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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左图右史，邺架巍巍，致知穷理，学古探微。”清华大学有着悠久的人文传统。新时期以来，学校尤其致力于人文学科的溯源与重建。王国维、李学勤二位先生，恰好是前后两个时期清华大学人文学科辉煌成就的代表人物。温故知新，我们特开辟“经典重读”栏目，着重刊发二位先生具有典范意义的出土文献类学术论著，以飨读者。 李学勤先生（1933.3.28-2019.2.24），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原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教授。今天是李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日，本刊特别推出李先生发表在2013年9月11日《光明日报》的重要论文《出土文献与古史重建》，以表达对先生的深切怀念与崇高敬仰。此文后收入先生《夏商周文明研究》（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这里即以此为据。 该文作为《光明日报》组织的“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史学话题笔谈中的核心篇章，高屋建瓴地展现了李先生对利用出土文献推动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理论思考与总结。重温先生教诲，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继承、创新研究范式和方法，将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不断推向前进。 《光明日报》（2013.9.11）“理论·史学”版版面 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然而和其他古代文明国家一样，我们的古史越向上追溯，就越显得模糊荒昧。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时间相距久远，当时能传留到后世的信息不多，同时受古人思想观念影响，真实的历史信息常与种种神话传说混杂在一起，不易分辨。因此，古史已被遗忘淡化，需要重建，而问题的核心在于重建的方法途径。 上世纪20年代开始、持续到抗战的《古史辨》大讨论，归根结底正是古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疑古学者，接续康有为、崔适的学说，对传统的古史观作了全盘的检讨清理。在这一讨论期间，王国维先生1925年在清华讲授《古史新证》，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既批评了“信古之过”，也指摘了“疑古之过”。他认为疑古学者“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所说“二重证据法”，是以“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两者互相印证。作为古史研究的方法论，王国维这一论点对学术界有深刻启发，成为后来中国古史研究和考古学密相结合的先声。 王国维所讲的“二重证据法”，是以他本人多年研究实践的丰硕成果为基础的，自然也难免受到他那个年代历史条件的限制。他在《古史新证》讲义中列举“纸上之材料”，从《尚书》《诗》《易》，一直到周秦诸子和《史记》，差不多包括了所有有关的传世典籍，而“地下之材料仅有二种”，即甲骨文字与商周金文。王国维当年只能提到这两者，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的现代考古学仍处于发轫阶段，到后来李济先生论“古史重建”时，就将田野考古放到突出的位置了。 甲骨文和金文，用现在通行的词语说，都属于出土文献，所以王国维心目中的“二重证据法”，实际上是传世典籍与出土文献的彼此印证。尽管如此，王国维依据他所能利用的出土文献甲骨金文材料，在古史研究方面取得了辉煌的业绩。他的几篇名文《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等，都是不朽的论作。特别是他对商朝世系的论证，说明了《史记·殷本纪》的基本真实可信，使“载祀六百”的商代历史存在确立无可怀疑，实在是古史研究中的大事。我们依据出土文献来重建古史，应当以王国维先生的工作作为范例。 今天，在中国考古工作迅猛发展之后，与古史研究密切关联的出土文献，其内涵的丰富、品类的繁多，都远远超出王国维那个时代所能想象。出土文献研究本身已经形成了四个学术界公认的学科分支，即甲骨学、青铜器及金文研究、战国文字研究和简帛学。通过这几个学科分支的进步，学者们正在古史重建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以下就让我们展望一下出土文献研究对古史重建可能取得哪些成果。 先谈甲骨学。