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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视角下的傈僳族源流考释 《思想战线》2020年第6期 段丽波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研究”阶段性成果（18AMZ2004）；云南大学边疆治理与地缘政治学科（群）特区高端科研成果培育项目“民族与国家视野中西南边疆乌蛮的历史过程研究”阶段性成果（Y2018-10）；2018年度云南大学人文社科校级科研项目“乌蛮与藏缅语族彝语支民族源流关系研究”阶段性成果（18YNUGSP004） 作者简介：段丽波，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教授（云南 昆明，650091）。 摘要：从考古学文化来看，氐羌民族源于黄河中上游的仰韶文化，之后发展为具有地方特色的马家窑文化及其之后的齐家文化，后经由西藏昌都卡若文化对川西南、滇西北和滇西的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西南氐羌民族包括傈僳族在内的彝语支各民族共同的源。秦汉时期，南下至西南地区的氐羌民族在与当地土著融合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了昆明族、叟族等民族。魏晋以降，南中地区原来昆明族、叟族分布的地域内，出现了大量被记称为乌蛮的民族。南诏统一洱海过程中，“粟栗、施蛮、顺蛮”从乌蛮中分化出来，“粟栗”成为今天傈僳族的直接先民。在南诏把傈僳族先民向北、向西、向东进行多次迁徙的过程中，长褌蛮分化出来。元代居于金沙江两岸的施蛮、顺蛮，被记称为卢蛮，成为这一时期傈僳族先民的概称。受多重因素的影响，明代的傈僳族先民被迫向西迁移。“傈僳族”之称首见于清代，后经过不断的迁徙，傈僳族形成了今天跨境而居的格局，也形成了其分布广、大分散、小聚居的状态。从傈僳族的源流发展历程来看，不同的时期贯穿着“同源—异流—同流”和“同源—异流—异流”的分化发展规律，并成为彝语支各民族源流发展的重要特点。 关键词：傈僳族；乌蛮；氐羌民族；彝语支民族 傈僳族属我国西南地区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民族，对于其族属源流，学界已有过不少相关研究，如在《傈僳族简史》，付阿伯等的《怒江傈僳族荞氏溯源》、杨光民的《傈僳族族源论略》、冯魄的《“粟栗”与“栗粟”考》、侯兴华的《傈僳族族称来源及其含义探析》《傈僳族族称来源及含义》、肖迎的《元明清时期怒江地区的民族》、斯陆益的《傈僳族文化论》、格桑顿珠的《傈僳族文化大观》、尤中的《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中国西南民族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万永林的《中国古代藏缅语民族源流研究》、王文光的《中国古代的民族识别》《中国西南民族通史》、郭净的《云南少数民族概览》及谢蕰秋的《云南境内的少数民族》等论著中，均有对傈僳族族源及其发展的简要论述；还有学者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对近现代以来在傈僳族分布地区发掘出的考古遗存进行分析，如童恩正的《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及其相关问题》《近年来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战国秦汉时代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石硕的《从旧石器晚期文化遗存看黄河流域人群向川西高原的迁徙》、李昆声等的《试论云南新石器时代文化》《云南原始文化族系试探》、汪宁生的《从文物考古材料看滇藏关系》、阚勇的《元谋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及其研究》、李东红的《从考古材料看白族的起源》、罗二虎的《20世纪西南地区石棺葬发现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木基元的《滇西北金沙江河谷石棺葬文化初论》、李复华等的《论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的分期与族属》、罗进勇的《浅论岷江上游石棺葬之族属》、李汝能的《岷江上游石棺葬族属探讨》及王雯的硕士学位论文《岷江上游石棺葬族群的历史变迁》等论文中，对西南地区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的石棺葬考古学文化所属族群进行了探讨，认为其文化主人或为氐，或属羌，或氐羌兼而有之；有学者则从傈僳族历史上的迁徙移动视角进行过专门挖掘，如高志英的专著《藏彝走廊西部边缘民族关系与民族文化变迁研究》论述过施蛮、顺蛮、栗粟两姓蛮、长褌蛮的迁徙与分布，其论文《流动的文化和文化的流动——唐代以来傈僳族的迁徙及其文化变迁研究》《傈僳族的跨界迁徙与生计方式变迁》与李文青的《唐至清傈僳族的分布与变迁》，马世雯的《近代傈僳族各支系的分布与差异》、李智环的《论傈僳族形成发展过程中的民族迁徙》《跨境民族的历史迁徙与民族认同：基于傈僳族形成过程的讨论》、朱洋洋和李纶的《傈僳族民族变迁研究综述》等论文，重点关注了唐朝以来傈僳族的民族迁徙问题，并分析了其迁徙原因。