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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满神”和“蛊惑青年”两大罪状的申辩中，苏格拉底以哲学之名，为智慧正身，为真理正名。申辩之初，他便将这场实为演讲与教育的申辩对象定为“希腊的人啊”，乃至整个城邦体制。他不屑于流于智者，运用任何修辞学来雄辩，相反，他企图用雅典所提倡的自由言论阐述真理，申辩就此进入哲学命题。 与苏格拉底形成反差的是一批自诩为”智者“的精神流亡者。他们以教授修辞术和演讲术为生，在苏格拉底努力将人们从自然哲学的误区中引至人的美德、灵魂及智慧时，他们以金钱的数量衡量所出售的”智慧“数量。这群以”教育家“自称的没落讲师如蝼蚁一般行走在雅典的街头，他们像苏格拉底一样发表着自由言论，却不必像苏格拉底一样在民主的法庭上进行一场申辩，大抵是因为他们的言论与那个正处于困顿、迷茫时代的精神文明相契合，而苏格拉底则力图通过教育弘扬真理，传播美德——这是一种时代的进步，但这种进步往往只能为后进时代所冠名。所以苏格拉底只能被定为”蛊惑青年罪“。 在申辩时，苏格拉底大呼：“我所缺的不是辞令，所缺的是厚颜无耻和不肯说你们最爱的话。”这种以“自由”和“平等”著称的城邦上演的却是“被自由”、“被平等“的戏码，面对雅典城邦日益暴露的无知和对是非善恶的混淆，苏格拉底选择将这次替自己的申辩转变为为教育、为真理、为智慧、为哲学的辩护。在那场申辩的最后，这位哲学的殉道者对所有人，或许也是对这个城邦说道： “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路好，唯有神知道。” 然而众所周知，申辩并未能挽回苏格拉底的性命。 让我们再来说点题外话。 其实苏格拉底并非没有机会脱罪，在第一轮投票中，以280票对220票判定罪名成立，这其实不算一个很大的差距，按照苏格拉底和他学生们的辩才，以及他的社会精英朋友们的财富与影响力，大有可能逆转这一劣势。 然而，身为哲人的傲骨又似乎命中注定一般决定了苏格拉底必然败诉。他向陪审团提出的象征性惩罚方案——以赔款100德拉克马了事的态度，触犯了雅典人最敏感、最脆弱的政治神经——轻蔑对待民主制度，让陪审团和民众既恐慌又愤怒，于是，在第二轮投票中，以360票对140票彻底变成了一边倒的态势，审判的结果已经无可挽回。 案情走到这一步仍有回旋的余地。首先，学生们计划将苏格拉底的妻儿带上法庭，这是对付平民最有效的武器——唤起人们的同情心，这样往往能解除死刑从轻发落，可是苏格拉底却遣散了自己的妻儿，不让他们出现在法庭上。接着，朋友们又向陪审团允诺大笔的保释金，希望将苏格拉底先保释出来，保证其生命安全，这又被苏格拉底本人拒绝了。 除了这些明面上的营救，在暗地里，外邦朋友着手安排了让苏格拉底离开雅典去国外定居的计划，但毫无意外，苏格拉底是拒绝离开自己热爱的雅典的。直到最后，焦急的亲友们甚至已经拟定了越狱行动，但苏格拉底却拒绝越狱，结果接应他的人到了牢房前只能悻悻的又回去了。 苏格拉底一生中曾经三番五次的遭到起诉，在这最后一案中，一方是追求真理、舍身取义的伟大哲人，另一方则是以民主自由为标榜、被视为民主政治源头的雅典城邦。孰是孰非，谁善谁恶，不那么泾渭分明，感情上的取舍则成为一种痛苦的折磨，因而其悲剧色彩愈加彰显。在民主自由观念深入人心的现代世界，苏格拉底之死就不仅成了一个问题，而且成了研究哲学和政治的人心里一个难以解开的结。 自打审判结束，苏格拉底的学生们就轮流探监，陪伴老师度过最后的时光，于是也就有了柏拉图最著名的那几篇对话录。 苏格拉底之死和耶稣之死，为西方文明打下了两个基调。而苏格拉底之死之所以成为西方哲学史上的核心事件，首先归功于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一书对申辩内容的记述。 研究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申辩》，除了是一门古典学问，苏格拉底问题还具有更普世的思想意义。 《申辩》中的苏格拉底和《福音书》中的耶稣一样，早已化作一种思想符号。虽然这个思想符号有着很独特的故事性。作为后人，我们的目的并不是恢复历史上的苏格拉底，而是应该尝试理解这个思想符号中的哲学内涵。正如西方人自觉地用古典思想来理解现实处境，我们也可以借助西儒的经典思考，逐渐回归自身在当下所面临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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