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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述历史，贵在求真求实。要始终怀着对历史的敬畏之心，坚持科学严谨、实事求是、说实道有的理念。在编著中不牵强附会，不演义戏说；对资料严加考证，认真鉴别，严肃谨慎。但现实中，有些记述华州历史的文字，却随性随意，没有严谨的考证鉴别，出现一些讹误。 少华山森林公园中的蟠龙山和潜龙寺（俗称藏龙寺），是一处风光别具的旅游区。潜龙寺始建年代，众多有关文章，包括百度，都记始建年代在东汉明帝时，或东汉初年，这在佛教历史上是不对的。
民间传说，东汉光武帝刘秀，早年被王莽追赶时，曾在此藏身，其子汉明帝建此庙纪念，人们俗称藏龙寺。“王莽赶刘秀”是全国许多地方都流传的民间故事，不是信史，寺庙建于何代，当然不能以此为据。寺中有一块清代康熙四十六年（1707）的碑石，上说“自汉明帝时有其寺”，这应该是1600多年后的附会臆测。 汉明帝是东汉初期的皇帝（公元58－75年在位），公元64年，汉明帝遣使西域拜求佛法。三年后，汉使同印度高僧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返回东汉京城洛阳，在洛阳西雍门外建起了寺院，即著名的白马寺，这是佛教在中国内陆流传之始。潜龙寺这时是否建立，存很大疑问，因为佛教的传播流传是一个长期过程。作为外来宗教，佛教融入中国社会，应逐步由简单向复杂转变，由经济发达地区逐步向偏僻地区流传，仪轨也得逐步完善。始建佛教寺庙，没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宗教氛围，不可能在佛教刚刚传入时，就在远离京城洛阳的深山老林里建潜龙寺。 著名历史学家王仲荦在《魏晋南北朝史》一书中说：“汉献帝（公元189—220年在位）时，佛教在这一时期在人民群众间逐渐传播开来。”他在此书中又说：“在曹魏甘露五年（公元260年）的稍前一、二年，才有颍州人朱士行，第一个出家当和尚。” 佛教由公元67年传入中国内陆，到有人第一个出家当和尚，将近200年，可见汉明帝建潜龙寺多么不可思议。 潜龙寺中康熙四十六年碑石“自汉明帝时有其寺”的说法，是孤证，寺内其它碑石以及权威文献并没有相同记载。有些寺庙，喜欢将自己的建庙史上溯到佛教传入内陆的汉明帝时，以示久远，取其说法需慎重。 柳枝镇南关村南部的凤居山下，有一寺庙，即永庆寺，也称永庆禅院。网上的许多介绍永庆寺的资料，皆认为该寺“始于汉室，隆于唐世”。如百度百科就说：“据永庆寺中明宣德八年（1433）的《凤居山永庆寺禅院碑记》所记载，该寺‘始于汉室，隆于唐世’。”其实此为对碑文的误读。 明宣德八年（1433）的《凤居山永庆禅院碑记》，至今仍竖立在寺内。其碑文的主要内容，先是佛教的起源，然后是佛教传入中国的叙述：“……三教阐时而教法隆，是以白马东行，如来归化，无非慈悲为怀，方便为门，三代轶叙，始于汉室，隆于唐世，四海弥教，建迹法像，演教法场，实化愚之一端也。……”接下来记凤居山的形胜及得名。再记凤居山下永庆禅院的法师名号，记述其寺建筑“俱完，惟有罗汉圣相未饰”。又记各界捐款修缮功德。 碑文始终未记永庆禅院的始建年代，而“始于汉室，隆于唐世”，从上下文看，不是记永庆禅院，而是记佛教在汉明帝时传入中国内陆，唐朝时达到兴盛的状况。因此，从碑文看，永庆禅院的始建年代不详。能证明的是，明宣德八年（1433），永庆寺修缮并立碑。 前些年，出现一种说法，认为“陕西华县（今已改为渭南市华州区），古代属于西河郡。” 西河郡是古代地名，历代所在位置各不相同。据《辞源》《辞海》《中国历史地名词典》等各种历史地理工具书：春秋时，卫国西境沿黄河地区，称西河，即今河南浚县、滑县等地(注意：“滑县”与“华县”音同字不同，易混淆)。战国时期的魏国设置西河郡，《辞海》云，其“辖境相当今陕西华阴以北，黄龙以南，洛河以东，黄河以西地区”；汉朝也设西河郡，在今内蒙、陕西、山西交界处一带；三国曹魏时的西河郡在今山西汾阳一带的吕梁地区；唐宋时，西河郡是汾州的别称，治所在今山西汾阳。上述各代的西河郡，没有一处与陕西华县（今华州区）有关。