虽然笔者在《中国西南氐羌民族源流史》《中国西南氐羌民族溯源》《中国西南古代氐羌民族的融合与分化规律探析》《南诏时期的施蛮与顺蛮》等论著中或多或少提到过傈僳族的源流问题，但都较为简略。揆诸这些成果，可以看出学界对傈僳族源流研究尚存一些不足：首先，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对傈僳族源的探究不够，对西北氐羌民族考古学文化与西南氐羌民族考古学文化的关系需再认识，这对认识傈僳族的源头具有重要意义。其次，从历史文献的角度对傈僳族流的梳理不全面，已有研究集中于唐代以后，而且，对其发展变迁规律揭示不够。特别地，傈僳族的重要先民是在南诏统一洱海地区、建立地方政权南诏国的过程中，从乌蛮中分化发展出来的，故以南诏国存续时间为节点来讨论傈僳族源流具有特别的意义。再者，在傈僳族源流研究过程中，民族学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对民族文献的运用还需更全面、深入。由此，本文将从考古学文化、历史文献、民族学资料等多视角，对傈僳族的源流作一个更为全面、系统的梳理和论证，以求教于方家。 一、从考古学文化探傈僳族之源 从考古发掘来看，西北地区是中国早期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据研究，氐羌民族源于黄河中上游的仰韶文化，之后发展为具有地方特色的马家窑文化及其之后的齐家文化。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应属于我国所称的西戎民族集团。西戎是指起源于陕西西部至甘肃、青海的一些祖源相同或相近的畜牧和游牧部落的统称。而更有学者进一步认为，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居民的族属，应为羌系民族的祖先。因其认为此时期出土的陶器上人头像作披发或辫发、有衣着尾的习俗、有白石崇拜、有养羊、有火葬的萌芽、分布地域与史籍记载戎羌人的分布地域相同等。有人甚至明确指出，羌人是由庙底沟类型与青海拉乙亥文化等土著居民结合而成的。 新石器时代及其以后，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的人们继续不断南下、西迁，沿着岷江、嘉陵江南下到川滇西部地区和藏东地区，并波及大渡河流域和澜沧江流域，对当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再往南，通过卡若文化对川西南和滇西北、滇西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卡若遗址位于西藏昌都以南，在澜沧江与卡若水相合的台地上。卡若文化与黄河流域同时的代新石器文化如马家窑、半山、马厂类型文化关系密切，从打制石器的形制，陶器的纹饰、器形轮廓、色彩，圆形或方形半地穴房屋形式及农作物粟米等，可以看出卡若文化与黄河流域原始文化的联系。随着族群的迁徙，带着西北原始文化的人们来到了西南地区，影响了当地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四川雅砻江流域、大渡河流域黄土堆积中发现的一批打制石器，其中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等很接近卡若的器物。此外，如大渡河流域汉源狮子山遗址陶器中，以罐、盆、钵（碗）为主体的组合，折卷边的口沿，压印纹和附加堆纹的纹饰，以及磨制石器中的梯形石斧；青衣江流域的有肩石斧；岷江上游理县、汶川等地的磨制条形斧和石锛；安宁河流域西昌礼州遗址陶器中的罐、盆、钵等器形，夹砂陶的陶质，刻划、压印和附加堆纹等纹饰，石器中的半月形石刀；云南龙川江流域元谋大墩子遗址中的大量夹砂陶、刻划、压印、附加堆纹等纹饰，罐、盆、钵等器形，柳叶形和三角形磨制镞，半月形石刀，梯形石斧和石锛，双刃石凿，骨锥，骨抿，地面红烧土墙长方形平顶房屋；宾川白羊村遗址陶器中夹砂陶的陶质，刻划、剔刺、压印、附加堆纹等纹饰，小口罐、高颈罐等器形，石器中的半月形石刀，平背凹刃厂刀，宽叶形石镞等等，从这些文化特征中都可以看到卡若文化的影子。