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在法庭上的申辩

弩之 2017-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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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柏拉图对话集》札记（二）

张念瑜

【提要】雅典陪审法庭是雅典人民民主的支柱。雅典陪审法庭的制度建设是雅典人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但苏格拉底案件充分暴露了雅典陪审法庭制度和原始的直接民主的问题。

陪审法庭制度建设主要缺陷：一是陪审团规模过大，成本过高，而公津制度使得公民更加懒惰；二是通过抽签选出陪审员，由陪审员做出案件的判决，容易导致冤假错案。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反对雅典式的直接民主：一是反对通过抽签选举城邦领导人的做法；二是认为通过群众投票表决的方式进行决策也是不好的；三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倾向于斯巴达的贵族寡头政治。

虽然通过许多途径可以使得苏格拉底不死，但在粗糙的直接民主政治环境下，苏格拉底被陪审法庭判处死刑却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根本原因在于，由暴力重建的雅典民主仍然带有暴力倾向；特殊的历史环境造成了苏格拉底与雅典政治、社会的冲突和对立。苏格拉底被人民民主法庭判处死刑，是西方文明史上的一个污点或耻辱。耶稣被钉上十字架是宗教故事，而苏格拉底却是世俗生活中的一个翻版。

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公元前399年）在古希腊思想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人物。在苏格拉底以前，希腊的哲学主要研究宇宙的本源与构成等问题，后人称之为“自然哲学”。苏格拉底转向研究人类本身，即研究人类的伦理问题。亚里士多德指出：“苏格拉底致力于伦理学，对整个自然漠不关心。并且在这些问题中寻求普遍，他第一个集中注意定义。”（亚里士多德，2016.p.17）

苏格拉底40岁左右已是雅典远近闻名的人物。他和当时许多智者辩论伦理道德以及教育、政治方面的问题，被认为是当时最有智慧的人。苏格拉底终生从事教育工作，他也像“牛虻”一样附在雅典这匹马上，时不时地叮一叮城邦这匹骏马，使它不断焕发精神。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总是出人意料地出现，苏格拉底被梅雷多等三人起诉，说苏格拉底教唆青年犯罪和亵渎神灵。后经法官两次投票表决，苏格拉底被判死刑。实际上，苏格拉底有很多方法免死，如在法庭说软话、赎买和逃跑等，但他毅然选择了死亡，最后饮鸩（毒芹）而亡。

历史总是让人大跌眼镜。在苏格拉底一案中，一方是追求真理、舍身取义的伟大哲人，另一方则是以民主自由为标榜、被视为民主政治源头的雅典城邦。在法庭宣布苏格拉底死罪到他饮鸩而亡的一段时间里，除苏格拉底的学生之外，雅典的民众没有人为他说情，没有人对他的死表示同情和惋惜。由此，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痛恨雅典式民主制度，他的《理想国》原型却是实行“寡头政治”的敌国斯巴达城邦。

柏拉图亲临苏格拉底审判现场，但苏格拉底饮鸠而死时，柏拉图因病不在现场（柏拉图，2011.p.122），但柏拉图追述而写作了《苏格拉底的申辩篇》。由于苏格拉底本人及其案件著名、柏拉图著名，以及哲学家、翻译家王太庆先生的流畅译文，读《苏格拉底的申辩篇》是一种精神享受。为了更好地理解《苏格拉底的申辩篇》，我们需要做必要的历史背景知识介绍。

一、雅典的民主与法治制度沿革

公元前8世纪，希腊半岛和小亚细亚西海岸出现了希腊人建立的城邦，雅典是其中最重要的城邦之一。

公元前683年，雅典结束了王政时代，并逐步形成了城邦。在早期，雅典城邦实行贵族统治。公元前621 年,德拉古（Draco）制定了雅典第一部成文法典,法典还规定所有杀人案件都由战神山议事会法庭和51人法庭审理。公元前594-前593年，梭伦(Solon)当选执政官期间进行了重大的政治经济制度改革，在司法方面的重大改革是设立陪审法庭，即在九执政官法庭、战神山议事会法庭和51人法庭之外又增加了新的法庭,规定任何公民都有“向陪审法庭申诉的权利”。

