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彝走廊地区系指川、滇西部及藏东由一系列南北走向的山系、河流构成的高山峡谷区域。该区域也是我国藏缅语民族的主要分布区域。现今我国境内17个藏缅语民族中,除土家族分布于川、鄂、湘交界区外,其余16个民族在藏彝走廊地区均有分布。藏缅语民族在境外的分布也主要集中在与藏彝走廊南端相邻近的缅甸、泰国、越南、孟加拉、老挝、印度、尼泊尔、不丹、锡金等国。以上事实足以说明,藏彝走廊地区不仅是藏缅语民族分布的中心区域和主要活动舞台,同时也是藏缅语民族起源、发展、融合、分化及其迁徙流动的最重要的历史区域。
关于藏彝走廊地区藏缅语民族的共同起源地,目前民族史学界普遍的看法,是西北地区河湟一带,认为历史上由河湟地区南下的古羌人是构成今天分布于藏彝走廊地区藏缅语民族的一个共同祖源。支撑此看法的主要依据,是《后汉书·西羌传》中关于古羌人自河湟地区向南迁徙的记载,这也是人们论及藏彝走廊藏缅语民族起源时引用最多的一条史料。此记载明确提到,在秦献公时代(前384~362年在位)秦国势力向西拓展,西北河湟地区的羌人首领“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既然“将其种人附落而南”,且“或为氂牛种,越巂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那么显然进入了藏彝走廊地区。不过,此记载所以成为将藏彝走廊地区各藏缅语民族的共同祖源归结为由西北南下的古羌人的依据,还有一个重要背景,即它是目前我们在汉文史籍中所能找到的惟一最早记录河湟一带古羌人向藏彝走廊地区迁徙的史料。汉文史籍较确切记载藏彝走廊地区古代人群活动情况时间较晚,是从西汉武帝时代成书的《史记》才开始的。其后《汉书》的记载基本承袭《史记》。直到晋代常璩所撰《华阳国志》和刘宋时范晔所撰《后汉书》中才对藏彝走廊地区各部落人群的分布、活动情况有更详细的记载。《后汉书》的成书年代较《史记》晚了500余年,较《汉书》晚了400余年,但其《西羌传》中所记秦献公时河湟羌人迫于秦之压力“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史事,却为《史记》和《汉书》所不载。但该事件发生年代甚早,在战国前期,是目前所见关于西北河湟地区古羌人与藏彝走廊地区发生关系的最早记录。所以,民族史学界遂将《后汉书·西羌传》中这一关于河湟地区古羌人向南迁徙的记载,作为解释藏彝走廊地区藏缅语人群起源的一个重要证据。
此外,从学术史背景看,以上观点的形成并逐渐取得主导地位,还与自上个世纪以来民族史学界对纳西族和彝族这两个藏彝走廊中重要民族之族源问题的认定与探讨有密切关系。自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在蔡元培先生主持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所民族组的组织下,在全国开展了广泛的民族学田野调查,也揭开了运用现代民族学理论与田野调查方法研究西南少数民族的序幕。一批训练有素的民族学、历史学前辈学者开始投身于西南藏彝走廊地区藏缅语民族的实地考察与研究。随着考察与研究的深入,对藏彝走廊中一些主要民族之族源问题的探讨也渐趋活跃。如关于纳西族的族源问题,章太炎先生在刊于30年代的《西南属夷小记》一文中即提出:“唐所谓么些蛮,即羌种之流入者。”此后,从事纳西族和西南民族研究的许多前辈学者如方国瑜、任乃强、徐中舒以及近世学者如李绍明、汪宁生、尤中、王宏道、李近春、王承权、和绍武、张增祺等人也都主张或认同纳西族渊源于古羌人的观点。方国瑜与和绍武先生认为:“摩沙夷来自河湟地带南迁的古羌人,与旄牛羌有亲属关系。”尤中先生云:“摩沙夷也是从氐羌中分化出来的一部分。”纳西族源于河湟地区古羌人之南下的观点,事实上已成为今天关于纳西族族源问题的主流观点。
对彝族族源的认定,也出现类似情形。尽管学术界对彝族族源的看法分歧较大,有“卢人”说,“濮人”说,“僚人”说,“高加索人种”说,“马来人种”说等不一而足,但彝族主要源于西北南下之氐羌人却仍是较流行的观点。方国瑜先生在《彝族简史》一书中明确指出:“彝族祖先从祖国西北迁到西南,结合古代记录,当与‘羌人’有关,早期居住在西北河湟一带的就是羌人,分向几方面迁移,有一部分向南流动的羌人,是彝族的祖先。”并认为:“‘彝族渊源出自古羌人’的提法是可以成立的。”不过方先生同时也注意到彝族有较明显的复合特征,故对于彝族的族源,方先生还作了这样的认定:“彝族是许多氐羌部落和别的部落经过长时期的融合而形成的,是在西南地区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人们共同体。”此外,李绍明、吴恒等也均认为彝族的渊源是出自古羌人。
