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 赵汀阳：城邦、民众和广场——城邦政治没有理论但留下理论问题

圆角望 2021-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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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修辞术与辩证法之争

修辞术可以看作是最早的煽动技术，因此它天生是政治性的。它虽然喜欢使用逻辑，但逻辑往往只是被用来正确地推出错误的结论(当然并非每次都是错误的结论)。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分析，修辞术一般用于各种煽动性演说，如政治演说(肯定或者否定某种未来事情)，诉讼演说(肯定或者否定某种过去的事情)和典礼演说(肯定或者否定某种现在的事情)21。这些演说的主要问题是价值判断，而且所涉及的也多半是可能而并非必然的事情，因此，修辞术的用力之处当然就在于诱导人们相信某种价值判断，所以在逻辑上经常不太严格也就不足为奇，甚至也许那些逻辑错误是故意的，因为严格的逻辑所能够说明的事情实在是太少了，对于说明各种美丽幻想或者大胆主张显然不够用。亚里士多德对修辞术的定义是：“一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22。因此修辞术喜欢这样的做法：(1)选择人们所欲的或非常感兴趣的某些事物作为前提。这一步很重要，即使在未加论证的时候，人们就已经盲目地喜欢上那些可疑但是喜人的说法了；(2)往往使用希腊原本意义上的enhymeme式推论(修辞式推论)，后来被称为省略三段论(它确实在形式上是三段论或者省略三段论)。23大概模式是这样的：前提p是一个或然事实，然后以可能p蕴含q而推出q。这样的推论并没有必然性，事实上只能推出可能q。在实际论述中，滔滔之词很容易掩盖这个不很显眼的逻辑错误，而且这个推论方式在风格上最为积极肯定，有鼓舞人心的功效。正因为不太正确，所以生产力比较高，而人们确实喜欢并且迫切喜欢看到某种肯定性的结果被成功地“生产”出来；(3)使用一些在情感上打动人或情绪上激动人的比喻、暗喻或者象征等等手法，以及使用一些小机智和小机灵的解释以使人佩服，大概是想“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不过恐怕主要还是前者)。那些暗喻和小机智虽然并非真理和智慧，但只要足以打动人，人们的智力就迅速降低，也就容易把胡说误读为真理和智慧了。奇怪的是，这些以次充好的修辞手段在现代仍然屡屡得手，可见现代人在智力上并无提高。

修辞术与政治互相促进，使希腊涌现无数狂逞口舌之便之徒，同时也使政治辩论空前热闹。智者派自己承认，既然任何问题都可以有相反的论证，这说明本来就没有属于事物本身的真善标准，城邦的人们觉得好的就是好的，这就是真善标准了。后世认为智者否定真理，这多少有些曲解，其实是智者们相信，即使有本来存在的真理，也是实际上不可能知道的，现实能够得到的可接受的东西无非就是人们共同同意的事情。高尔吉亚在《海伦颂》中说：“如果每个人能够记住过去、知道现在、预见未来，那么语言的力量就不会那么大了。但实际上人们不能记住过去、不能知道现在、不能预见未来，所以虚构就容易了。”他还说：语言的能力足以支配灵魂，例如法庭辩论，“借助言辞的技巧，一席话就可以说服一大群人，而不管所说的是否真实”24。显然，许多希腊人已经意识到，既然任何一个观念都是主观意见，那么就不可能证明哪个观念是超越了意见的真理，于是，某个观念的胜出只能依靠意见的表达水平，也就是靠语言决胜。这似乎说明了政治无真理。就像菲德罗说的：“修辞家无须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正义，而只知道民众认为什么是正义的就行；无须知道真正的美和善，只知道民众觉得什么是美和善就行。有效的说服在于民众意见而不在真理。”25