公元前509-前508年，克利斯提尼(Cleisthenes)在梭伦改革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改革。其基本内容是：按照地域划分十个部落，每个部落通过“抽签”选举500人会议取代原400人会议且权限有所扩大，创设五十人团处理日常行政事务，行使最高行政权力；每个部落选举一人组成城邦十将军委员会；制定了一部新宪法，即贝壳流放法。由此，基本形成了“主权在民”、“抽签选举”和“轮番为治”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比梭伦宪法要民主得多（亚里士多德，2011.p.44）。

公元前462年(或公元前441年)的菲阿尔特改革和公元前443年伯利克里的改革，剥夺了由御任的执政官组成的贵族会议的权力，将其权力分别交给公民大会、陪审法庭和500人议事会，从而使民主政治的发展跨上了一个新台阶。同时，给陪审员和行政官员提供“公职津贴”，等等。进一步促进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

公元前431年，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之间暴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公元前431年-前404年），史称“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04年，阿勒克西乌斯作执政官时，雅典人在埃戈斯波塔密海战中遭到惨败，斯巴达人迫使雅典就范，拆散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同时，雅典政权落到了吕珊得之手，他建立了“三十人统治”政体，民主制度被废弃，人民遭受暴政的蹂躏。“他们就对任何公民都下手了，把富于资财或门第显贵或有名望的人都处以死刑，目的是在扫除这些危险的源泉，同时还想夺取他们的地产。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他们处死了一千五百人。”（亚里士多德，2011.p.61）。但八个月后，“三十人统治”又被民众暴力推翻，并恢复民主政体。

通过非法程序建立的“三十僭主”政治体制由暴力推翻。虽然恢复了民主政体，但恢复后的民主政体，不可避免地呈现极端民主的倾向。因为被破坏的传统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不是在短时间内就能恢复的。而苏格拉底的审判就是这段历史的典型叙事。

实际上，当雅典民主制度恢复之后，雅典人也开始对城邦的民主制度进行了反思。对民主制度各个机构的职能做了相应的调整。在司法体制方面，他们设立了公断人制度，开始重视书面证据；陪审法庭成为了最为重要的司法机关。它既是初审法庭，又是接受上诉的终审法庭。

二、苏格拉底的审判及程序

雅典的民主是直接民主。雅典城邦的治理机构有公民大会、500人议事会、陪审法庭和十将军委员会。这些机构的成员是通过“抽签”方式产生的，同时，其决议方式也是直接民主，即通过投票，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做出决议。

陪审法庭是城邦的最高司法与监督机构，是雅典民主制度的支柱。它负责审理和判决各种重要案件，如叛国罪、渎职罪等，也可通过接受上诉来否定人民大会的决议，对行政官员进行审查，等等。陪审法庭主席由九执政官按部落抽签选举，其第十部落则由司法执政官的书记抽签。到亚里士多德时期，凡是年满三十岁的男性，不曾欠国库的债和不曾失去公民权利的人，都有充当陪审员的资格（亚里士多德，2011.pp.91-92）。雅典每天从6000名陪审员中,通过一套装制（亚里士多德，20011.pp.91-92）抽签选举出陪审员，由他们组成十个法庭。

陪审法庭处理的案件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私事案件，一种是公事案件，确定不同的日期审理。私事案件配备的民选陪审员人数通常在201到501名不等（奇数防止平局）（波默罗伊，2010.pp.388-389）；当必须将公事案件提交到一千成员的陪审官时，两法庭便合而为一，最重要的案件将三个法庭合而为一（亚里士多德，2011.pp.91-92）。陪审员每次出席审判，每天的报酬有两三个奥卜尔（obols），相当于一个工人半天的工资（芬纳，2010.p.216）。那些较为富有的公民大概是不会为了这点报酬而在法庭上耗度一日的，除非案件和他们的切身利益相关。因此，陪审员主要是由下层公民组成。就此意义来讲，雅典的司法制度体现着人民民主的精神。