李昆声教授把云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分成了八个类型，认为金沙江中游的元谋大墩子类型和洱海地区的马龙类型是滇中、滇西新石器文化的代表。虽然其陶器器形不同，但其陶系、纹饰和制法特点则有共同之处，石器也多以磨光圆柱体石斧和光柄石锛为特征，具有共性。滇西北地区的维西戈登村类型文化，其石器和陶器风格，与甘肃、青海的齐家—寺洼文化出土物相近，陶器与后来在川西、滇西出土的石棺葬的随葬器物相近，这说明这些文化的主人与黄河上游甘肃、青海高原古代文化的主人有一定渊源关系。 石棺葬是黄河上游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中一个比较突出的原始文化因素，这种葬俗随着南下的氐羌民族传播到了雅砻江、大渡河、金沙江与岷江流域，甚至在黔西及缅北多地都有出现，其主要集中于川西山区及川西北。从青铜时代起出现在西南夷地区的石棺葬，历经春秋战国直至东汉时期。云南氐羌民族的石棺葬主要集中在滇西、滇西北及滇中北部，其出土器物与四川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相似，可以看做是一种文化的继续南下。石棺葬中出土的陶器——陶单耳罐、双耳罐、三耳罐、高领罐，特别是在滇西剑川沙溪鳌凤山石棺葬中，还出土了与西北齐家文化相似的“安佛拉式”双耳罐，说明源自西北甘肃、青海高原的古代文化从石器时代至青铜器时代一直在连绵不绝地向南移动。考古学界则普遍认为，石棺葬的主人即为羌人，亦说明氐羌民族在青铜时代仍源源不断地向南迁徙。 综上所述，源于西北甘肃、青海高原的氐羌民族从石器时代伊始，由于各种原因的影响，不断地向南迁徙，到达了汉晋时期的西南夷地区，留下了诸多的考古遗址。从甘肃、青海高原的考古学文化与西南地区特别是川西、川西北、滇西、滇西北、滇中地区考古学文化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出，其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可以推之，西南地区氐羌民族源于古代西北的氐羌民族。此外，西北原始文化南下的路线，正是我国民族学界提出的藏彝民族走廊，大致包括北自中国的甘肃南部、青海东部，向南经过四川西部、西藏东部、云南西部，以及缅甸北部、印度东北部这一狭长地带。其自古以来即为西北、西南诸多民族或族群频繁迁徙、相互交流的重要通道，尤其是藏缅语族的民族或族群的主要活动舞台，因此，又成为一条特殊的历史文化沉积带。藏彝民族走廊生动地揭示了我国西南氐羌民族与西北氐羌民族的关系，成为联结西南氐羌民族与西北氐羌民族的重要通道。所以，西北甘肃、青海高原的氐羌民族即成为了中国西南地区、包括傈僳族在内的彝语支民族共同的源头。 二、从历史文献记载看傈僳族的发展 （一）南诏国建立以前西南地区氐羌民族流的发展 通过对甲骨文所记氐羌民族文献的研究，我们认为，先秦时期出现于甲骨文中的羌方、北羌、马羌、氐方是当时氐羌民族中较为强大的部分，殷商时期的氐羌民族是一个实力强大、民族支系众多、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庞大族群，其为中华民族的形成、西南地区氐羌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源泉和基础。西周时期，氐羌民族与其他西北地区的民族群体一起，被记称为“西戎”，后随着“秦霸西戎”的推进，部分氐羌民族融于秦人之中，但随着秦向西用兵的不断增强，在秦穆公之后，西北氐羌民族加快了其迁徙移动的步伐，开始了规模更大、距离更远的迁徙，史载： 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獂戎。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氂牛种，越嶲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独留湟中，并多娶妻妇，忍生九子为九种，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羌之兴盛，从此起矣。 在整个周代，氐羌民族极为活跃。向东迁徙的氐羌民族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华夏化，“西戎八国”也不断为秦所并。“秦开西戎”使得更多的西北氐羌民族沿着藏彝走廊不断迁徙南下，促进了西南氐羌民族的发展进程，成为西南地区藏缅语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使傈僳族先民的形成和发展成为可能。 昆明族和叟族是汉晋时期中国西南地区最大的氐羌民族群体，最早被记于《史记·西南夷列传》：“西自桐师（今保山市）以东，北至叶榆（今大理市），名为叟、昆明。……皆氐类也。”而《华阳国志·蜀志》定笮县说：“笮，笮夷也。