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却怀抱更高理想，他们承认语言的力量，但决心从语言中发现正确的力量(这就是从logos发展出logic的理由26)，以便把语言引向真理。真理被认为是判断什么是正义的和不义的可靠依据，而正义又是城邦(国家)的最高目的和合法性依据。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推崇辩证法(dialekikos)。辩证法和修辞术是亲缘性的论辩技术，都是关于如何说话的技术，但有三个根本区别：(1)修辞术是叙述式的滔滔之词，而辩证法是问答式的论证与反驳。这一似乎有些表面化的区别其实有着深刻意义。连续的叙述意味着灌输，是单方面编织一套宏论，而问答则承认他人心灵的自主性，是平等的对话者，问答显然符合对抗赛的传统高贵精神，对话不以愚弄或者欺骗对方为目的，任何人的话语都必须接受对方的审查，每个人的话语都必须经过他人的批判而认定为正确的才是正确的。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辩证法是一种反驳的技术而不像修辞术是推销的技术；(2)言论的互相反驳意味着言论必须能够经受言论的考验，为了能够反驳任何表达错误，或者为了找到不可能被驳倒的正确表达，语言就必须约束自身，辩证法就从logos(言论)中发现了logic(逻辑)。逻辑的本质就是语言对自身的应用情况的约束和限制，就是语言对自身合法性的检查。尽管不能说诡辩和修辞术对逻辑没有贡献，但逻辑的主要规律确实是在辩证的道路上发现的；(3)既然辩证法以真理为目的，它就等于试图把语言的政治活动化归为知识活动，或者说，试图让合法的知识成为合法的政治论辩的依据。这样的话，政治就不得不超越意见而去寻求真理。

不过，在社会和政治方面寻求真理，虽然没有理由否定这种可能性，但肯定非常困难。苏格拉底自己使用辩证法讨论了大量问题，尽管他成功地反驳了许多谬误，却几乎没有获得任何一个正面的结论，无非是达到了“自知无知”这样一个“智力茫然”的结果(aporia)。如果正确的思维方式并不能保证人们找到真理，这不仅导致知识论的困难，而且可能导致政治混乱。这个知识论困难典型地表现为“美诺悖论”。美诺这样诘问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呀，你怎么能够研究你一无所知的东西呢？你连它是什么都不知道，又怎么知道如何寻找它？就算碰巧遇到了它，你又怎么知道那就是你不知道而却在寻找的那个东西呢？”27这个悖论的严重性在于，假如不得不承认正确的思维方式在寻求真理上终究帮不上什么忙，那么，是否存在着真理就对政治生活没有意义。既然任何规章制度(nomos)都没有真理依据，那么“无知”就等于承认无标准，进一步就可以合法地蕴含行为上的“无赖”。阿里斯多芬在《云》中编造故事讥讽苏格拉底：有个无赖青年从苏格拉底那里学到了辩证法并且知道人人都“无知”，于是提出这样的论证：既然法律并非真理而是由人制定的，那我凭什么不能制定一个新法律，使“殴父”成为合法的28？可见，如果逻辑与知识只不过有助于排除错误，却不足以形成正确的观念，那么仍然等于没有标准。知识的这个局限性是意味深长的，它已经开始挑明了知识与价值是不可贯通的两个领域——而苏格拉底试图打通这两个问题，从而消除人们在价值上的混乱而阻止社会堕落。虽然至今也没有充分理由证明苏格拉底的伟大事业完全是徒劳，但至少有理由说，知识确实无法推出价值，知识也不能用来否定价值。

正如前面所论，拥有公共领域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因为民主的目的并不在于“人民来选择”，而是在于“人民能够选择对人民最有利的事情”。选择什么，这才是问题所在。如果人民由于信息不充分、知识局限、分析判断能力有限，甚至被蛊惑、宣传和炒作所误导，因此做出了对自己不利的错误选择，显然不能把这样的民主说成是人民想要的民主。因此，投票(选举)并不能表达民主，真正的民主必须建立一个能够保证人民能够做出对人民自己有利决定的制度，这就是公共领域。公共领域就是知识和发言的公开，是一个由“说话”而决定政治选择的空间，人人可以说话意味着每个人的心灵都获得权利和权力，这样才真正形成了人民参政的政治制度。在这个意义上，希腊人的最大政治贡献就是公共领域的发明。可是公共领域又引入了无比复杂的新问题，这就是我们以“修辞术与辩证法之争”所试图说明的政治困难。