近些年来，对于殷墟所出商代晚期甲骨卜辞的分期断代，学者已经建立了新的学说系统，将卜辞分别为王卜辞和非王卜辞，再把王卜辞划分为小屯村北与村中南两系，这大大便利了卜辞的整理释读，使卜辞所反映的史事更清楚准确地显现出来。 现在知道，殷墟甲骨卜辞以两个时期的为最多，一个是武丁时期，一个是商末文丁、帝乙、帝辛时期。 武丁即传世典籍中的殷高宗，据说在位59年，属于他的时期的卜辞，差不多占所有殷墟卜辞的一半。特别是小屯YH127坑和花园庄东地出土的卜辞，已经得到初步整理，相当详细地展示出武丁盛时的历史面貌。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小屯YH127坑甲骨堆模型 （编者摄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证古泽今：甲骨文文化展》） 商末的甲骨，包括村北系的黄组卜辞和村中南系的无名组晚期卜辞，数量也比较多，内容涉及重要历史事件，如对盂方、夷方等的战争等。同时，这个时期的金文亦多，不少可与甲骨卜辞联系对照，增加我们对当时历史的认识。 由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发现了在商代甲骨文以外还有西周的甲骨文。西周甲骨卜辞迄今已有一系列发现，地点广及山西、陕西、北京、河南以及山东，但是数量较为零碎。其间最重要的是陕西岐山凤雏和周公庙出土的卜甲，其卜辞对于研究周初历史有很大裨益。 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藏周公庙卜甲C10④：2 （编者摄于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寻真：北京大学考古教学与科研成果展》） 青铜器及金文的研究，虽然起源甚早，在宋代已相当发达，然而近年还是有非常大的进步。西周王室世系的证实，是一个显著的例子。上面我们已经说到王国维以来的学者怎样根据甲骨文的研究，证明了《史记》的商王室世系基本可据，但西周世系的论证要晚了许多。1976年陕西扶风庄白出土的史墙盘，列举了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的称号，作器时的“天子”是恭王，这只有世系的前一半。到了2003年，陕西眉县杨家村出土了 宝鸡市周原博物馆藏史墙盘铭文局部 （编者摄于宝鸡市周原博物馆《赫赫宗周 万邦之方：周原遗址考古成果展》） 宝鸡中国青铜器博物院藏 （编者摄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宅兹中国：宝鸡出土青铜器与金文精华》展览） 西周有三个时期的金文，数量最多，内容也最重要。 首先是周初的武王、成王时期。如利簋记伐纣牧野之战，大保簋记平武庚三监之叛， 其次是西周早期之末的昭王时期。古书所载昭王向江汉地区发展，如古本《纪年》说的征伐楚荆及到南方巡狩史事，大都可在金文中得到确证。比较重要的，关于伐楚荆有令簋、京师畯尊、胡应姬鼎等；关于南巡的有静方鼎、中方鼎、中甗、析尊卣等。 再就是西周晚期的厉王、宣王时期。过去关于厉王时历史，能从古书里知道的，差不多只有任用荣夷公专利，激发国人起义一事。由于一批当时金文，如宗周钟、伯㦰父簋、翏生盨、鄂侯驭方鼎、禹鼎等的发现和考释，大家才了解到厉王之世南夷、东夷入侵，造成战乱的情况。至于后来宣王继位，王朝对南方夷人与北方玁狁作战等情节，有不其簋、虢季子白盘、兮甲盘等金文。宣王十八年的驹父盨、二十三年的文盨，更是所谓“宣王中兴”的证据。 既属于战国文字研究，又属于简帛学，兼跨这两个学科分支的出土文献，是战国简帛。大家知道，在过去历史上有过两次战国简书的重大发现，就是西汉前期的“孔壁中经”和西晋初年的“汲冢竹书”。前者之中的古文《尚书》、后者之中的《纪年》，都长时期影响着古史的探究。近年战国简帛有一系列发现，内容为严格意义上的书籍的，主要有三批，即1993年在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郭店简，1994年上海博物馆入藏的上博简，2008年清华大学入藏的清华简。 荆门市博物馆藏郭店楚墓竹简《老子（丙本）》局部 （编者摄于山东博物馆《书于竹帛：中国简帛文化展》） 郭店简、上博简和清华简都是在公元前300年前后书写的，其文字是当时的楚文字，其性质是秦代焚书以前的书籍，书的类别则互有不同。郭店简是儒家和道家的著作，上博简亦以儒书为主。清华简则主要是经史之类的典籍，其间以《尚书》一类文献为多，也有《诗》《礼》《乐》《易》等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在清华简里面已经整理出一部完整的史书《系年》，共有23章，概要地记述了自周朝建立直至战国前期的历史。清华简还有一篇《楚居》，详细记载了楚国的世系和历世都邑所在，如结合上博简多种有关楚史轶事的篇章，可能对楚国历史有所补充修正。 可以预见，出土文献的品类和数量将越来越多，通过“二重证据法”，与传世典籍结合互证，我们一定能够更好地重建古史，阐明我们民族、国家和文明的起源。
编辑 | 子 仓 校对 | 大 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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