我们结合雅典城邦陪审法庭的审判程序，介绍对苏格拉底的审判。

第一，起诉与立案。

根据雅典法律规定，所有的诉讼都是要由私人提出，就连针对国家的犯罪也不例外，因此，所有的诉讼都成为双方诉讼。针对私人案件的原告败诉是要支付罚金的。同时，为了鼓励私人提出公共诉讼，如果胜诉，起诉人可以分享部分罚金；如果败诉，也需要支付罚金（芬纳，2010.pp.215-216）。关于苏格拉底案件，案件由全体法官投票表决，如果原告得票不足全票的1/5，即为诬告，将处罚款（1000德拉克马）。如果原告是三人，如果“得票数/3”少于“全票/3”，也算诬告，将处罚款。

起诉苏格拉底是合乎法律程序的。起诉苏格拉底的三人都是雅典公民，以梅雷多为首，他们依法提起公诉。在柏拉图的《欧悌甫戎篇》开头部分，苏格拉底说他正要到“王者执政官”处应梅雷多之诉。这位王者执政官是专门负责有关敬神的事务的，对苏格拉底主要的指控是不敬神和敬事新神，因此需要到彼处备案。一般案件到“公断人”处“立案”。

第二，法庭辩论阶段。

在法庭分配完毕，陪审员进入法庭，每一法庭的主席再通过抽签的方式选定一名管理水时计（计算时间的机械，类似中国古代的漏沙计时器），四名负责报告票数，以防止出现行贿现象。各项准备工作完成后，审判过程就正式开始。首先是由传令官传讯诉讼双方，并要求他们宣誓，他们的演讲切合诉讼，如果是公诉案件则传公诉人并要求他发誓。诉讼双方发誓之后，双方进行辩论。诉讼人的发言时间限制与案件的性质有关。

从公元前6世纪陪审法庭建立时开始，审判过程一直重视口述（可能是不相信文字记录，担心做假），如原告的指控、被告的申辩、证明人的证词和判决结果都由口头宣布，并没有形成书面文件，大概从公元前380年起，这种格局发生变化。

当诉讼双方辩论完毕、陪审员投票之前，传令官首先提问：诉讼人是否要否定证人的证据。如果没有异议，法庭就进入投票判决阶段。

第三，判决投票阶段。

在法庭审判的第二个阶段，即陪审员投票表决。但根据审判情况，陪审员也可能需要进行两轮投票。苏格拉底的判决就是采用的两轮投票。

在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陪审法庭采用鹅卵石投票法，到公元前4世纪则改用青铜球投票法。两者存在技术性差别。在苏格拉底时代，投票球是铜制的。投票箱是两个罐子。这两个罐子紧靠一起前后排列。如果认为被告有罪，陪审员就把票投到前一个罐子；如果认为被告无罪，他们就应该把票投在后一个罐子中。陪审员依次投票后，从指定此项工作的官吏处取得棒子，以作为投票的凭证，并以此去领报酬。这个投票过程是公开的，当着原告和被告的面，陪审员把票投在两个罐子中，双方可以看到每个陪审员做出了什么决定。后来，雅典法庭利用一个罩子阻挡双方的目光使他们不能记恨或感激某些陪审员。这个罩子上面口小下面口大。罩子的大口把两个罐子口都罩起来，陪审员从罩子上面的小口伸手进去，在罩子内暗箱操作。不过，在亚里士多德时代，投票是公开的。

苏格拉底申辩后，陪审员投票表决，以281：220票判决有罪。原告建议判死刑。法庭允许被告自择刑罚，如无期徒刑、罚款、流放等。为此，苏格拉底再度发言。第二轮表决，多数票主张死刑，比原定罪时还多80票，即361：140票。由此，法庭宣判苏格拉底死刑。

第四，刑罚的执行。

雅典人认为花钱修建、监管大型监狱是毫无意义的，因而，监禁是少有的刑罚。进监狱的人大概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开庭之前无法支付保释金，或无法支付判处的罚金；二是被判死刑，或因某种原因不能立刻执行判决的人（波默罗伊，2010.p.382）。而“流放”的处罚比较多，雅典制定了专门的流放法。

