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上说的对，石达开因为成功使用疑兵吸引了清军主力，顺利渡过金沙江，等骆秉章发现的时候已经迟了，当时距离大渡河比较近的清军机动部队只有唐友耕一军，即使是这支军队赶到大渡河畔也比太平军晚了三天，可惜的是太平军到达大渡河的当天需要编造渡河用的船筏，而当夜大渡河就因为暴雨引发涨水，直到今天，大渡河在涨水期也是不可能渡河的，等雨停水退，清军已经赶到对岸布防了。即使这样，因为清军只有一支比较有战斗力的部队，太平军强渡的希望还是很大的，可惜在太平军最有希望的一次抢渡进行到中途时，大渡河又一次突然涨水，导致太平军抢渡失败，精锐损失惨重，更糟糕的是，大渡河从此进入涨水期，水位持续不退，终于导致太平军粮草用尽，陷入绝境。 需要指出的是，大渡河的第一次涨水纯属偶然，这个季节出现涨水的机会本来不大，后来红军到大渡河畔也是同一时节，比太平军还晚了一段时间，但也没有遇到降雨或涨水，如果这个时期大渡河经常下雨，红军是不敢走大渡河的。第二次涨水就更是百年不遇的涨水期提前了，正因为太平军的失利主要是因为无法预计的提前涨水，所以四川总督骆秉章上给清朝皇帝的报功奏章里也承认如果不是“河神助顺”他是很难阻止太平军渡河的。 附几段考证: numzero:一条有关大渡河战役的重要史料及点评 “赖文光(注:应为赖裕新，后同)已掩至，桂字营败，赖文光走越巂，间道出工州，昼夜狂奔，绕川西走川北入陕，诸军相率尾追，时琴邬黄丈在幕府，阅宁远报石大开至紫大地，言于骆公急檄唐友耕振武军备大渡河。友耕尚驻工州，他军远不及也。 石大开至大渡河，游骑数百人已济，招还，下令多备船筏，明日齐渡。是夜水陡涨数丈，连日不退，而振武军前队始驰至对岸。石大开前不得渡，退为倮彝所扼，食尽乞降，槛至成都伏法。是有天为，倘使得至平地，蜀不可为矣!” 这段史料出自清将唐炯《成山老人年谱》，此人本与唐友耕同率振武军，后回成都养病，骆秉章布置追剿石达开部时他多有参与，且与报告宁远战报的黄琴邬是熟人，大渡河战役期间还曾调遣四营振武军备援。凡此种种均说明他确是大渡河一战的知情人，其回忆录除少数自我吹嘘或对石达开的诬蔑外，多数情节颇具可信度。 这段记载不长，却以亲历或亲闻者的身份提供了很多重要信息: 1 太平军分兵作战的计划确实收到了成效，即回攻川东的李福猷部被清军错认为主力至令石达开兵不血刃渡过金沙江，从而成功突破长江防线后，清军又错将赖裕新的中旗部队(实为余部)当成主力，“诸军相率尾追”，直到接到宁远府清军战败的报告，才知道石达开早已渡过金沙江，直插成都而来。 2 太平军到大渡河时，北岸并无清军，过去我们是从曾国藩幕僚薛福成的笔记中间接得知这一情况的，当时成都附近兵力异常空虚，“他军远不及也”，鞭长莫及，唯有唐友耕部离得最近，但若非大渡河水“陡涨数丈，连日不退”，亦决计不能及时赶到。 3 石达开在到达大渡河当日即向彼岸派出数百骑兵，侦察敌情，而后召还。薛福成记太平军先已渡过万人，又再渡回的，及彼岸涨水，悔之莫及，这一说法过去只是从情理上推断绝无可能，现由唐炯本人证实。 4 记载中提到石达开待侦察部队返回，确定彼岸无兵后，“下令多备船筏，明日齐渡”，唐炯虽不可能亲自听到石达开的命令，但通过事后的审问，以及对太平军俘虏的审问，是完全可能了解石达开当时的部署的。唐炯既然已经承认被石达开占得先机，此战之胜实赖天助而非人谋，则也毫无必要凭空捏造石达开所下指令。这一记载明确否定了所谓“庆嗣三日而延误渡河”的说法，石达开是下令“多备船筏，明日齐渡”的。唐炯连石达开曾派兵到对岸侦察，以及所下之命令都能够了解到，倘若太平军真的全军庆嗣三日，他怎会全然不知?