汶山曰夷，南中曰昆明，汉嘉、越嶲曰笮，蜀曰邛，皆夷种也。”说明昆明族、叟族南迁至西南地区时，基本上都是杂居相处的。昆明族主要分布在益州郡之楪榆（今云南大理市）、邪龙（今云南魏山县）、云南（今云南祥云县）、弄栋（今云南姚安县），越嶲郡之定笮（今四川盐源县）、青蛉（今云南大姚县）、遂久（今云南永胜县）、姑复（今云南华坪县）及东汉永昌郡的部分县域之内，且有一部分昆明族已东进至滇东北、滇北、川南、滇东南及黔西地区。这样的格局，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继续巩固和加强，基本上固定了下来。所以，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昆明族基本上就分布在南中地区。越嶲郡在汉代是叟族、摩沙族的主要聚居和分布地，但汉晋时的叟族除主要分布在越嶲郡外，还有部分分布于益州郡和永昌郡。《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诸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同事在《华阳国志·南中志》中载：“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叟反，遣将军郭昌讨平之，因开为郡，治滇池上，号曰益州。”《后汉书·光武帝纪》注引《华阳国志》：“武帝元封二年叟夷反，将军郭昌讨平之，因开为益州郡。”这里劳浸、靡莫换为了叟，说明晋常璩撰《华阳国志》时，叟族在原劳浸、靡莫所居地已较多。汉晋时期，昆明族、叟族已然成为了西南民族中人数较多、势力较强的民族群体，故《华阳国志·南中志》才说“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 演变至南北朝末期，在原来昆明族、叟族、摩沙族等民族分布的地域内，出现了大量被记称为乌蛮的民族。“巂州乌蛮反，攻陷州城，诏令法尚便道击之……获其渠帅数千人，虏男女万余口。”“巂州”故治在今四川西昌市，虽然开始时史载乌蛮较略，但到了唐宋时期，乌蛮遂成为西南地区重要的民族群体，以之为主体曾建立过地方民族政权南诏国、大理国等地方民族政权。与此同时，傈僳族的重要先民乌蛮别种“粟栗两姓蛮”及施蛮、顺蛮也在南诏统一滇西的过程中登上了历史舞台。 （二）南诏时期施蛮、顺蛮与粟栗两姓蛮等东蛮的出现与发展 《云南省志·民族志》载曰： 傈僳族是古代“乌蛮”的一支。“乌”有黑的意思，彝语称黑为“诺”，“若水”就是黑水。而雅砻江（诺矣江）、金沙江（泸水）、澜沧江（兰津）、怒江等几条大江，都有黑水的意思，皆因古代氐羌族群在这几条江的流域居住过而得名。 在南诏时期的乌蛮民族群体中，一部分被直接记称为乌蛮，一部分被记为乌蛮别种。乌蛮别种系乌蛮亚种，也就是从乌蛮民族群体中随着历史变迁分化发展出来的民族，即乌蛮之后、乌蛮之苗裔，也即乌蛮流的发展，计有东蛮、施蛮、顺蛮、和蛮、长褌蛮、磨些蛮、寻传蛮、和蛮、徙莫祗蛮、裸形蛮、锅锉蛮等等，其民族之得名，或因分布的地理位置如东蛮，或袭其先民之名称如和蛮、磨些蛮、徙莫祗蛮，或因其服饰风俗如长褌蛮、裸形蛮等等。 南诏时期，傈僳族的直接先民“粟栗两姓蛮”见于史载，粟栗两姓蛮属东蛮部落之一。《蛮书》载曰： 粟栗两姓蛮、雷蛮、梦蛮，皆在邛部台登城，东西散居，皆乌蛮、白蛮之种族。丈夫妇人以黑缯为衣，其长曳地。又东有白蛮，丈夫妇人以白缯为衣，下不过膝。梦蛮主苴梦冲，开元末（公元741年），尝受恩赐于国，而暮年又私于吐蕃。贞元七年（公元791年），西川节度使韦皋遣嶲州刺史苏隗就杀梦冲。因别立鬼主，以总其部落，共推为蛮长。贞元中（公元785～公元805年）船持为都大鬼主，其时梦冲及骠傍皆卑事之。亦呼为东蛮。” 东蛮，即位于吐蕃以东的乌蛮，其源于汉晋时期川西南的笮夷、昆明、嶲等“夷种”。从记载来看，“粟栗两姓蛮”等东蛮主要分布在台登一带（今四川冕宁一带），是唐代黎州、嶲州、戎州相连接地区。《新唐书·南蛮下》载：“又有粟蛮二姓、雷蛮三姓、梦蛮三姓，散处黎、嶲、戎数州之鄙，皆隶勿邓。勿邓南七十里，有两林部落……两林地虽狭，而诸部推为长，号都大鬼主。勿邓、丰琶、两林皆谓之东蛮。”有唐一代，唐廷处理西南民族关系的策略为联合南诏控扼吐蕃，因此支持南诏立国，加强了对南诏国及其民族的控制。而南诏国为巩固其统治，遂加强了对东蛮的统治。历史文献中也就出现了吐蕃以东且实力不小的东蛮的记载，与施蛮、顺蛮有近亲关系的“粟栗两姓蛮”也来到了西南民族历史发展的前台。 傈僳族的重要先民乌蛮别种施蛮、顺蛮亦始见于樊绰所著之《蛮书》。其载曰： 施蛮，本乌蛮种族也。铁桥西北大施赕、小施赕、剑寻赕皆其所居之地。……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南诏攻城邑，虏其王寻罗并宗族置于蒙舍城，养给之。顺蛮，本乌蛮种类，初与施蛮部落参居剑、共诸川。罗皮、铎罗望既失邓川、浪穹，退而逼夺剑、共，由是迁居铁桥已上，其地名剑羌。