按照级别，谭友林正军级授少将并没有问题，但如果把资历、战功和职务综合在一起衡量的话，少将就有点偏低了。所以王震、萧克、李达和贺炳炎等人才会联名给总政写信，负责评衔工作的罗荣桓对此十分重视，他亲自找到谭友林谈话，并对他说：“友林同志，你的军衔授低了。凭资历、职务，与你同期的战友授的都是中将军衔。我向你承认错误，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细致。”
对此谭友林却看得很开，他说：“跟这些战友比啥？和我同期参加革命的许多战友为革命早就牺牲了，我现在儿女满堂，还当了将军，知足了！”。将军风骨，令人敬佩。2006年，谭友林将军病逝，享年91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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