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青年》：各自为战，三头马车电视剧《觉醒年代》中《新青年》的编辑群虽然战胜了林纾与保守派，他们自己的阵营却因为主张不一，而无法巩固并拓展其文化霸权。胡适梦想中的杂志，是一个有一致主张、有统一战线的杂志。然而，这也是他一生中从未实现过的梦想。  《新青年》由陈独秀在1915年9月15日创刊，1918年1月第4卷以后改为同人杂志，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六人轮流编辑。这种轮流编辑的制度，跟胡适所心仪的《新共和国》编辑部“每日相见，每周会议”的做法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胡适希望《新青年》杂志能有统一的战线，不要各自为战。然而，他的理念并不是《新青年》的同人所共有的。比如，钱玄同就说：“同人做《新青年》的文章，不过是各本其良心见解，说几句革新铲旧的话；但是各人的大目的虽然相同，而各人所想的手段方法当然不能一致，所以彼此议论，时有异同，绝不足奇。” 1、世界语的论战引发的分裂 为了争夺并奠定文化霸权，胡适不希望《新青年》同人作无谓的争论。他说：“有几种主张是内部先就不能一致的。”其中之一就是世界语（Esperanto）。 世界语是柴门霍夫（L.L.Zamenhof）在1887年创制的。他是犹太人，生活在俄国沙皇统治下的比亚韦斯托克（Bialystok)，今属波兰。世界语当时在中国颇受欢迎。北京大学就设有世界语班。根据1917年11月30日《北京大学日刊》的报道，北大世界语班有三百名学生。 《北京大学日刊》除了常有世界语的介绍与报道以外，从1918年2月18日到1918年6月29日，该日刊用世界语作为其外文的刊头。比如，1918年2月19日星期二的《北京大学日刊》第二张的刊头，就用世界语印为：“Pekin-Universitato Chiutaga Gazeto,Mardo19,Februaro,1918”。“报资”，用世界语印为“Prezo”。  每份铜元两枚，用世界语印为：“1numere:2g”；每月本京三角外省四角五分，用世界语印为：“1monate:loke:30g；aliloke:45g”。从1918年7月开始，《北京大学日刊》剔除了世界语的刊头。1920年7月1日恢复外文刊头以后，英文成为正宗，名为The University Daily，亦即《大学日刊》，摆出的姿态就是天字第一号大学的意思。北大的世界语时代于焉告终。 在《新青年》的编辑群里，陈独秀和钱玄同是世界语的支持者。胡适是反对者，但他始终不愿表明态度。明明在日记里说他不赞成世界语。甚至在逼得必须表态的时候，他还是自称采取“中立”的态度。他对世界语如此，对其他问题也常是如此，比如中文横排的问题。我们可以说这是胡适矫情的地方，但也可以用他自己的话来辩解，说他是希望到最后的关头为止，都能摆出“一致的团体主张”。 《新青年》从1917到1919年热烈地讨论了世界语的问题。持反对立场的多半是从西洋留学回来的，如陶孟和、胡适、朱我农。陶孟和的意见具有代表性，他说：“夫一种之言语，乃一种民族所借以发表心理、传达心理之具也。故一民族有一民族之言语。”他认为世界大同与世界语是截然不同的问题。“国民性不可剪除，国语不能废弃。所谓大同者，‘利益相同’（identity of interests)而已。”他说：“世界之前途，乃‘不同之统一’（unity in diversity)，而非‘一致之统一’(unityin uniformity)也。”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他认为中文在世界语中没有任何地位。  所谓“世界语”者，并不是“世界”：
《新青年》5卷2号的编辑是钱玄同。这一期的《通信》栏，是世界语正反两方鏖战的一回。《新青年》编辑群里赞成世界语的钱玄同、陈独秀和反对的陶孟和都发表了意见。陶孟和的话，刺伤了钱玄同的心。 他说：
陶孟和也许体认到他说世界语是“垂死之假言语”有点过当，于是用白话文与文言文来作比方。其结果是越描越黑：
事实上，钱玄同讥诋的“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就是“垂死之言语”。把世界语比拟成“谬种”，等于是用钱玄同批评古文的话，来批评他所提倡的世界语。陶孟和知道再辩下去只是意气之争，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他声明：“敢请以此文为最末次之答辩。” 眼看《新青年》的编辑群为世界语问题的辩论而冒出了火药味，胡适赶紧提出停战的宣告：我对于“世界语”和Esperanto两个问题，始终守中立的态度。但是现在孟和先生已说是“最末次之答辨”，孙（国璋）先生也说是“最后之答言”了。  我这个中立国可以出来说一句中立话：我劝还有那几位交战团体中的人，也可以宣告这两个问题的“讨论终止”了。胡适当然不是“中立国”，他要的是两面讨好。可是，一直不愿意表态的胡适，终于还是被拖下了水。这是因为《新青年》在1918年10月15日的5卷4号上发表了朱我农给胡适的信。这封长函，编辑以《反对Esperanto》为标题刊出。 胡适回朱我农的信说：
胡适何止“心里”赞成陶孟和的议论而已，钱玄同干脆在通信栏里把胡适的立场给抖了出来：
