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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个汉字里的中国》，郭永秉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 2020年最明亮的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学术底色，毫无疑问应该归之于“中国文明”或“文明中国”——这是古代中国研究的高光点问题，中华古代文明是今日中国的根脉所在。我们不能总是纠结在王朝更替的冗长叙事中，正如冯天瑜教授所云，传统史书叙事中那些短暂的军事或政治事变，终究会为长时段的社会“结构”与历史“趋势”所左右，而发挥久远作用的是基础性的结构性要素。因而，他与姚彬彬教授合著的《中国文化元典十讲》正是致力于此。此书言简意赅、条理清晰，在轴心时代的古典世界文明图谱大背景下，精炼地分析概括了中华文化元典之构成与内涵、中华文化元典精神的近代转换与现世启迪，及其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发挥“固本培元”之用的现实价值。 “中国文明”当然不仅仅是深刻隽永的文献元典及其精神，还包括纵横相关的各种文明要素，至少，在郭永秉所著《九个汉字里的中国》一书中，我们可以从中、国、夏、天、儒、礼、法、册、民这九个字中管窥中华文明的根基之构成。虽然我们也总在“信古”与“疑古”的学术探索中进进出出，但无论是良渚文明还是石峁古城，都让我们对早期中华文明的“满天繁星”欣喜不已。不过，这就更需要学者们严谨求实的研究，为我们的热忱向往来守夜把关，所以还是要读读夏含夷的《三代损益记：夏商周文化史研究》，此书收录其18篇论文，以青铜器和断代研究、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经学研究三个维度展开，顺耳逆耳、斟酌损益。 当然，研究视角的转换也相当重要，站在古代边疆地区的特定环境中来审视中原中心，一定会有意外的收获。在过去的正统王朝史观的视野中，欧亚大陆东部草原地区和古代中国之间是有着各种刻板的文化界限的，非此即彼。然而曹玮等著《古代中国与欧亚大陆：边疆地区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700年的金属制品、墓葬习俗和文化认同》，提出这些界限都是虚构的，是为了迎合约定俗成的世界观而设立。书中所提出的从技术格局、个体格局、地域格局、氏族格局来认识问题的角度，使得我们认识文明及其融合交流的视角不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复合的。《古代中国与欧亚大陆》吸收了当前人类学和考古学研究中有关边疆研究最为流行的理论，以全新的视角讨论古代中国北方各地区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700年间的青铜文化的多样性。 如果我们眼睛里的文明仅仅是那些锈迹斑斑的青铜礼器和高蹈的微言大义，那我们就是无视自己站立的大地。彼得·贝尔伍德在其《最早的农人：农业社会的起源》一书中说“没人能否认，如果没有食物生产，今天的这个世界就不可能存在，我们大多数人也不会存在”，显而易见的趋势是，那些曾经被忽视的，将一步步进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中来。正如《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作者贾雷德·戴蒙德教授所言，此书对于农业起源与扩散的全球性论述，是理解人类社会、考古、语言、遗传乃至当今不平等现象的基础，更是在全球人类史前史的语境下认识中华农业文明起源的重要著作。 可以与之一起读的，是日本学者冈村秀典的《中国文明：农业与礼制的考古学》，这本著作，将农业与礼制放在王朝交替、文化变更、社会进展的洪流中，用考古学的方法和文献学、动物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透视中华文明的形成历程。传统历史学以文献操作为主的单一线性叙事范式，被以考古为中心的复调式讨论所替代，历史的立体图景和生活场景得以栩栩如生。 在复调的历史叙事构建方面，梁云先生的《西垂有声：〈史记·秦本纪〉的考古学解读》更是一个典范。该书以《史记·秦本纪》为主线，以相关的考古资料为《史记》作“第四家注”，很好地示范了考古与文献相互印证的优长之处。作者多年来在秦文化探源的考古一线风尘仆仆，他对《秦本纪》的体会和对考古遗址、器物的理解把握，当然是有着相当深刻的思考和认识的。此书的优长之处，是将秦人的历史从古代的文本记载、现实的地理环境、多年的考古探源中鲜活地勾勒了出来。 在“人类文明”的视野中，中国古代文明的图谱描绘不能仅仅停留在封闭的自我言说中，文献体系和王朝政治斗争叙事并不是图谱的全部。那些曾经被忽视的、那些正在被发现的，无论是文本还是精神，无论是遗址还是遗物，都应该得到更充分的重视和解读。 尚永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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