连土司的记室许亮儒都知道并且写进《擒石野史》中的事，当年清军的主要将帅却毫不知情，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如果骆秉章或唐友耕知情，唐炯必然也可得知)如前所述，唐炯连骆秉章说石达开到大渡河时对岸早有布置的夸功之词都戳穿了，实在没有必要故意隐去“庆嗣”之事。可见许亮儒实为此说之始作俑者，后世则是以讹传讹。 另外，记载中指出降雨是在太平军到达大渡河的当夜，与骆秉章奏的说法一致的。 综合以上记载，可知罗尔纲先生对这一段历史所做的以下推断是错误的 ““其实情大约是在到达大渡河南岸紫大地的当天，是要作略事休息，只向松林小河桥头略一接触，和向大渡河北岸派出侦察队伍，而没有作过松林小河西岸或过大渡河北岸的打算(与记载不符)。当夜，适逢石达开妻生儿子，第二天，又传令休军三日庆祝(记载所无)，没有过河(与记载中前日之命不符。我们姑且退一步假定石达开确实可能因为庆嗣推迟渡河，那也必是在之前并无渡河命令的情形下，也就是罗老说的，先前并没做渡河准备。如今既知前一天已有“多备船筏，明日齐渡”的军令，第二天却改令严阵以待的士兵回营庆嗣，而且一连三日，真成了“夕令朝改”，这种事即使在一个庸碌无能的将领身上也未必会发生，若说会发生在石达开这样一个具有多年统兵经验的杰出将领身上简直是岂有此理的事)。就在休军庆祝生子的当夜，或第二天，大渡河和松林小河水陡涨数丈。(记载中写得清楚，是到达大渡河畔的当夜涨水，不是第二夜或第三天)。到第三天，清军已赶到大渡河北岸，布置了防线。” 5 唐炯不仅承认如果不是突然涨水，大渡河必不可守，而且更进一步承认，在当时长江天险已破的情况下，只要被石达开部踏上大渡河彼岸的平地，整个四川都将不守。这一评价除了有助于品评大渡河战役本身的得失外，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为石达开部战斗力及对四川威胁的参考----“倘使得至平地，蜀不可为矣!” 立青:从科学的角度探讨翼王大渡河覆军的历史偶然性 一直以来对翼王远征到达紫打地，最后抢渡大渡河、松林河时的涨水问题，心存疑问。因为这一役是翼王的最后一役，而涨水又是导致失败的关键。于是，我找了一些资料，谈谈我的看法。 先来回顾一下，从翼王到达紫打地到抢渡大渡河、松林河失败的过程。 1863年5月14日，翼王带领太平军到达大渡河北岸，当时对岸没有守军，他们当日便造筏准备渡河。可是当天夜里，突降大雨，一直到第二天，大雨仍然不停，河水暴涨，根本无法渡河。当地的向导说这是山洪突发的涨水，过两天就会退，大渡河真正的涨水要到一个月之后。这样太平军才休息了两天，如果当时的河水状况可以渡船的话，太平军早就在没有敌人防守的情况下过河了。 5月17日，天气放晴，虽然水况仍然不是太好，但是对岸已经出现清军的旗帜，翼王组织了千人渡河。可是由于水流过急，船筏到了河中心就控制不住，难以前进。于是，翼王下令收兵，推迟了抢渡。 5月21日，雨过天晴，大渡河的水位也下落了，翼王组织了大规模的抢渡。当时太平军五千精锐已经冲过河心，靠近对岸了，就在这时，河水突然再次暴涨，大部分船只被打翻，剩下没被打翻的船只，也被激流冲走，不知去向。这一战，五千精锐无一生还，是导致整个战局急转直下的关键。 5月22日，翼王转移进攻方向，抢渡松林河，在松林河和大渡河交汇的河口上下几里路内处处抢渡。但由于河中到处是漩涡，河心有深沟，太平军将士多数冲不过深沟，少数冲到对岸的也因体力耗尽，而被敌人杀害。 5月23日，翼王移兵至松林河口以上十里的磨坊沟抢渡。数百将士泅水前进，可因为河水冰寒彻骨，将士游了一段时间就手脚麻木不灵，被急流冲走，爬上对岸的，也手脚僵硬，难逃敌人毒手。翼王又令放入几艘大船，首尾用铁环相扣，作为浮桥。可因为河道崎岖，又受急流冲击，铁环被冲断。抢渡最后失败! 6月3日，太平军最后一次抢渡，分兵三路，两路抢渡大渡河，一路抢渡松林河，全军出动。当天夜里，河水水位未退，波涛汹涌，将士与激流搏斗，最后，三路抢渡大军都失败了。 