在剑寻赕西北四百里……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南诏异牟寻虏其王傍弥潜宗族，置于云南白崖，养给之。其施蛮部落百姓，则散隶东北诸川。 上述材料说明：第一，施蛮、顺蛮是乌蛮民族中源流关系较为密切的民族群体，其居地相连，在南诏统一洱海地区的过程中逐渐分化发展出来。第二，大部分的施蛮、顺蛮被南诏迁往今天云南维西至贡山、福贡县一带，并有少部分越过了澜沧江、怒江，到了澜沧江和怒江两岸。第三，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南诏攻破吐蕃铁桥节度后，把施蛮、顺蛮的统治家族安置于永昌、蒙舍、白崖等地，惟施浪诏主傍罗颠脱走至南诏之东北境即元时之北胜府（今云南永胜）。 长褌蛮与施蛮、顺蛮一样，都是从乌蛮中分化、发展而来，属乌蛮别种。“长褌蛮，本乌蛮之后，部落在剑川，属浪诏。其本俗皆衣长褌曳地，更无衣服，惟披牛羊皮。南诏既破剑浪，遂迁其部落，与施、顺诸蛮居，养给之。”从族源上来看，长褌蛮属“乌蛮之后”，原来就居住在剑川，属浪诏。可以推知，长褌蛮是从施蛮、顺蛮中分化发展而来。虽然其时之樊绰尚无系统专业的民族学知识，但其因俗以名，在《蛮书》中单独析出长褌蛮并为之叙述和记载，亦说明长褌蛮有了向单一民族发展的倾向。 从历史文献记载来看，当时的施蛮、顺蛮与粟栗蛮有一定区别：南诏时期出现于川西南的“粟栗两姓蛮”，即为今天彝语支民族傈僳族的直接先民；事实上，当时大部分的施蛮、顺蛮还处在不断的迁徙移动中，迁居澜沧江、怒江等地的施蛮、顺蛮尚处于分化发展的过程中，如长褌蛮后来从中分化出来，直到至元以降，又从中渐次分化发展出了傈僳族、怒族、独龙族等民族。 南诏时期是傈僳族先民作为单一民族形成的重要时期，从对这一时期傈僳族先民的分化发展梳理来看，粟栗两姓蛮、施蛮、顺蛮、长褌蛮均首见于史载，从族源上来说，其源于南迁之氐羌民族，汉晋时记为昆明族、叟族等西南夷，南北朝后期演变为乌蛮，至南诏时分化得更细致，不但从乌蛮中分化出更多的乌蛮别种，更有甚者，已以姓为单位分化出更多的乌蛮后裔，如东蛮中的粟栗两姓蛮、雷蛮、梦蛮、勿邓、丰琶、两林等等。元至元以降，则分化出更多彝语支民族。因此，在傈僳族形成发展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从“同源—异流—同流”或“同源—异流—异流”的分化发展主线。南诏时期傈僳族先民粟栗两姓蛮、施蛮、顺蛮、长褌蛮等的分布，奠定了今天我国西南地区傈僳族的基本分布基础。 （二）南诏时期傈僳族先民的发展 在异弁寻攻破剑共诸川俘获“三浪诏”诏主之际，施浪诏诏主傍罗颠“渡泸”向东北脱走，贞元后其部落民众则散居东北诸川。这部分傈僳族先民即元代居于北胜府的施蛮、顺蛮后裔。然有宋一代，文献对傈僳族先民记载较少，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宋廷的主要精力集中于处理与北方民族的关系，另一方面是傈僳族先民在大理国政权的治理下，其变化不大。到了元代，史籍对其之记载渐多。《元史·地理四》载曰： 北胜府，在丽江之东。唐南诏时，铁桥西北有施蛮者，贞元中为异牟寻所破，迁其种居之，号剑羌，名其地曰成偈睒，又改名善巨郡。……至元十五年（公元1279年），立为施州。十七年（公元1281年），改为北胜州。二十年（公元1284年），升为府。 顺州的设置与此类似， 顺州，在丽江之东，俗名牛睒。昔顺蛮种居剑、共川。唐贞元间，南诏异弁寻破之，徙居铁桥、大婆、小婆、三探览等川。其酋成斗族渐盛，自为一部，迁于牛睒。至十三世孙自瞠犹隶大理。元宪宗三年（公元1253年）内附。至元十五年（公元1279年），改牛睒为顺州。 可以看出，正是施蛮、顺蛮徙至北胜州之地，才设置了施州、顺州。《元一统志》载曰：“丽江路……蛮有八种，曰磨些，曰白，曰罗落，曰冬闷，曰峨昌，曰撬，曰吐蕃，曰卢，参错而居，故称一国。”说明至元代，傈僳族先民被记称为卢蛮，并主要分布在丽江路所属的一府七州之地（大致在今天云南丽江一带）、丽江路以西的冰琅山（即碧落雪）山区（大致在今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与同源的么些、白、罗罗、峨昌等交错杂居。 演至明代，史籍中把傈僳族的先民记作栗、力些、栗些等等，其分布地域与元代相比有一定变化。明代木氏土司与北部的吐蕃因争夺中甸、维西、德钦、宁蒗的统治权发生争斗，傈僳族民众被征为木氏兵丁，充当炮灰，但却深受木氏土司的苛待。因此，这些兵丁及其家族或部落被迫向西迁徙，越过碧罗雪山到达怒江两岸。而明代《景泰云南图经志书》说：北胜州（今云南永胜县）“巢处山林有名栗者，亦罗罗之别种也”，其所记不全；天启《滇志·种人》说：“力些，惟云龙州有之……善用弩，发无虚失。每令其妇负小木盾径三四寸者前行，自后发矢中其盾，而妇人无伤，以此制服西番。”此一“惟”字亦有以偏概全之误。因为从北胜州往西南至云龙州，又北至碧落雪山山区到与西番（藏族先民）接壤之地，都有“栗些”分布。 “栗粟”“傈僳”首见于清代史载。