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住在南昌大楼六十年的赵先生

细心的朋友发现我大部分的文章都是关于上海老弄堂里发生的，对那些上海老的公寓大楼内容较为缺乏，显然是因为缺乏这方面提供准确信息的居民，最近的征集文章发表后，赵先生给我发来了私信，说是他在南昌大楼里住了六十年之久，于是我们就此展开了话题。

上海作为民居的公寓大楼建筑基本上都是兴建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当时建造的背景是大量的外国侨民需要有别于普通市民的居住单元，于是独门独户、一门关进的公寓式建筑开始大量建造，因为看好这种建筑形式的前景，所以业主基本上都是只租不卖（大楼房客的构成与弄堂居民不同，他们对自己居住的时间不确定，所以不可能采用“顶”的方式来获取居住权，于是采用高房租来收回和获取收益），这样一来社会和城市的稳定发展就直接影响到大楼房子的租金收益。太平洋战争爆发是对上海公寓业主的第一次最大的冲击，特别是公共租界的公寓楼都人去楼空，然后就是49年政权更替时期，外国人大部分离开上海，于是原来的承租对象一下子流失，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这部分高档住宅就开始向能够承受高房租的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转移，当然一部分由机关分配给南下干部居住（租金由机关承担）。所以我们不可能找到这些大楼里最早的原住民。

赵先生的父亲当时是广慈医院检验科的主治医生，当时收入在150元以上，母亲是检验科检验师，作为1945年就入职医院的老职工，月薪也超过了100元。由于当时单位职工有房租补贴，同时单位分配的房子，房租都在工资中扣除，所以没法了解当时具体租金。目前房租是200多元。

1956年赵家搬进南昌大楼时有赵先生父母和外婆，赵先生的两个哥哥，赵先生是后来在南昌大楼里出生的。

大楼内的楼道地面的马赛克保留完好。

  公寓式建筑内的正门，上海人早就期盼的”一门关进“就是指这道门，其实很多大楼里这扇门里还要分成几户人家。

部分家厅门口的自我修饰。

南昌大楼(是在当时上海为数不多设计为一梯两户的公寓建筑，)整座大楼有四个电梯，分成四大独立的部分，而这四大独立部分基本上是由多种房型所组成，大至有一室户、两室户、三室户、四室户等房型。这个四室户是一门里面有一个横套和一个直套，共四个房间、两个厨房、两个卫生间。它可以由一户大家庭居住，大多数是分成两户人家合住。由于历史原因个别的四室户里住着三到五户人家。赵先生一家居住的就是这其中的一个横套，居住面积约50平米。

南昌大楼不少住家还保留着大楼原有卫生设施和马赛克地面。
 单元内的卫生间都是三件套的大卫生，面积有5、6个平方。三十年代有这样的设施显然让一般上海人羡慕不已。

南昌大楼部分家庭还保留着原有的厨房设施。

大楼原有的壁橱。

储藏室的门。

早年还可以在墙上看到西洋画，这应该是最早外国人租房时画的。

  同样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入住南昌大楼的杨先生说南昌大楼建造时就已经配备了家具，这是他家至今还在使用的家具，可以清晰地看到上面Art Deco风格居然和大楼外立面一致。（杨先生父亲1958年前是仁济医院皮肤科主任）

这是杨先生家原来的四眼的煤气灶，带有烤箱。十几年前因为改用天然气才被迫停用，实际在他家使用了七十多年。

据赵先生回忆，在南昌大楼能够居住在真正一个单元独门独户的还是较少数。而不少单元内住户会更多，这种状态是多个时期造成的。

随着赵先生和哥哥们都开始成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单位福利分房都是看所在单位效益是否好，一旦靠单位的福利分房没指望，那赵先生也像其他上海人一样“内部挖潜”，这近50平米的居住面积内最拥挤时的状态是居住着父母、大哥、婚后的二哥三口人以及赵先生自己婚后三口人。这应该是很多上海人当时居住状态的一个缩影，住在大楼里也无法幸免。

直到大哥婚后搬出去住，二哥搬去楼上买下的一个单元，他们才缓过劲来。

  钢琴教育家俞便民女儿俞人仪的回忆文章显示他们当时就是南昌大楼的居民。

  上海著名女作家宋路霞在《上海望族》第二章聂家花园的欧风美雨中写到聂家后代曾经居住过南昌公寓。

  电力部门的回忆文章中显示“法电车务总管勒莫尼也曾是南昌大楼的居民。

  据原卢湾区宣传部门的有关文章中显示盛宣怀的外甥女彭蔚宜也曾居住在南昌大楼。

  该部门还有文章显示虞洽卿的三公子虞顺惠和太太也曾是南昌大楼居民。

  该部门还有一篇文章是描述唐英年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司司长时的盛况，因为他的祖父唐君远的主要居所就是南昌大楼。