自此，太平军抢渡大渡河和松林河终于宣告失败。从整个战局来看，导致太平军失去先机及关键性抢渡失败的根本原因，并不是他们无法冲破敌军火力的封索，而是河水使他们的船只无法靠近对岸。那么为什么向导说大渡河涨水是在一个月之后，可是5月21日大渡河水位再次暴涨后，却一直没有下落，而此时的涨水是不是到了船只无法通过的地步呢?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大渡河的情况。大渡河发源于青海省的果洛山，其干流的起点是四川的大金川河，之后汇合小金川，才正名为大渡河。大渡河河道左傍金山、二郎山、大相岭，右倚蜀山之王大雪山(贡嘎山)、小相岭。大渡河在高山峡谷中左冲右突，奋勇厮杀，汹涌而下的水流冲击着峡谷险滩，卷起阵阵白浪，发出巨大轰鸣，素有天险之称。大渡河属于川江中的岷江流域，是典型的山区河流。其特点是:1、径流量大，年径流量达500亿立方米，和黄河相差无几;2、上下游落差大，集中落差达到2788米，水量极其丰富;3、河床突高突底，河道狭窄;4、洪水期径流来源主要是降雨，枯水期主要靠地下水。大流量、大落差，就造成大渡河流速非常急，加上河床狭窄，暴雨能很快汇入干流，引起河水猛涨，流量猛增，水位也随之猛升;同时水流湍急，能很快的宣泄洪水，所以有非常明显的暴涨暴落现象。 从以上大渡河的基本情况来看，再结合太平军抢渡的过程来分析，可以将涨水的原因分为两种，一种是突然的降雨引起的，另外一种则是洪水期引起水位上涨。5月14日当太平军到达紫打地，当天夜里就开始下雨，以致大渡河紫打地河段水位暴涨，这是和大渡河本身的河流暴涨暴落特点相符合的。当地的向导，根据这种涨水是由暴雨造成，而河道宣泄洪水的速度很快，来判断水位会很快下降，是正确的，和事实也是吻合的。但是为什么已经下降的水位会在5月21日再次暴涨呢?现有的史料也没有记载紫打地在5月17日到21日这段时间有下雨呀?由于21日的抢渡失败非常关键，所以我找了相关四川的水文气象资料。从历史统计资料显示，岷江上游流域普遍降雨期在5月~9月，洪水期在6月~9月。我认为，很有可能当时雨带已经转移到大渡河上游流域，同时雨量随着海拔的增加而降水量递增，紫打地本身是没有下雨，但是上游普降大雨造成洪水。上游从暴雨发生到洪峰形成的时间较之中下游要短得多，具有突发性特征。虽然大渡河在四川境内有852公里，而紫打地位于大渡河中游，根据大渡河河道窄落差大的特点，上游洪水很快就会影响到中游。根据史料显示，从5月21日开始，一直到6月3日，大渡河的水位都一直没有下落，这就说明由于降雨的关系，当年大渡河的洪水期提早到5月底、6月初这段时间来临。有研究天国历史的专家提出，21日之后的涨水可能是由于贡嘎雪山融雪造成的。我认为这种猜测是不科学的。根据大渡河的特点，大渡河洪水期水量主要来源还是降雨，虽然旁边的贡嘎山和其他雪山在洪水期会有一定的雪水注入，但这并不是引起水位上涨的主因。 太平军几次渡河失败的主因是河流水位暴涨，而涨水引起一系列的河流变化就直接导致了船只无法通过。首先，因为降雨引起流量增大，加上河流落差很大，所以河水流速非常大。试想想，在流速很大的河流中，要想在河中搭浮桥根本就不可能，浮桥的连接会很容易就被冲断。另外，由于大渡河、松林河河床是石质河床，有较多的河弯、石梁、石盘、凸嘴等，河床存在强烈的横比降。当流量增大时，特别是在河口上下，就会引起水流紊乱，回流、漩水、泡水、横流、激浪等等流态在洪水期更加明显。紫打地，北临大渡河、西靠松林河，而松林河本身就是大渡河的支流，大渡河涨水也必定影响松林河，而且由于壅水的关系，松林河水位会比河口水位还高。在这样的河口地带，河流水量交换，就算不是涨水，漩涡、回流就非常多，更别说涨水的时候了。 翼王开始时选择松林河河口上下几里的地方频频抢渡，我认为这个地点的选择也是值得商榷的，抢渡地点也影响了抢渡的成败。