道光《云南通志·南蛮志·种人》引《皇朝职贡图》曰：“傈僳……无部落，散居姚安、大理、永昌、〔丽江〕四府。其居六库山谷者，在诸夷中为最悍。其居赤石崖、金江边地，与永江连界者，依树木岩穴，迁徙无常。”即主要分布于今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境内。东部的散居区更及于武定府，主要分布在元谋和禄劝，西部的散居区则在道光年间及于腾越厅属土司地区，即今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有清一代，傈僳族的迁徙分布与前代相比，有了较大拓展和扩大。这一方面有政治因素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当时傈僳族狩猎、采集的经济文化生活使然。公元1548～1549年，原居于云南北部的大批傈僳族不堪忍受当地土司的压迫，在头人“木必扒”的率领下开始大规模西迁，渡过澜沧江，翻越碧落雪山，抵达了怒江两岸，这是进入怒江最早的一批傈僳族。17～19世纪，傈僳族不堪忍受清王朝的统治，加上其狩猎和采集的社会经济生活模式，致其不断向外迁徙移动。19世纪以来，傈僳族的几次民族大迁徙有：清嘉庆八年（公元1803年），恒乍绷起义后的大迁徙；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永北傈僳族唐贵起义后的大迁徙；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永北傈僳族丁洪贵、谷老四起义后的大迁徙。傈僳族的迁徙方向一般是由东向西，“顺着太阳落的地方迁移”。当然，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傈僳族的迁徙是多次、持续不断，甚至有时是反复进行的，最后形成了今天跨境（缅甸、泰国、印度、老挝等）而居的局面。在中国国境内，傈僳族主要聚居于云南、四川两省，其分布地域具体为：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泸水、福贡、贡山、兰坪县，部分分布于迪庆藏族自治州的香格里拉、维西县，保山市的腾冲、龙陵、昌宁县，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潞西、盈江、梁河、瑞丽、陇川县，楚雄彝族自治州的元谋、武定县，昆明市的禄劝县，大理白族自治州的云龙、宾川县，临沧市的镇康、耿马县，普洱市的思茅县；四川省西南部的德昌、盐源、会东、盐边和米易县。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除了缅甸、泰国、印度、老挝等国有傈僳族分布外，部分傈僳族甚至迁徙到了美国、中国台湾，等等。所以，傈僳族的分布呈现出“分布广，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 三、从民族志资料究傈僳族源流 从族源上来说，傈僳族虽然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但它同时也是一个无文字的民族。傈僳文的创制及使用是20世纪初才出现的。因此，傈僳族在文字产生以前关于其族源、祖先的记忆及其民族文化的传承，依靠的是口耳相传的民族传说。徐旭生在其专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认为：“我国，从现在的历史发展来看，只有到殷墟时代（盘庚迁殷约当公元前1300年的开始时），才能算作进入狭义的历史时代。此前约一千余年，文献中还保存一些传说，年代不很可考，我们只能把它叫做传说时代。”这个传说时代的时间界定，是对中原的华夏族（汉族的前身）在其文字出现以前传说时代时间的界定，并不适用于所有民族。对于傈僳族而言，由于其在古代属于无文字民族，所以，其传说时代的下限应该延至汉族史家首次记载傈僳族先民的时期也即唐代。在众多傈僳族民族学资料特别是民族传说中，与傈僳族源流研究有关的有世代相传的《创世纪》，傈僳族宗教人士“背祃”在进行祭祖、丧葬仪式上吟唱的《傈僳族阿考诗经》，以及《祭天古歌》《指路经》《丧葬歌》等叙事长诗。 在傈僳族的《创世纪》《阿考诗经》中，都有着傈僳族祖先早期生活的相似记忆，反映了傈僳族对人类诞生及其在洪水泛滥后的生存发展、民族历史，以及傈僳族祖先对自然及生活环境的认知和适应等内容。丁山先生在其论文集《古代神话与民族》“自序”中认为，一个民族，追寻其文化来源，由文字记载至于邃古之初，故事愈神秘，神秘至于不可再追寻的阶段，便断之以洪水，“正如《创世纪》所说，洪水涤尽人类的一切罪恶，也毁灭了远古的一切文明。第四冰河时代之末，距今不过五万多年，这次泛滥的洪水，诚然可由人类的祖先口说流传，至于有史以后，予以文字的追忆”。傈僳族也不例外，在《创世纪》《阿考诗经》中，均有关于“洪水故事”的记载。