负责行刑的官员是“十一行刑官”（TheEleven）。行刑官员也是通过抽签选出的。用于处决罪犯的方式也是随着雅典历史进程而发展的。公元前4世纪前，死刑犯被抛入一个地坑。在某个时期使用一种棍刑，即用棍子等猛抽罪犯，直至其慢慢死去。最后采用的是毒死（波默罗伊，2010.pp.381-382）。苏格拉底就是被毒芹毒死的。

柏拉图写的《克里托篇》是记叙苏格拉底和前来探监的朋友克里托的对话，展示的是苏格拉底对法律、正义的忠诚和对死亡的坦然自若；柏拉图写的《斐多篇》记叙了苏格拉底判刑后到行刑前之间的时间里对死亡来临的平静，以歌颂苏格拉底的尊严。但文学色彩浓厚。毕竟饮用毒芹慢慢死亡，人会不断抽搐，其痛苦是不可想象的。

三、苏格拉底申辩的要点

（一）在法庭上原告控诉后，苏格拉底的答辩

❶ 苏格拉底说，前后有两批诬陷者诬陷他：“苏格拉底，是智慧的人，对天上地下的事无不钻研，能把没理的说成有理。”

❷ 反驳起诉人梅雷多的控告，即：“苏格拉底很不正派，整天忙忙碌碌，钻研天上地下的各种事情，把没理的说成有理，并且教给别人。”

首先，苏格拉底列举出一大堆人来说明上述指控不是事实。

其次，苏格拉底解释为什么人们会这样控告他。一次，他到岱尔沛那里去求“神签”，解签的女巫说苏格拉底是最有智慧的人。苏格拉底认为女巫的回应是不正确的，因为他相信自己没有任何智慧。为反驳女巫的说法，他访问那些自认为聪明的雅典的政治家、诗人和工匠们并测试这个谜。苏格拉底提出质疑，但每个人认为他知道很多，而且很聪明，实际上他们知之甚少，根本不懂。苏格拉底意识到神谕（Oracle）是正确的；所谓的聪明人士认为自己是聪明的，但实际上不是，他自己也知道他根本不聪明，因为他是唯一知道自己无知的人，这使他变得更聪明。也正因为这些行为，使雅典人感到不安和抱怨，惹恼了许多人，并最终导致了他的死刑。

❸ 苏格拉底反驳梅雷多控告他毒害青年，作恶多端。

❹ 苏格拉底反驳梅雷多控告他不信本邦的神灵而信别的神灵。

❺苏格拉底在法庭上申示：“真理是这样的：一个人职位在哪里，不管这是自己选定的，还是上级指派的，他都应该坚守在那里，面预示着危险，不考虑死亡，也放弃其他顾虑，决不让荣誉受到损害。”（柏拉图，2016.p.39）神灵给他一个研究哲学的岗位，他就必须坚守。（这是反驳说他钻研天上地下的事）。

❻苏格拉底把自己比喻为“牛虻”，时不时要叮一叮城邦这匹骏马，使它焕发精神。（这是反驳说他教坏青年人）。我青年时读爱尔兰女作家艾捷尔·丽莲·伏尼契的小说《牛虻》，不知道作者为什么要用“牛虻”做书名，原来源流在苏格拉底这里。

（二）苏格拉底在法官判决有罪之后的再度发言

苏格拉底申辩后，法官投票表决，以281：220票判决有罪。原告建议死刑，法庭允许被告自择刑罚，如无期徒刑、罚款、流放之类。

但是，苏格拉底在再度发言中，不承认自己的罪名，拒绝流放和坐牢这两种妥协措施，苏格拉底运用其首创的“苏格拉底式的辩驳法”[1]进行讲话，认为自己有恩于城邦，应该得到好处，应该让他在国宾馆用餐，享受远超过在奥林比亚赛会上赛马赛车得胜人的荣誉。他说最多只接受三十命那的罚款。这样的申示，表明了苏格拉底与雅典的彻底决裂。

（三）苏格拉底的诀别词

苏格拉底再度发言后，第二轮投票表决，以360：141票判决死刑。遵照法庭的允许，苏格拉底做诀别沉讲。

苏格拉底在诀别沉讲中，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不愿失节苟活的立场。苏格拉底再没有纠缠于案件本身，而是对自己和城邦的未来展开了预言，他预言雅典将受到惩罚，预言死后自己可能得到的永生。下面，抄录苏格拉底的几段话：

