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格拉底之死（399 BC），在柏拉图的笔下成为了千古传颂的经典。他的死有什么值得歌颂？我们先从一个大略说起── 苏格拉底之死标志着一位哲学家为了捍卫哲学而死。做哲学犯不着死吧？且看箇中原因！苏格拉底经常走到市场上与人讨论哲学。他讨论的方法十分独特，人称「苏格拉底式对话」。他常常谦恭地（不知是装的还是真的）问别人一个看似十分幼稚的问题如「什么是勇敢」，然后顺着对对方的回答继续追问下去，不消几个来回，定必使其答案破绽百出。他不像其他哲学家一般希望正面地提出一套关于某议题的看法。与之相反，他的哲学旨在以诘问与难题使人自觉到自己的无知。他有一句名言足以总结他的哲学态度：「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我对一切皆无所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谦恭其实来自于对无知的自觉，而他在别人眼中的「狂傲」亦来自于坦白揭露别人的无知。好吧。那苏格拉底就是一个出了名得罪人多而且很烦人的「废老」吧。究竟他犯了什么罪而要被处死？雅典人审判苏格拉底时，主要是控告他两项罪名：荼毒青年（！）与不敬拜雅典众神。今人多不能认真看待这很大程度为「莫须有」的罪名。势之所至，权贵要人死，只需要一些搅动人心的罪名。「叛教者／不信者」的指控就是如此一回事，耸动程度相当于今日的「叛国者」。当然，亦有一些表面证据是可以抽秤一番。例如他有时会吹嘘自己听到「来自神的声音」，并告诉他不要做错事。唯一有趣的地方是，他在抗辩中仍然以哲学方法来否定这个指控（申辩篇27a-e）。荼毒青年的罪名又是什么回事？难道顽皮的苏格拉底在街头言行粗俗以致「教坏孩子」？当然不是，他只是一贯地与青年进行哲学讨论而已。其实苏格拉底也知道这个罪名根本不是他被控的真正原因，教育青年从来不是他们真正关心的事情（申辩篇24c-26c）。其实，一旦认真考究这个罪名，便会得知苏格拉底之死的深层原因：政治。苏格拉底的审判发生在雅典高峰过后的一片颓丧之时，而苏格拉底之死其实是雅典衰落的病征。审判不久之前，雅典刚在伯罗奔尼撤战争（Peloponnesian War，431–404 BC）中败于斯巴达，接着亲近斯巴达人士组成的新政府「三十暴君」残暴统治了雅典大约一年，试图将雅典民主过渡至寡头政治。过程之中杀害与驱逐了大量的异见人士，战争亦为雅典带来了瘟疫和财困。接着的是「三十暴君」被推翻后，雅典民主的痛苦复原。二十多年间，经历战败与被「低等文化」统治过后，疲乏、屈辱与愤恨大概就是雅典人普遍的感受。人在这种状态之下，大概很难再持宽容的心境去包容如苏格拉底般的存在── 一只喜爱挑战众人的「牛虻」。除了归咎于「苏格拉底式对话」揭人无知的「狂傲」之外，苏格拉底的哲学还有一个特点使他暴露于凶险的群情之中。相对其他先哲，苏格拉底特别爱讨论善恶道德的问题。这一点不难理解：与市场上的人对话，苏格拉底不能够每每探究一些如宇宙起源或者逻辑悖论等常人觉得「离地」的事，能够勾起普通人兴趣的话题当然关于行为的对与错。 
但这样做其实更加使人怀疑他的用意为何──「为何你要挑战我们一般都接受的看法？」「这些看法难道不是雅典人的价值？」一些猜忌他别有用心的阴谋论自然大有市场：苏格拉底是敌人斯巴达的人。这种阴谋论尤其耸人耳目，在于似乎可以解释很多事，例如能够解释为何他撑得过「十三暴君」的统治，又能解释他的烦人怪行为，他大概是斯巴达早已聘请的思想毒药吧……在这阴谋论下，「荼毒青年」的罪名就可以理解了。希腊的著名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就曾在剧作《鸟》（Birds，414 BC）中把一班亲近斯巴达政见的青年人描述为「被苏格拉底化的」（Socratified）。由此可见，苏格拉底的哲学在敏感的政治氛围下已经开始被定性为「叛国」的思想。加上上述提过的宗教原因，现在苏格拉底就是叛教与叛国了！罪名足够得要处死了吧。除了安插一些挑动群情的罪名之外，其实不少雅典人早就轻蔑苏格拉底。阿里斯托芬曾在另一套早些发表的剧作《云》（Clouds，423 BC）中把苏格拉底描写成小丑一般，博得雅典人哈哈大笑。苏格拉底也在申辩中提到，这套剧将他描述成「在空中行走并且满嘴胡言乱语」（申辩篇19c）。在剧中，苏格拉底身在一个篮子之中，篮子愈近地面他的神智便愈迷糊不清。雅典人不单止蔑视苏格拉底﹐亦很可能蔑视哲学。我们不难从柏拉图的著作之中找到这现象的端倪。