根据《创世纪》的记载，傈僳族的祖先莱飒、青飒兄妹二人在洪水泛滥之时，因躲在葫芦里而幸免于难。在“滔天洪水”发生后，莱飒、青飒通过对信物（合梳、正锣）、射麻团心、射针眼、弩箭穿骨针等仪式，得到了“天翁”“地神”的默许，最后“喜含眼泪合成双，千难万险才成亲”“生得男孩有九个，育得女子有七个，生了七个成七户，育了九个成九家，从此繁衍了人种，这样发展了人类”，通过兄妹婚配使人类社会得以繁衍、使傈僳族的历史得以演进，而兄妹婚配说明，傈僳族先民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曾经经历过血缘婚这一阶段。在《阿考诗经》中，详细记述了正是因为傈僳族先民的兄妹婚配得到了上天的允许，所以其后代长得英俊、漂亮，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人类社会不断向前进步和发展的趋势。 此外，从傈僳族的民族文献中也可以窥探，傈僳族在民族迁徙发展的过程中不断从氐羌民族中分化出来的过程，亦可以看出傈僳族的迁徙历史和发展源流。 傈僳族《创世纪》“种族的产生”记载了人类七个孩子先后出生，依次代表了傈僳族、汉族、怒族、独龙族、藏族、彝族、白族，“生了七个讲七种，育了九个说九种。生了一个是傈僳，傈僳始讲傈僳语；生了一个成汉族，变成汉族讲汉语；生得一个是怒族，变成怒族讲怒语；生了一个是独龙，独龙始讲独龙语；再生一个是藏族，变成藏族讲藏语；生了一个是彝族，变成彝族讲彝语；生了一个是白族，变成白族讲白语”。另据《阿考诗经》记载，由于人类性恶的彰显，上天想通过洪水滔天来更换人种，善良的楷颇总弟获得了逃生方法，后来与天上的七仙女结婚后生下九子十女，“一对一家人，九对九家人。大家都高兴，一家占一州，九家占九州”，这些子女经过滚磨盘、滚筛簸，得到天神的同意而互相婚配，成为傈僳族、彝族、汉族、傣族、白族等民族的祖先。这些传说中传递的民族分化发展信息，与彝语支民族分化发展的文献记载可以互证，比如，元至元以后从施蛮、顺蛮中分化发展出了独龙族、怒族等民族。成于傈僳族音节文字创造者哇忍波之手的《祭天古歌》，流传于迪庆维西县澜沧江流域，是傈僳族文字文献和口传文献并存最长的叙事长诗。透过这一长诗中的蛛丝马迹，可以看出傈僳族的族源及其民族关系。如在“寻盐祭盐”一节中叙述道，傈僳族不仅在祭祀过程中需要盐，而且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也需要盐，但傈僳族先民居住的地方不产盐，就只能“翻山越岭、爬山涉水”到处寻盐。经过千辛万苦的寻找，终于找到了，“这股白盐水呀，出的有手指粗，这是簇拥着祭祀的盐。可以祭神了，可以祭鬼了。人类生活有了盐，人类能繁衍，生产能发展了，粮食能丰收了。”并详细阐述了制盐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在晒盐过程中，因天阴下雨，傈僳族先民把乌云都驱赶到了怒江甚至是独龙江；而且，傈僳族先民找到盐的地方是“西藏”“藏地”：“我们地方不产盐，是西藏产的盐。我们家乡不出盐，是藏地出的盐”“得盐已有三年，得盐已有三月。祭给你的盐啊，已换得了粮种。供给你的盐啊，已换来了生命。”这说明傈僳族先民与藏族先民有密切的关系。 从现有的民族文献来看，西南地区藏缅语族彝语支民族各族基本上都有《指路经》，傈僳族也不例外。《指路经》是在丧葬活动中，由傈僳族宗教人士用来进行送魄仪式的口传经典，其目的在于指引亡者灵魂从现居地返回祖居地，吟唱时要一一说明经过的地点、河流、山川名称，最终把亡者灵魂送回到祖先发源之地，也就指出一条与祖先相聚通神的道路，“一部《指路经》就是一个家支或家族的迁徙史，如把各地、各家支（家族）的《指路经》汇集在一起，显然就成了一部完整的整个彝族古代迁徙发展及古代彝族活动地域概况”。经过几千年的传唱，让傈僳族的后人牢牢记得其祖源自何方。因此，从分布于各地傈僳族的《指路经》中，可以窥见各地傈僳族的源流发展及其迁徙过程。如流传于怒江傈僳族民间的《丧葬歌》在成年傈僳族人正常死亡时吟唱，描述了亡魄回归祖先居住地所经过的地方，其从死者睡的床边唱到牛圈边、放牧场、劳动的地方、江边，然后过江进入高山密林，再到海边，最后到达出太阳的地方，从中可以看到傈僳族先民迁徙路线的影子。但遗憾的是，在这一迁徙路线中，并未指明其具体确定的地点，有等今后的挖掘。 当然，傈僳族的传说《创世纪》和《指路经》对于彝语支民族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创世纪》与大小凉山的彝族、纳西族、哈尼族及彝族支系撒尼人、阿细人的创世传说有许多共同之处，而为死者吟唱《指路经》更是彝语支民族所共有的一种丧葬习俗，其中的内容反映了彝语支民族的源流迁徙及发展历史，以告诫后人“牢记族源、以史为根、以人为本的核心内容”。也说明这些民族自远古以来即存在密切的关系。而且，从体质人类学的某些特征来考察，傈僳族与纳西族、彝族、哈尼族、拉祜族等民族均具有高原民族的特征：体长、高鼻、薄唇、凹眼，说明彝语支民族各族具有亲缘关系和共同的特征。