我们知道,彝族与纳西族是藏缅语彝语支民族中的两个主体民族,他们同彝语支其他民族间存在密切亲缘关系。既然彝语支两个主体民族均被认为是源于由河湟地区南下的古羌人,是古代氐羌的后裔,那么很显然,整个彝语支系统的民族也必定是古羌人后裔。再推而广之,既然分布于藏彝走廊地区的藏缅语民族是一个有亲缘关系和共同起源联系的人群共同体,那么,藏彝走廊地区的整个藏缅语民族也就同样应当源于由河湟南下的古代羌人。由此建构了整个藏缅语民族的源流体系。当人们在面对藏彝走廊中一些族源线索稀少、历史面貌较为模糊的藏缅语单一民族时,往往依据有关藏缅语民族的这一整体族源体系来推定其族源。如有学者在谈及独龙族的历史源流时即写道:“由于人口稀少,历史上又处于不断迁徙和融合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因而,在元之前的汉文史籍中,独龙族先民的确切族称难以考定。若从语言系属上分析,凡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中国各民族先民,都与我国古代氐羌部落集团有密切的族源关系。独龙族的先民也应该是氐羌族群的分支之一。”因此,有学者从语言系属关系角度对藏缅语民族的族源作了如下认定:“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今藏缅语族即藏、彝、哈尼、白、羌、普米、纳西、傈僳、拉祜、土家、景颇、阿昌、珞巴、门巴、基诺、怒、独龙等17个民族语言中的1 000个左右常词中,具有同源关系的占1/5左右。语言上的同源关系充分说明上述17个民族具有共同的渊源,即他们都是古代号称‘东方大族’的氐羌后裔。”
民族史学界关于藏缅语民族是渊源于自西北南下的古代氐羌人群的这一流行观点,反过来也影响从事藏缅语研究的学者,并为其所接受和认同。戴庆厦先生对藏缅语民族的族属源流及演变即作了如下阐述:
现代藏缅各族同出一源,先后皆从古代氐羌人中分化而出。后来又在极其复杂的地理环境与社会环境中发展起来。据史料记载,氐羌人是分布于我国西部从云南北半部经四川西部到陕西、甘肃、青海一带的游牧民族,战国秦献公时,北方的一部分氐羌人南下到今大渡河、安宁河流域,与原来分布在这一带的氐羌族众会合,成为今藏缅族各族的主要来源,其中的一支僰人,便是今白族来源的一部分。秦汉时期,西南地区出现了滇僰、叟、爨、‘昆明诸种’等新族名。汉代的滇到了唐代主要变为白蛮,白蛮逐渐演变为今日的白族。汉代以后在云南分布最广的‘昆明’人到唐宋时期称为‘乌蛮’,‘乌蛮’又逐渐分化出今天的彝、哈尼、纳西、拉祜、傈僳、阿昌、景颇、独龙、怒等族。”
戴庆厦先生的这段论述,虽不排除有个人的理解与认识,但显然主要吸收和综合了民族史学界对藏缅语民族历史源流较普遍的看法,也代表了从事藏缅语研究的学者对古羌源流说的接受与认同。由此可见,古羌源流说实已成为有关藏缅语民族起源的最具代表性的观点。
不过,在藏缅语民族的族源问题上,我们同时也注意到学术界的另一种声音,这就是对藏缅语民族氐羌起源说的质疑。早在20世纪30年代,前辈学者蒙文通先生对西南地区各族之族属面貌即有如下一段论述:
“史既载羌人支分西南下,而《西南夷列传》又有‘皆氐类也’之说,世遂有谓西南之族尽羌种者。然《西羌传》言羌‘被发为俗’,‘产牧为业’,‘不立群臣,无相长一’。《魏略·西戎传》言:‘氐人有王,所从来久矣’,‘俗能织布、善种田,畜养豖、牛、马、驴、骡。……皆编发’。则汉魏以来之氐自与羌异,不得目为同种也。且史、汉之述西南夷也,夜郎、靡莫、滇、邛都,‘皆鬼结,耕田,有邑聚’;桐师至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长处,毋君长’;徙、笮都,其俗‘或曰土著,或移徙’。则其类固繁,决非曰羌、曰氐足以概之。”
这里,蒙先生根据《史记》、《汉书》所记西南地区各部落人群种类甚多、习俗各异之情况提出“其类固繁,决非曰羌、曰氐足以概之”,对当时流行的“西南之族尽羌种者”的观点提出了明确质疑。嗣后, 20世纪60年代,马长寿先生也对彝族和纳西族二族是否确为南下的古羌人后裔提出如下异议:
“羌的南下开始于秦献公初立之时,即公元前384年。其后子孙分别为越巂羌、广汉羌、武都羌,则在公元前384年之后。当此之时,难道云南地区就没有彝族、纳西族,而此二族都是羌族的子孙吗?且《西羌传》(《后汉书》)所述南下的羌族只到达越巂郡,并没有记载到达云南的事,那么又根据什么说西羌到达了云南境内呢?”
马先生这段话提出两个重要问题: 1·在史书所记的羌人南下之前,今天藏彝走廊中彝族、纳西族两个民族分布的地区是否有人居住?如果有,他们是什么样的人群?这是氐羌南迁说所必须面对和回答的一个问题; 2·《后汉书·西羌传》中仅提到羌人最南只到了越巂郡,所有史籍中实际上均找不到羌人曾抵达今云南境内的记载。所以,提出彝族、纳西族渊源于羌人之说,并无直接的史料记载可资印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