这两条道路所定义的公共领域完全不同，因为它们所产生的知识运动或者信息运动完全不同，所定义的意见的游戏规则也完全不同，因此将产生完全不同的政治。修辞术之路意味着公共领域将被煽动、蛊惑、宣传和炒作所左右，更煽情、更容易博得廉价同情的意见将胜出，将成功地引导并且代表大众。不过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政治煽动家们不仅误导民众，同时也是在迎合民众，他们为了获得民众的支持而夸张地迎合民众的偏好，往往以加倍的愚蠢去误导民众。这种情况在希腊时就已经很严重。如果以修辞术为准，那么，公共领域将变成一个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合法场所(与指鹿为马相似，苏格拉底的例子是“指驴为马”29)，而如果可以合法地混淆是非，大众就非常可能被诱导去选择坏的事情而导致民主制度的失败。无论有什么样的偶然原因，苏格拉底这样的圣贤因为自由言论而死于民主制度，这说明了民主虽然似乎允许各种声音，但却未必容忍反民主的声音，甚至在对待反民主声音上表现得像专制一样残暴30。

辩证法之路则意味着公共领域必须是一个由理性辩论所规定的语言游戏，只有经得起理性批判的意见才能够胜出，而由理性所选择的意见才能够代表大众的利益。表面上看，辩证法之路当然是正确的，但是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至少存在着三个困难：(1)虽然x是比y更大的利益，但是由于知识水平的限制，大众只能看到y因此只想要y，因此，x实际上是无效的。就是说，人们只会选择他们能够理解的东西，而不会选择更好但不能理解的东西；(2)即使人们经过苏格拉底式的理性对话和分析而知道了x比y对自己更有利，但人们仍然有可能以非理性的依据(信念和价值观)而宁愿选择y。就是说，人们关于x的有效知识仍然不能保证人们必然选择x，因为知识不能说明一切问题，特别是，知识和理性不可能代替或解决价值问题；(3)知识和理性不仅不能说明一切问题，而且知识永远是有限的，因此，即使有知识能够证明x是比y更大的利益，人们仍然有理由怀疑x是否就是最大利益，因为没有办法证明关于x的知识就是最好的知识。由于存在着知识与价值各自的局限性和困难，因此，公共领域问题远远没有得到解决，事实上到今天也没有得到解决，这意味着充分好的民主至今也还没有出现。

五、城邦政治没有理论但留下理论问题

关于希腊民主政治，陈康先生提出过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尽管雅典民主制度的设计周详，“但是很奇怪，这个政治制度的理论基础几乎寻找不出来”，而且缺乏理论并非因为失传，“否则柏拉图在攻击民主政治时决不能一字不提的”31。这确实有些奇怪。尽管古代理论总会比较简单一些而且往往不完整，但至少会有些核心概念和基本理由，尤其是希腊民主政治设计得如此复杂精致而没有理论，就更加奇怪了。在前面的讨论中所表达的“理论”其实是我们以今天的理论框架替希腊人分析出来的，希腊人自己未必是这样去思考的。希腊人是怎样开始具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isonomia)、“平等的言论自由权利”(isegoria或isologia)以及“政治权力平等”(isocraia)这些意识的，恐怕很难确切知道了。韦尔南有个猜测很是有趣，他认为很可能与公元前7世纪出现的军事战术革新有关。在这之前，战斗英雄是荷马史诗式的个人英雄，他们具有好战的疯狂激情，“来自神的活力使他们变得怒不可遏”，加上万夫不当之勇，因此以个人战绩获得荣誉和地位。当出现了更先进的重装步兵方阵，作战方式不再是单兵独斗，为了保证整体无坚不摧的战斗力，斗士们不得不拒绝“个人战绩的诱惑”而坚守自己的位置，配合其他人步调一致地作战。军人的美德由“热血”变成“节制”。方阵把士兵变成可以互换的个体，“如同城邦把公民变成可以互换的个体一样”。韦尔南相信，这种精神状态的转变对于城邦平等意识的形成很可能是决定性的32。当然，这个解释并没有真正解答陈康疑问，甚至也不是城邦平等意识的充分条件，但它增进了我们的理解。或许还有类似的种种原因。