❶ “雅典公民们，只费了那么一点时间，你们就赢得了千古骂名，那些意图诽谤我们城邦的人得以谴责你们杀害苏格拉底这个智慧的人。”（柏拉图，2016.p.51）

❷ “逃避死亡并不很难，逃避邪恶却难得多，因为邪恶跑得比死亡快。”（柏拉图，2016.pp.51-52）

❸ “最容易、最光彩的办法不是压制别人，而是自己多做好事。” （柏拉图，2016.p.52）

❹ “一定要记住一条真理：一个好人无论在生时或死后都不会遇到不详，神灵并不忽视他的幸福。” （柏拉图，2016.pp.54-55）

四、结束语

雅典陪审法庭的制度建设是雅典人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但苏格拉底案件充分暴露了雅典陪审法庭制度和原始的直接民主的问题。

第一，雅典陪审法庭是雅典人民民主的支柱。

在苏格拉底时代，雅典城邦的公共机构主要是人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陪审法庭和十人将军委员会等。雅典城邦的政治体制和基本特点是：“主权在民”、“抽签选举”和“轮番为治”。而雅典陪审法庭也体现了这些特点。实际上，雅典的任何一个公共机构，都是立法、行政和司法的高度统一，但审议权、执行权和司法权是有差异的（亚里士多德，2012.pp.178-234）。

雅典的司法系统由行政长官和法庭两部分构成。前者根据各自的专门职权负责处理并执行诉讼。因而，国王执政官负责审理一些杀人案件和宗教犯罪；将军负责军事犯罪；“十一人看守委员会”负责盗窃案，涉及到经济贸易的案件也由专门的委员会负责审理。而法庭的职责只是判决行政长官提交的案件。除了提交专门法庭的诉讼外，其他所有的诉讼都要由陪审法庭判决（芬纳，2010.p.216）。雅典陪审法庭可否定人民大会的决议。从这种意义上讲，陪审法庭是雅典城邦人民民主的支柱。

第二，陪审法庭制度建设的优点与缺陷。

亚里士多德指出：“人民使自己成为一切的主人，用命令，用人民当权的陪审法庭来处理任何事情，甚至议事会审判的案件也落到人民的手里了，这样做显然是做得对，因为少数人总比多数人更容易受金钱或权势的影响而腐化。”（亚里士多德，2011.p.67）。但是，陪审法庭制度建设也存在严重的缺陷。

首先，陪审团规模过大，成本过高，而公津制度使得公民更加懒惰。在伯里克利时代，每天有近一半的公民在为城邦的公务而忙碌[2]，每天有6000公民被分配到十个法庭从事陪审工作。而公民参与陪审团工作是有偿劳动，劳动报酬是由公共财政支付的（亚里士多德，2011.pp.96-97）。给参与陪审团工作的公民发放报酬有利地调动公民参加司法工作的积极性，但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风气的败坏，一些公民开始不自食其力，仅只是依靠出席法庭来维持生活。由于当时雅典的大部分生产劳动是由奴隶承担的，参加生产劳动的公民本来就少。在公津制度条件下，公民就更不参加生产劳动，由此变得更加懒惰。

其次，通过抽签选出陪审员，由陪审员做出案件的判决，容易导致冤假错案。法庭判决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最起码需要了解相关法律。而按照当时雅典的法律规定，年满三十的公民就可以充当陪审员。这样的陪审员容易受法庭的气氛所影响，苏格拉底案件就是一个明证。现在在英国、美国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司法制度中采用的陪审团的办法，据说是源于1166年的英国做法，与古雅典的陪审法庭制度的联系问题存在争议。但现代司法制度中的陪审团通常用来认定刑事案件中的客观事实而不是做正式判决，法官将据以参酌法律判断做出判决。