西河郡也是古代的一个行政区域。历代各种地方志都注重记载当地的行政区划沿革。但是，华县（华州区）现存的自明朝至今的7部主要志书，没有一处提到今华县地区与西河郡有任何关系。查阅权威性史籍“二十四史”中的《地理志》，在记述华州（华县古称华州）的建置沿革时，也没有一处记华州属于西河郡，或西河郡在华州。查阅当代历史地理方面的专著、地图，辞书，涉及于此，也无相关记述。 唐代名将郭子仪是华州人，他有八个儿子，最出名的是六子郭暧，他的妻子是唐代宗之女升平公主，人称“郭驸马”。郭暧在历史上没有什么建树，但他夫妇二人因是戏剧《打金枝》的主角而闻名遐迩。 郭暧在二十四史的《旧唐书》《新唐书》都有传，《新唐书》记其于唐德宗“贞元十六年（800）七月卒”。他去世后葬于何处？新旧唐书均无记载，而明朝万历初年刊行的《华州志》卷三记“郭驸马墓，州西南山之岭。” 许多人就以此为据认定郭暧墓在五龙山顶。但成书于清朝康熙年间的《续华州志》，却认为此为讹传。其书卷一的《辩讹考》中记，有人听说五龙山顶有郭暧墓，就去“挖掘”，结果挖出的是唐朝的一块镇风塔题铭，又称“秦皇观基浮图铭”，由唐初的检校华州刺史乔师望撰文。《续华州志》的编纂者由此认为所谓的郭暧墓是唐朝的一座塔基遗迹，并批评郭暧墓在五龙山顶的记载说：“何考覈者之未详若此乎？”可此说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清朝道光年间的《陕西省志辑要》卷三依然记“唐郭驸马墓，在华州西二十里五龙山之巅。” 华州民间也盛传郭暧墓在五龙山上，还演绎出“升平公主五龙山吊孝”的民间故事。郭子仪故里----莲花寺镇西马村的郭氏是郭暧后裔，他们有清明期间到五龙山上“郭暧墓”前祭拜的传统。但历来也有人质疑：五龙山山脚到山顶海拔相差一千米，郭暧为什么葬在那么高的山顶？这与传统的丧葬习俗很不相同，令人费解。郭暧墓在不在五龙山？或者说，郭暧墓究竟在哪里？成了一个谜。 谜底终于在2012年被揭开了。据2012年 7月13日的《南方周末》载，在西安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一期工地上，挖掘出郭子仪家族古墓，其中就有郭暧及其妻升平公主的墓，具体位置在西安市长安区杜陵乡东兆余村。墓中出土了郭暧夫妇的墓志铭各一块，郭青萍编著的《太原郭氏金石注集》收录了这两块墓志铭的拓片图照。
郭暧的墓志铭记其：“贞元庚辰岁九月七日寝疾，薨于宣阳之里，春秋卌有九。……明年秋八月壬寅，卜宅于万年县之凤栖原。”也就是说，郭暧于唐德宗贞元十六年，即公元800年去世于京城长安的宣阳里，次年葬于长安之南的万年县凤栖原。万年县凤栖原在今西安市长安区杜陵乡一带，郭暧墓即在此地，就是上文提到的被挖掘的郭子仪家族古墓所在地区。 至此，郭暧墓及墓志铭的发现，证明郭暧墓不在华州五龙山，而在今西安南的凤栖原。 赤水街西头，华州区与临渭区交界的赤水河上，双桥上下相叠，横跨赤水河，形成“桥上桥”的奇观，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各种介绍“赤水桥上桥”的文章，大多是记此桥建于清康熙六年(1667)，到清道光十二年(1832)，由于山洪挟泥沙而下，河床渐高，桥孔壅塞，因而在原桥之上又砌石增高，从而形成桥上桥的奇观。其资料基本来源于成书于清光绪八年（1882）的《三续华州志·山川志》。此桥的下桥建于清康熙六年(1667)，没有问题。而上桥建于清道光十二年(1832)是错误的。 《三续华州志·山川志》原文是：“赤水桥自康熙丁未中丞白公捐金创建，至道光中百六十余年，河身渐高，桥眼壅塞，水难流畅，以致堤岸屡决，淹没民田无数，赤水南北几成泽国，居民苦之。壬辰岁，郡侯张公禀请道宪，捐集多金，派武生梁清选、耆民马声远等，督工重修，砌石增高，两边添设石栏，以防车马倾陷，自是河流复畅，藉免冲决。” 