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事效率忒低。
一个上午就在寄快递收快递中耗费掉了。且七件快递，只递出六件，一件欲寄北京海淀区的因疫情防控不能寄出。另一件要寄济南的，开始说寄不出，让我取消，等取消了，又说可以寄了，再让我重新下单。
要说麻烦，预约快递还不算什么，最耗时间的还是寄件之前的题签、钤印、包装、标记——因为这回快递的仍旧是书。以故，现在给朋友们寄书的热情已大打折扣，早不似原先高了。除了耗时耗力耗费用（六件快递72块！这还不算顺丰，顺丰一件就二三十块！），还有一个缘故，就是如今会想到：冒然给别人寄书会不会给受赠人增加负担？譬如人家收到你的书，先得告诉你收到了吧，而后还必须出于礼貌多少翻一翻，而后说不定还得多少谈谈阅读的心得——而所谓心得，又往往限于客气话，也就是好听的话、表扬的话，表扬得不够尺度人家还可能觉得过意不去……人家累不累呀。
自然也有书寄出就石沉大海的，既没有签收回应，更别指望片言只字的阅读评判——无论好话歹话。此种情况可谓“打水漂”，对作者“剃头挑子一头热”的盲目热情打击也不小。虽说我惯常持“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之态度，可赠书给人的热情慢慢减退，或多少也与此种情况有关。
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缘故。从前家里书不太多的时候喜欢做加法，多个一本两本书觉不出多来，可搁不住天长日久积少成多，且越积越多，那负担就慢慢重了。幸好眼下住的房子有个阁楼，历年积攒的杂志期刊什么的，还能暂时往阁楼上堆——可要是赶上再搬一次家呢？真是不敢往下想。
记得某年梁文道先生来杭州一个书店跟读者见面，我因为一个朋友邀约，匆匆来与梁先生见个面。记得聊天时他说到关于赠书的话，大意谓不希望人家赠书给他，而应该是“如果我需要你的书，我会去买来看。”当时还觉得这话似乎有点不近人情，现在却又觉得有他的道理了。
不过说归说，到底还没真正修炼到那种境界，至少对于书界友人们送的书，特别是自己喜欢的书，我绝不想辞谢。不止不想辞谢，甚至还是一如既往地希望多多益善。只是从个人角度，我现在想到的是：无论自己写的书好也罢、不好也罢，总不可能人人都会喜欢，尤其是读书圈里人，读书藏书的要求皆偏于苛，各有各的偏爱，此种情况下，贸然给别人寄自己的著作恐怕就有点不妥。赠书的动机即便极为纯正，也须考虑到人家是不是有兴趣阅读。怎么办呢？要么别人感兴趣主动来索书，要么寄书之前先问问人家喜欢不喜欢。
拿我近期所出《吴伯箫先生编年事辑》来说，我就在赠书这事上犯了踌躇。原因就在于当下读书圈热捧的不是周作人就是俞平伯，你突然给人家寄本吴伯箫年谱，你让人家说啥好呢！“爱人赠我金表索，回她什么：发汗药”乎？以故，在把这书寄给几位朋友们之前，我只好先怯怯地问一声是否有翻翻的兴趣，待得到肯定回复后才敢往外寄。
其实，若说起赠书在赠书者与受书者两方面的心理感受，大概有点复杂。我寄书给人的心理也不过只是其中一种情况。因我回忆起来，自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接受文学界前辈们的赠书以来，我几乎从未有过“负担”之感，有的只是感激与殷殷期盼，因这些前辈们的赠书对成长中的我始终都是知识和文化的给养，我都感激不尽，哪里会有增加“负担”之感呢！若说负担，那不过是近年书越出越多、而质量未必越来越高所致文化浮肿病的结果，若属此种情况，则不得不认真提醒自己：写书不能求数量，更不该有意无意地滥竽充数，去制造文学的、文化的或学术的垃圾！
至于术业有专攻、读书有偏好，那是阅读个性问题，只须尊重，赠书时考虑到对方的好恶便可。
也许还有一种情况倒真该慎重，即对于种种与书不相干的人，无论其官职有多高，权势有多重，似乎都没必要热脸去贴冷屁股。仿佛记得一位文学老前辈愤愤然说过一句话：千万别把自己的书送给官员，因他发现原先自己签送给官员们的书最后都在旧书市场现身了——实际是被那些根本不喜欢读书的官员们当垃圾处理掉了。
回到寄快递的话题。今日快递寄出六件，收了一件。乃湖北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寄来的新编《吴伯箫散文选》样书，之所以说“样书”，是因为该书责编当初不耻下问，在素不相识的情况下给予区区以百分之百的信任，委托区区为之撰写一篇序言矣。拿到书，看到首页序言改题为“导读”，感觉似乎更贴切一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