第三，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反对雅典式的直接民主。

苏格拉底是在雅典民主制度的“黄金时代”即伯利克里执政时期成长起来的，但又看到了雅典民主制度由盛到衰的发展过程。因而，苏格拉底反对雅典式直接民主形式，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❶ 反对通过抽签选举城邦领导人的做法。苏格拉底说：“用豆子拈阄的办法来选举国家的领导人是非常愚蠢的，没有人愿意用豆子拈阄的办法来雇佣一个舵手、或建筑师、或奏笛子的人、或任何其他的人，而在这些事上如果做错了的话，其危害是比在管理国务方面发生错误轻得多的。”（色诺芬，1984.p.8）他认为治国人才必须受过良好的教育，主张通过教育来培养治国人才。

❷ 通过群众投票表决的方式进行决策也是不好的。柏拉图的《斐多篇》记叙苏格拉底的话说：“我真希望一般老百姓具有无穷无尽的做坏事的能力；因为这么一来，他们就可能拥有无穷无尽的做好事的能力；如果真是这样，那倒也是一件绝妙的好事。事实上他们两者都没有。他们没法使一个人变得聪明或愚蠢；他们只是随便行动。”（柏拉图，2011.p.97）

❸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倾向于斯巴达的贵族寡头政治。这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一书中表现得十分充分。在此不作详述。

第四，在粗糙的直接民主政治环境下，苏格拉底被陪审法庭判处死刑却是不可的避免的事情。

苏格拉底在第二轮发言中，如果讲软话，选择罚款和流放，都可以避免死。被判死刑之后，色诺芬和柏拉图同意苏格拉底有机会逃跑，因为他的追随者能够贿赂监狱看守。但苏格拉底出于哲学家的尊严、出于维护法律和正义，出于避免朋友受到牵连，他选择了死亡。

然而，在粗糙的直接民主政治环境下，苏格拉底被陪审法庭判处死刑却是不可的避免的。理由是：

❶ 由暴力重建的民主仍然带有暴力倾向。苏格拉底生活在雅典从霸权的高潮过渡到衰落的时期，由于雅典及其同盟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失败，为寻求稳定和恢复旧时的民主政治，雅典公众可能对民主作为一种有效的政治形式感到怀疑。苏格拉底是民主的批评者，因而，一些学者将他的审判解释为是政治内战的表现（EmilyR. 2007.p.55）。

❷ 苏格拉底与雅典政治、社会存在冲突。苏格拉底声称对城邦忠诚，但他赞扬斯巴达，直接和间接地对雅典进行了各种对话。他自称是城邦的“牛虻”，他的所谓罪行之一是他作为社会和道德评论家的角色，遭到普遍不满。

❸ 社会生活与道德教化往往会形成一种悖论。社会生活需要道德，但不一定需要喋喋不休的道德教化者。苏格拉底喜欢在市场、运动场、街头与各色人物辩论政治、战争、正义和道德等问题，尤其是使用其开创的“苏格拉底式的辩驳法”，让人感到困惑、不安和激起妒嫉，进而抱怨。他甚至在法庭上也运用他的辩论法，使自己陷入一种不利的群体情绪中。

（2017年9月8日）

注释：

[1] 苏格拉底式的辩驳法（theSocratic elenchus），主要应用于审查关键的道德观念，如善与正义。首先在柏拉图写的苏格拉底对话篇中。为了解决某个问题，它将被分解成一系列的提问，一个人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将答案逐渐提炼出来。弗拉斯托斯阎认为：苏格拉底的辩驳法是一种对道德真理的探索，是通过对对手论点的问和答来进行的，在这种探索中，一个论题只有被宣称是回答者自己的信念才被讨论，一个论题的否定只有从回答者自己的信念中推出来的才被看作被驳倒（弗拉斯托斯，1994）。

[2] 雅典人口结构。公元前500年左右，古雅典大约有人口20万人（Morris，2005；Storey，2006）。雅典的人口结构包括三部分，一是奴隶，约占总人口的1/3；二是梅迪克（Metic）又叫外邦人，是以缴税而获准在希腊城市居住的非希腊人；三是公民。公元前430年，雅典社会等级中，五百斗级、骑士级和双牛级三个等级的人为2.2万人，日佣级2万人，他们都是公民（芬纳。2010.p.205），也就是说公民大约占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