很明显5月23日，太平军移师松林河河口以上十里的磨坊沟抢渡，因为远离河口，虽然流速仍然很大，但是相对的河床比较稳定，乱石险滩较少，流态也相对稳定。因此这次抢渡失败主要是由于河水极寒，以致泅水将士手脚冻麻，且水流流速太大，将士被急流冲走，后来搭建的浮桥也被冲断。 综上所述，翼王率领太平军在紫打地抢渡大渡河和松林河失败的主要因素是河流涨水，但涨水的原因有两种。5月14日因降雨而涨水是很偶然的，如果当时没有降雨，那太平军一定可以安全渡河，长驱直奔成都。从5月21日开始的涨水，我认为是由于上游降雨使大渡河提早进入洪水期而造成的。骆秉章的奏报中提到的“石逆于三月二十七日甫抵河干，是夜大雨滂沱，次日河水陡涨十余丈，波涛汹涌，并松林小河亦成巨浸，询之土人，向来三四月间，从未见此盛涨。。。。。。”是可以合理解释的。 顺便说一句，后来红军长征到大渡河时的渡河和当年太平军抢渡的时间都在五月，按到达大渡河的日期算，前者比后者还晚了10天。如果按洪水期来算，这时渡河绝对不是在“撞大运”，但如果按雨季来算，这时渡河也确实是有突降大雨涨水的可能性! 说明: 1、关于根据历史资料统计的降水期和洪水期问题。 根据历史统计资料，大渡河的雨季降水期在5月~9月，洪水期6月~9月。因为这个基础数据实在是太难找了，想找到150年前的数据来自己分析，根本就是不可能的，而现在是通过一些水利论文找出这个大概的时间。 但我认为这个资料还是能用的:第一，虽然是第二手资料，但在不同的水利论文里面出现过，在论文中也不是重点，不排除采用的是相同水文站的同一统计资料;第二，水文站一般也会通过地方志了解在建站前当地的历史水文情况，然后整理结合现有的基础观测资料来得出统计数据，例如，我就查到在1857年6月曾经在大渡河发生过非常大的洪灾;第三，根据我个人的工作经验，我曾经直接接触整理过广东省的西江下游、北江中下游、东江等水系的基础水文资料，发现在50年内(有实测数据)，洪水期发生的时间变化不大，这个和地方气候有一定关系。虽然不能说在150年内，洪水期和雨季时间就一定不会变，但是我认为变化的幅度不会太大，15天左右的变化幅度是可能的。 2、关于降水和洪水。 怎么样的情况下降水才会引起洪水呢?我认为，对于山区河流，只有在全流域，特别是上游地区普降大雨的情况下，才会有充足的水量引发洪水。特别是大渡河有一个特征，雨量随海拔增加而降水量递增，那就说明其上游的降水量必然比中下游的降水量大。如果单纯在中下游下一场大雨，只会引起部分河段暴涨暴落，只有在全流域或上游普降大雨时，才会引起整条河流的涨水，甚至洪灾。 3、关于松林河河水的水温。 史式曾经在《太平天国史事考》的自序中提过，他在1981年8月石棉会议期间亲自到过松林河，在现场脱了鞋袜下水，才会发现:原来那里西距海拔7590公尺的贡嘎山不过百里，高山化雪之水倾泻而下，其寒无比。人一下水就会抽筋，因而难以泅渡。 如果史式是在枯水期到的松林河，而觉得水温奇寒，就不能说明松林河在洪水期时水温也是这么寒冷。因为，松林河枯水期时水量主要来自附近的雪山融雪后形成的地下水，雪水是寒冷的。 而经过了解后知道史式是在8月洪水期到的松林河，而松林河洪水期的水量主要来自降水，水温居然也是这么寒冷的，那就证明松林河的河水的确长年奇寒无比的。 再补充一下，我们都知道，十八勇士安顺场抢渡大渡河的胜利只是红军突破这一天险的第一阶段，但红军的大部队是从泸定桥过河的，盖因当时只能找到很少的渡船，远远无法满足全军渡河的需要，而蒋介石的追兵正从四面赶来，因而红军决定留少数部队在大渡河继续渡河，其余转向泸定渡河。所以，后来的飞夺泸定桥才是大渡河战役的决定性胜利。而当年太平军因涨水而无法大渡河时转攻松林河，目的也正是为了北上泸定以跳出清军的包围圈----盖当时松林河系前往泸定的必经之路。太平军最终因前文所述原因而无法渡过松林河，才被困死在大渡河畔。而红军抢渡大渡河时，松林河早已改道，对红军前往泸定已不成为阻碍。