从语言使用来看，傈僳语与丽江、永胜、华坪的彝语较为接近，与纳西语、拉祜语也有很多相同之处。而从原始宗教崇拜来看，傈僳族与彝族也有相似的传说。这些文化特征从某种程度上证明了其具有同源异流的民族关系。 结论：西南彝语支民族源流发展的共性问题 通过对与傈僳族有关的考古学文化、历史文献及民族学资料的分析，可以看出傈僳族的起源及其发展流向，也可归纳出彝语支民族源流的一些特点。 第一，傈僳族与其他彝语支民族共源于古代西北甘肃、青海高原的仰韶文化，之后发展为具有地方特色的马家窑文化及其之后的齐家文化。西北原始文化在南下的过程中同时也在向西发展，影响到澜沧江上游昌都卡若遗址、卡若文化及藏中的林芝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拉萨市和山南地区的曲贡文化。再往南，南下、西进的西北原始文化经由卡若文化对川西南和滇西北、滇西、滇北的文化，如石棺葬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些文化的主人应属古代氐羌民族，傈僳族的先民也包括其中。因此，从考古学文化上而言，傈僳族应源于西北甘肃、青海高原南下的氐羌民族。 第二，汉晋时期，西南地区源于氐羌民族的昆明族、叟族成为南中地区的重要族群，分布在“西自桐师（今云南保山市）以东，北至叶榆（今云南大理市）……地方可数千里”的广大地区，后经过几个世纪的扩张迁徙，形成了“（南中）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的局面；演至南北朝末期，在原来昆明族、叟族等民族分布的地域内，出现了大量被记称为乌蛮的民族，傈僳族等彝语支民族先民也正孕育于其中。 第三，唐、诏时期是傈僳族形成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分布于川西南的傈僳族的直接先民“粟栗两姓蛮”作为单一民族首见于史籍。与此同时，最早分布于南诏剑、共诸川的施蛮、顺蛮、长褌蛮渐次从乌蛮中分化出来，共同成为傈僳族的先民。在南诏统一洱海地区的过程中，傈僳族先民被多次迁徙，到达铁桥节度及其西北的大、小施赕、敛寻赕和东部元代之北胜府地区。贞元十年（公元794年）更是有部分傈僳族先民向西越过澜沧江，到达怒江，甚至有部分到达了恩梅开江的上游独龙江。生活于不同自然地理生态环境的施蛮、顺蛮等民族，渐次分化发展成了傈僳族、怒族、独龙族等民族。宋代对傈僳族先民的记载不多，这与当时宋廷的民族政策和政治形势有关。唐宋时期是彝语支民族发展的重要阶段，地方民族政权南诏国大理国的建立，使西南彝语支民族的发展得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空间和环境，其对治下民族的迁徙御守政策，使傈僳族等彝语支民族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交流增多，大量的彝语支民族经历着“同源—异流”“异源—同流”的民族交往和交融的发展过程。 第四，在元代，傈僳族先民概称为卢蛮，其分布地与宋末相比变化不大；明代，傈僳族先民被记称为栗些、力些等等，鉴于所处的地理位置，木氏土司与吐蕃的争斗殃及鱼池，加上当地统治者的压迫，傈僳族先民被迫西徙至怒江。演至清代，“傈僳族”这一族称正式出现于史载，而且，随着清朝政府对傈僳族统治的加强，以及傈僳族自身狩猎、采集经济生活的特点，傈僳族进行了大规模的迁徙活动，最终形成其跨境而居，“分布广、大分散、小聚居”的民族分布特点。 第五，傈僳族主要分布于中国、缅甸、泰国、印度，还有部分散居于老挝、美国、马来西亚、新西兰等国家。中国境内的傈僳族主要聚居于川西南、滇西北、滇西至滇中一带，台湾也有少部分傈僳族分布。从傈僳族的源流发展和民族迁徙与分布来看，其经历了从北到南、从东至西至南的迁徙历程，当然，傈僳族的民族迁徙及定居格局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其迁徙路线也有反复，其分布地域也有变化。 第六，从傈僳族的民族学资料来看，傈僳族的起源与傈僳族先民的考古学文化可以得到互证，即彝语支民族共源于氐羌民族群体，他们有着相似的创世传说和迁徙经历，从体质人类学的特征、语言的使用及原始宗教信仰等来看，彝语支民族也具有共源的亲属关系，各民族的分化发展也具有相似的特征。 第七，从傈僳族的源流发展历程来看，不同的时期贯穿着“同源（氐羌民族、乌蛮）—异流（粟栗两姓蛮、施蛮、顺蛮、长褌蛮）—同流（傈僳族）”和“同源（氐羌民族、乌蛮）—异流（粟林两姓蛮、施蛮、顺蛮、长褌蛮）—异流（傈僳族、独龙族、怒族）”的分化发展规律。当然，从更大范围来看，藏缅语族彝语支民族各族，其分化发展基本也遵循着相似的规律，只不过各民族的发展过程更复杂并有自身的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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