  这是选自201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唐翔千传》，蒋小馨、唐晔著的《唐翔千传》第九章十年动乱一节中描述了文革后期他回到上海南昌大楼探望父亲唐君远的经历，其中描述到原来他父亲居住在六楼，文革时期被调整到四间套的其中两间，当时有唐翔千的父母和唐翔千的两个兄弟夫妇。其中的描述读来令人感慨万分。

  希望有兴趣的朋友找出上述几篇文章来阅读一下全文。

据赵先生梳理的大楼里住户来源和职业构成，有部分部队安置转业干部，有不少医生，还有当时卫生局的军代表和老干部，而南昌大楼的茂名南路一侧全部底层加上部分二楼的房间，一直是瑞金街道地段医院的用房（我儿子当时打防疫针就是在这里），因此不排除当时接收该大楼的主管单位就是市医疗主管系统。

南昌大楼底层在改开浪潮中全部成为营业商铺，以服装店为主。

在2016年至2019年间学校、医院开始外租用房的整顿中，茂名南路大楼沿街底层商铺全部退租，恢复地段医院使用。

据上海地方志的资料上显示：原建筑是永安房地产公司出资兴建，目前该建筑仍有几处为卢湾区消费者保护委员会、卢湾区归国华侨联合会、市慈善基金会卢湾办事处等单位使用。

南昌大楼是1933年期间原上海法租界这个周边开始有大量的俄国流亡的贵族（上海人俗称白俄）生活和经商，永安地产公司觉得这是一个相当好的机遇，于是投资兴建环龙公寓（南昌路原名环龙路），由外籍建筑师列文设计，安记营造厂承建（注1）。

南昌大楼朝南的一侧满室的太阳是最令人兴奋的。

按上海地方志的介绍：南昌大楼两面邻街，楼的转角处安排作大门进口。底层大多数是店铺，也有部分住户。沿着环龙路底层设一个过街楼出入口可到辅楼。二层以上是住宅，户型有1、2、3、4等室型，户内有壁橱、厨房和卫生间。每户都有半挑半凹的阳台。属于现代建筑，简洁而大方。外墙采用奶黄色面砖贴面。在大门入口的门楣和顶部尖塔，以及檐部、门厅地坪、门窗铁花等处，都具有装饰艺术派风格。

正是由于南昌大楼极具装饰艺术派风格，所以著名摄影师尔东强先生出版的《Shanghai Artdeco上海装饰艺术派》一书的封面就是采用了南昌大楼的标志性装饰。而后来所有爱好上海老建筑的人士都会将Artdeco挂在嘴边，以Artdeco为荣，一切不懂Artdeco的属于“伐懂经”。

装饰主义的英文是Art Deco，这是一个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1920年-1930年）出现的艺术风格。这一风格的特点正如它的名称一样——对华丽的装饰的讲究。

所以1933年建造的南昌大楼已经能够迅速的接受到了远在欧洲的艺术风格，可见当时的上海对于新事物接受的速度和包容性。

有意思的是南昌大楼的房型直上直下，所以从空中俯视它和房型图几乎一致。（房型图是周旋拍摄于娄老师的《老上海经典公寓》一书中）

从大楼楼梯间看出去的辅楼

南昌大楼北侧有原大楼的辅楼部分，由于沿街大楼的居民基本上不往后面走，所以等于这两部分隔绝开来了，据称辅楼原来是安排给大楼内帮佣或司机居住，那么1949年后是否就直接延续居住了？我们不得而知，我只是从间接的关系获知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的老艺人“灯彩大王”何克明原来就长期居住在南昌路的沿街面房子中316号两个门面里住了三户人家。直到改革开放后为了改善生活环境才搬到南昌路127弄居住。这部分居民的构成有待于文章发表后其他知情者的补充。 

原来何克明住的位置。

川沙的营造商名单中有安记营造厂的一席之地。 

注1：姚长安（1896～1977），上海川沙人，祖上经营建筑。姚高小毕业后，于民国元年（1912年）进入挪威商人穆勒开设的协泰洋行学习建筑设计，其间入青年会夜校英文专科攻读英语，并就读美国万国函授学院建筑专业毕业，曾担任协泰洋行汉口分行的设计、绘图、监工。民国8年，姚长安离开协泰，进入他的叔父、建筑专家姚锡舟开设的姚新记营造厂，在一些重大工程中担任总监工，如原上海法国总会（现上海花园饭店老楼）、南京中山陵墓及祭堂。后来姚长安开始独立开业，以安记建筑工程师事务所的名义设计了龙潭中国水泥公司、崇明大通纱厂、上海永豫纱厂、济南民安面粉厂、沙市纺织厂等。当时他们的广告是：“艺术化的建筑专家：本厂专门承造一切大小工程，坚固美观，工作迅捷，凡经本厂承造之各业主莫不一致十分满意。”南昌大楼正是呈现了设计师和建筑师最佳的艺术效果。

感谢该文写作中提供翔实资料的赵先生和杨先生，也感谢再次为我寻找资料的朱佳莉小朋友。文中采用的插图除有水印外均为赵先生、杨先生提供，切勿随意挪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