因此但在这一点上，太平军的情形和红军是不具备可比性的。 king_up说的不对，云贵川地区反清活动非常活跃，而且各地义军都对石达开远征军的到来极为欢迎，争相支援太平军或和太平军合作，相应地，云贵川地区的地主武装并不强大，太平军在大渡河战役期间也没有受到来自地主武装的值得一提的威胁。 黯淡的落幕说的全都不对，石达开从始至终都使用太平天国年号，奉洪秀全为“真圣主”，他进军云贵川的行动是得到太平天国官方认可的，洪仁玕对外国人介绍太平天国的疆域时第一个提的就是石达开所在的云贵川地区，天京历年颁布的官书中所列的官员职衔表，石达开也一直排在陈玉成、李秀成之前，所谓“建立另一个太平天国”是毫无根据的。“石达开难以进入四川，一直游走在广西、云南、贵州等地”更大错特错，石达开的部队早在1861年就打进了四川，石达开本人率领的主力也在1862年初进入四川，而且先后四进四川。“军队只会越打越穷。石达开只有克扣军饷、或者搜刮 百姓”更不符合事实，四川总督府幕僚的后人沃邱仲子写的《石达开在川陷敌及其被害的事实》一文中明确记载，“因为石达开所部爱护百姓，深得民心，因此在川滇一带沿途所经乡镇，均由当地人约保筹集馈送，粮饷赖以不缺，实际用不着攻城筹粮”，当时有四川的李蓝起义军想去迎接石达开，石达开的部下担心大军往来会惊扰老百姓，让他们不用迎接，只要等候太平军即可，石达开部下写给李蓝义军的书信原件至今还在，可以证明石达开远征军对百姓的爱护。“金沙江水势迅猛，彻底的把他留在了江对岸”，又错，石达开巧设疑兵，在1863年兵不血刃渡过了金沙江，四川总督骆秉章都还不知道，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收到太平军在长江北岸击败清军的战报才知道太平军已经过江了。 祺祥88说的也全都不对，所谓“20多万人马脱离石达开”是在广西时期，广西是太平军的发祥地，省内反清义军多如牛毛，势力比较大的就有大成国、延陵国、升平天国几股，怎么会是“孤军深入”?部队脱离石达开的原因很多，包括石达开不愿意另立旗帜，满足不了部下攀龙附凤的愿望，包括广西条件艰苦，远不如江南的富庶繁华，包括石达开部下多为三江两湖人，常年离家思想故乡等很多原因，当年太平军出广西时总共不过两千人，一路打到南京，又经过北伐、西征、天京事变，到石达开走之前，剩下的“老广西”男女加起来也最多不过数百人，99%的部队早已不是“老广西”，谈什么“后期的补充兵员应经不是老广西”?张遂谋在石达开离开广西前就已经完全从历史记载中消失，“听信张遂谋的个人意见，遂引军队走上绝路”不是无中生有么?说石达开投降更是荒谬，石达开进入清营时身穿太平天国龙袍，头戴王冠，天底下有这样投降的反贼么?再看四川总督骆秉章的幕僚黄彭年对石达开的记载:“ 此贼举止甚稳，语言气概，不亢不卑，寓坚强于和婉之中。方其就死，纳履从容，若是我大清忠臣如此死法，叙入史传，岂不炳耀千载?如此人不为朝臣用，反使为贼，谁之过欤?”，如果石达开真的投降，能让敌人说出“若是我大清忠臣如此死法，叙入史传，岂不炳耀千载”的话来么?据沃邱仲子记载，骆秉章曾经多次派人对石达开劝降，如果石达开已经投降，何劳再劝? 甄彦超说的更不对，据记载，太平军在大渡河畔陷入绝境时，《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紫大地蒙难纪实碑》记录当时的情形，“战守俱穷，进退失据，粮尽而食及草根，草尽食及战马。兼之疟痢流行，死亡枕籍，阅时一月，而军心屹然不动，其得士心如此。呜呼!此岂田横之客可同日而语者哉”，可谓气壮山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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