柏拉图把那些流行的种种负面想法塞进了不同对话者的口中。例如在《高尔吉亚篇》：「如果男人在年轻的时候稍稍涉猎，哲学是个吸引的东西。但如果他此后也花很多时间研究它，它会毁掉任何男人……就如当我看到一个小孩子口齿不清与把玩小技俩，我会乐在其中……但当我听到一个成年人做同样的事，便令人觉得滑稽可笑而且没有男子气概，他应该受到鞭打。」（484c-485c）「那些热爱哲学之人……在其中耗费较长时间的，大都会变得相当奇怪。我们不是说他们是完全坏的，但……变得对城邦无用。」（487c-d）简而言之，当时大众觉得哲学家是一些没有社会经验、无贡献又不断卖弄小聪明的「小学鸡」。其实苏格拉底有多次避开死神的机会，但他就是不作任何策略性的妥协或让步，始终忠于自己一贯的信念。当审判苏格拉底之时，陪审团像现在的一样，由公民所组成并抽签决定，人数多达五百人左右。另外与现今制度特别不同的是，连刑罚亦是陪审团一并直接投票决定，而非像今日般由法官决定。法庭上，苏格拉底明知如果他放软态度，对陪审团说话恭恭敬敬，案件的胜算便会大大增加，但他反其道而行之，只说他认为对的事。还未判决之前，他说：「我已经惹来一些苦涩的敌意。如果有什么能够毁掉我的话，就是这些敌意，而不是那些控告我的人，反是一大群人的诽谤与妒忌。这些诽谤与妒忌曾经杀死了很多人，而且今后亦会继续如此。它们不会在打击我之后就停止。不过，也许有人会问：『难道你不后悔选择了带来死刑危险的道路吗？』我可以清楚地告诉他：『我的朋友，如果你觉得一个有价值的人应该在生死问题上耗费时间的话，那你就错了。在做任何事情之前，他只需要考虑一件事：就是他的行为的对错。他像是一个坏人还是好人。』」（28a-c）在被判有罪之后，苏格拉底又有一次机会避开死神，就是当控告人提议了死刑之后，作为被告的苏格拉底可以提议以另一种刑罚取代，再由陪审团决定采取哪一种。可是，苏格拉底竟然说：「各位，我提议我应该获得一些奖赏……真正合乎正义的处罚，就是由国家负担我的生计……也许你们以为我正在故意表现得刚愎。非也，我确信我是无害过任何人……」（36a-e）其实众人都想苏格拉底提议以放逐取代死刑，可是最后苏格拉底只是想以一些借来的金钱来取代死刑。而要他静静安度余生不再走上街头讨论的提议，他说：「如果我告诉你们，每日讨论善与其他题目、反省自我与他人就是一个人所能够做到最好的事，而且未经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过活的，你们不会相信我。」（38a）苏格拉底最后一次免去一死机会是在狱中等待报刑的时候，有朋友向他提供逃离雅典的方法。可是，他严正拒绝了，并且认为他既然接受了雅典的法律，就要服从到底。苏格拉底的这种态度无非是要坚持着一个大原则：人应该忠于正义的事而无惧死亡。一个哲学家忠于哲学事业，挑战大众与权威的看法，最后落得被群众处死的下场，在今天值得歌颂，但当日却是非常伤害人心的事件。柏拉图年少时便认識亦师亦友的苏格拉底，面对这件事情，他会有什么看法？一方面，苏格拉底为他上了最后的一课，教导所有人纵然面对死亡的威胁也要坚持正义。另一方面，法庭的错误决定断送去他一个朋友的生命，亦是雅典民主失效的一个惨痛事例。苏格拉底似乎拥抱雅典民主的精神，不论在街头还是法庭都想以道理说服群众，最后即使民主制度要夺去他的性命，也始终选择去服从它。可是，柏拉图在这件事情之后，慢慢就走向了与苏格拉底不同的道路了。柏拉图在苏格拉底死后便离开了雅典周游列国，途经埃及、西西里与意大利半岛。跟毕达哥拉斯学过数学，亦从过军上战场打仗。最后又回到雅典，创立了学院「Academy」。不久之后，他便写好了对话录《理想国篇》，鲜明地论述了反民主的立场。详细内容不能于此再说太多。值得一提的是，他对群众的看法负面至极，视之为洪水猛兽。他又认为哲学家在现实里败坏的政治之中，应离开政治，过安逸的生活来保存自己。柏拉图写道：「他既不想一起为恶，又没有能力与所有的野兽抗衡，在帮助城邦及朋友之前，他已经死了，对自己及其他人都变成了无用之人。考虑过这一切以后，他保持静默，做自己的事。就像在风暴之中，他在墙后躲避风带起的尘沙。」（496d-e）与苏格拉底的态度相对，面对凶险的群情与政治氛围，柏拉图认为不应该试图说服群众，却应避开对生命的威胁。自此，在乱世中保存自我成为了明智者的抉择。这仿佛又呼应了亚里士多德提出，从个人幸福为基点的道德哲学。如果有人说，这一种思想是苏格拉底之死所遗留下的哲学阴霾，似乎亦不无道理。文章对我有帮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