文中“康熙丁未”即康熙六年(1667)， “壬辰岁”即道光十二年(1832)。“郡侯张公”， 据《三续华州志·官师志》指华州知州张坦。《三续华州志·官师志》记其“道光元年实任”，曾“捐廉重修赤水桥，从渔村川（今大明川道）开道，自千顷漫（今大明马厂）运石。”又据《三续华州志·艺文志》中鄂山所撰《重修庙学碑》，道光三年（1823）时，张坦在华州知州任上。据《三续华州志·官师志》，道光十二年(1832)的华州知州是龚启。 由此可证明张坦修赤水桥的上桥时间，应在其任期内的道光元年至道光三年之间，而不可能是道光十二年。道光元年至道光三年之间的道光二年为壬午岁。《三续华州志·山川志》所记的“壬辰岁”，应是“壬午岁”，可能为作者笔误。因此，“赤水桥上桥” 建上桥的时间，应记为道光二年（1822）。 位于华州区大明镇里峪口的蕴空禅院（又称蕴空寺），不但是香火旺盛的佛教寺庙，也是游人不绝的风景名胜区，而明朝崇祯皇帝第四子在此隐居的传闻，更使这里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引起人们的种种遐想。 蕴空禅院始建年代无考，从禅院内北宋治平三年（1066）和熙宁二年（1069）的两块碑铭看，此禅院在北宋治平三年（1066）以前很久就存在了。 在蕴空禅院的历史中，绕不开的话题是明朝崇祯皇帝第四子在此隐居的传说。传说大体是，清灭明后，崇祯四子隐姓埋名到华州蕴空寺出家，法号为普乾。在华州，他暗地规划恢复大明江山，在乔峪口外，建了一个至今人们还在叫的十里“马厂”，招兵买马，训练军队。为了反清复明，唤起百性对大明江山的拥戴，短时间内他相继建起大明寺、兴国寺、护国寺、兰若寺等庙宇，并命名了“朱张”等村名(明朝皇帝姓朱)。他曾发誓：“生不做清朝官，死不沾清朝土”，故圆寂后，弟子遵从其遗愿，将其棺用铁索悬于墓穴之中，四周悬起，不着其土。人称“悬棺”。如今游览蕴空禅院，还能够看到“悬棺”。 《明史》卷一百二十记，崇祯共生七子，其中的四子朱慈炤，曾被封为永王。明亡后，朱慈炤“不知所终”。“不知所终”的朱慈炤，有没有流落到华州出家，至今没有发现相关历史文献记载。其实，崇祯四子在明朝灭亡后隐居江湖的传说，全国许多地方都有。如：福建泉州安溪县湖上乡飞亚村柏翠山狮子岩，宁夏中宁县四百户（恩和乡），山西省宁武县涔山乡王化沟村等，都传说崇祯四子在当地隐居终老。到底何处为是？至今没有令人信服的结论。 华州的传说中，所谓“崇祯四子为了唤起百姓对大明江山的拥戴，短时间内在华州相继建起大明寺、兴国寺、护国寺、兰若寺等庙宇，并命名了‘朱张’等村名”的说法，也得不到历史文献的支持。因为在明朝万历九年（1581）刊行的《华州志》卷二、卷四中，这几个寺庙和朱张村已有记载。这些记载，比明朝灭亡的崇祯十七年（1644）要早70多年。这就证明，这几个寺庙、村庄的修建与命名，与崇祯四子和“对大明江山的拥戴”无关。至于“十里马厂”，桥峪口北确有一村叫“马厂”，但据民国时编撰的《重修华县县志稿》卷三记，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桥峪水暴涨，从桥峪口到龙湾，约五六方里，大石山积。几成不毛，积久野草繁殖。明朝的潼关驻军在此牧马，故称马厂。这比崇祯四子在华州建马厂训练军队的传说，应早了一二百年。附带说一下，大明乡、大明镇的得名，是因乡、镇政府设在原大明寺内，而大明寺在明朝灭亡前70多年时就有记载，故大明乡、大明镇的得名也与崇祯四子力图恢复大明江山无关。
华州大明蕴空山 听雪摄 至于普乾法师与崇祯四子朱慈炤是不是同一个人，以目前掌握的史料看，还无法给出肯定或否定的答案。《明史》记朱慈炤“不知所终”， 给人们想象的空间，因而有无数个可能性。要证明朱慈炤流落到华州，在蕴空寺出家，成为普乾法师，还需要确凿史料的支撑和严谨、科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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