最后总结城邦政治留下来的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1.没有公共领域的民主是坏民主。平等必须是充分有效的平等，否则就变成一种政治欺骗。如果没有公共领域，就等于拒绝了各种意见平等出场的权利，也就等于拒绝了部分心灵的发言权。民主最典型的欺骗形式就是允许民众对给定的某种意见或几种意见进行表决。很显然，那些给定的意见都有可能是非常错误的，有可能都是对人民不利，或者并非人民想要的。可见，民主的要害不在于表决，而在于能够由民众自由选择对什么东西进行表决，或者说，在表决内容上的自由比表决形式上的自由更重要。真正的民主意味着任何一种意见都有权利参加政治竞争(哪怕是极其邪恶的意见)，意味着人民参政的平等权利，而不是人民投票的平等权利。因此，一个不受权力支配的言论自由的公共领域才是民主的核心设置和最终保证。

2.由修辞术所控制的公共领域是坏的。如果一个公共领域是完全自由的，那么，修辞术所代表的宣传、炒作、煽动、欺骗和引诱等等诈骗手法就都是合法的，这将导致错误的意见更容易胜出，而且是合法地胜出。以合法的方式成功地做错误的事情是尤其危险的，它使人民虽死而无可抱怨。错误意见所以更容易胜出，是因为修辞术在制造说服效果上可以不择手段，还可以利用人性的各种弱点，这等于拥有更多的竞争资源。

3.以理性标准为准的公共领域是合格的公共领域。理性化的公共领域并不承认完全彻底的自由，它设想的话语广场(agora)是个公正的广场而非自由市场，它给与任何意见自由参赛的政治权利，但限制了竞争手段，它只承认理性的论证是唯一合法的话语竞争方式。但是理性化的公共领域是脆弱的，因为它所追求的真理是稀缺资源，在大多数事情上并没有真理可言，即使有真理却几乎找不到；而如果放弃真理的要求，以高尚的价值标准去否定低俗的价值标准，却又等于取消了以平等为原则的公共领域，而变成某种专制；更难处理的是，即使在某些事情上确有真理，但这个真理可能并非人们愿意接受的选择，因此真理是有可能被拒绝而失效的。比如，“p将会给人们带来伤害x”是一个真理，但是假如人们就喜欢p而不喜欢别的，因此“p给人们带来快乐”也是个真理。这说明了各种真理之间有可能是互相矛盾的。这里我所发现的是一个比苏格拉底找不到真理的“智力迷茫”更严重的“智力迷茫”(aporia)：有了真理却无法抉择。

注释：

21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0页。

22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4页。

23根据罗念生，enhymeme本来是指修辞性推论，后来到公元一世纪才被误解成“省略三段论”的。参见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第22页，注6，三联书店1991年版。

24转引自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和姚介厚：《希腊哲学史》，第二卷，《海伦颂》全译，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126页。

25Plao：Phaedrus(柏拉图：《菲德罗篇》)，259e-260a，Loeb。

26第一本完整的逻辑著作是亚里士多德的，但名为《工具论》(organon)。Logic一词直到公元3世纪才由阿弗罗狄西亚的亚历山大(AlexanderofAphrodisias)赋予今天所使用的“逻辑”的意义。见威廉·涅尔和玛莎·涅尔的《逻辑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0页。

27Plao：Meno.80d，Loeb.

28阿里斯多芬：《云》(Arisophanes：Clouds)，第1421-1425行。

29Plao：Phaedrus，260b，Loeb。苏格拉底试图论证花言巧语甚至能够“指驴为马”，但人们抗议说这样的例子太不可信，过于荒谬。

30斯通(I.F.Sone)在《苏格拉底的审判》中暗示说，苏格拉底或许是故意寻死，因为他以过于明显的傲慢态度激怒了陪审团。苏格拉底有可能是以自己的死而让民主制度自我暴露出它的缺陷。三联书店1998年版。

31陈康：《陈康论希腊哲学》，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57-4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