尽管胡适提出了停战宣言，但他无法控制其他编辑。就在胡适提出停战宣言的同一期里，钱玄同就声明：“同人做《新青年》的文章，不过是各本其良心见解。”世界语的讨论不但延续到1919年春天，而且用的完全是论战的语言。钱玄同即使原谅了陶孟和，他也没办法原谅陶孟和所代表的英语崇拜者，特别是像陶孟和讥笑世界语是“垂死之假言语”，又说：未曾学过外语的人，不可与言外语世界中的新天地。这样刺伤人心的话不可能不留下伤痕。  钱玄同在5卷6号的通信栏里就公然反对陶孟和——包括胡适在内，因为胡适“心里是很赞成陶孟和先生的议论的”——等英美派的看法：“我决不像现在读了几句英文的人，便竭力骂Esperanto为‘私造的文字’……以为语言文字必须是习惯的，必不许人造的，这话我是不敢苟且赞同。”不过，钱玄同也体会到世界语要成功必须靠研究与推广，口舌上的争辩不过是徒然的。只是，对英美派那咄咄逼人的口吻，他仍然不能释怀。 值得回味的是，宣布停战的胡适却又在《新青年》讨论世界语的最后一期（6卷3号），刊载了张耘一篇文章，更足以刺伤不懂西洋文字的人。不但如此，他还加了一句看似轻打却可以被解释为嘉勉的按语。张耘说：
胡适的按语就一句话：“张君这封信有许多话未免太过。但他所说的大旨，都很有讨论价值。故登在此处，供大家讨论。”  《新青年》的编辑群在世界语问题上没有“一致的团体主张”，在中文究竟应该废除还是拉丁化这个问题上亦复如是。钱玄同主张废除中文，陈独秀主张在人类社会进化到完全没有国界以前，过渡的做法应该是废汉文、存汉语，而把汉语拉丁化，胡适则只愿意谈中文拼音化，而不及于其他。 2、横排与直排之争 《新青年》编辑群主张的不一致，甚至表现在《新青年》杂志究竟应该直排还是横排的争议上。《新青年》用标点、分段，这本身就是一大革新。同时，这也是必须付出成本的。当时中国的印刷厂并没有标点符号的铅字。出版《新青年》的群益书社的老板陈子寿，特地和太平洋印刷所的张秉文商量，用外文的标点符号来做底子，刻成中文标点符号的铜模。当然，这种铜模是直排的。 《新青年》编辑群里最早倡议中文自左至右横写、横排的，可能是钱玄同。他致信陈独秀，以人体工学为由提出这个主张：
陈独秀在回信里表示同意，于是钱玄同打铁趁热，就在《新青年》3卷6号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我以前所说，要把右行直下的汉文改用左行横迤。先生回答道，‘极以为然。’现在我想，这个意思先生既然赞成，何妨把《新青年》从第四卷第一号起，就改用横式?”  然而，这个主张《新青年》注定没有实施。原因之一，就是胡适不赞成。朱我农在那封讨论汉字罗马字化的来信里，也问胡适为什么不同意改采横排。 胡适回答说：
这种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有异议而其实是反对的答复，是成名以后的胡适典型的答复方式。这跟他其实反对世界语，却又摆出一副旁观者的姿态，说自己是“中立国”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两面讨好的战略用到极致，就是到了非表态不可的时候，仍然不愿意明说自己的立场。 在中文横排这个问题上，胡适不但仍作似是而非的议论，甚至称之为“小节”，俨然是可以搁置不论的意思。然而，钱玄同就是不吃这一套。在讨论世界语的时候，他干脆就把胡适的立场给揭穿了，说胡适不赞成世界语，所以也不喜欢大家“争辩此事”。  《新青年》终究没有走向横排的另一个因素显然是财政上的。我们能知道这一点，要拜钱玄同1918年11月26日的一封信之赐：
二、《新青年》的分裂从某个角度来说，胡适说得完全正确，中文横写、横排的问题是“小节”。何止如此，世界语、中文拉丁字母化等问题也是“小节”。这些问题的辩论即使造成了《新青年》编辑群内部的不快，终究不会导致分裂。《新青年》分裂的故事，最富戏剧性也最为人所知的，是陈独秀与胡适分道扬镳之后，把《新青年》转化成为共产党外围刊物的一段。 胡适把《新青年》的分裂、陈独秀的左倾、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以及中国思想界的左倾，都归罪于这个不幸的决定：
胡适说：“从第七卷开始，作为中国文艺复兴、文学革命的杂志的《新青年》，就逐渐地变成共产党的机关报。”这句“逐渐地”是关键词，因为那是渐次形成的。至于“在北大的我们就这么地把杂志给拱手让出了”，就有夸张之嫌了。在上海的陈独秀对群益书社营利的态度不满，想要招股本开一间叫作“兴文社”的书局来发行《新青年》。  从1920年4月底到5月，陈独秀接连写了五封信给胡适以及北京的《新青年》编辑群。他除了把招股的想法告诉胡适等人以外，也一再写信要大家写稿。只是，北京方面反应冷淡。陈独秀在经费及稿源两相欠缺的情况下，真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之叹。《新青年》7卷6号“劳动节纪念号”在5月1日出版以后，一直要到9月1日才出版8卷1号。 《新青年》8卷1号出版的背后有许多当时的人都不会知道的事实。 首先，陈独秀1920年2月12日到上海以后，很快就与共产党人联系上了。5月，上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根据陈望道的回忆，“这是一个秘密的组织，没有纲领，会员入会也没有成文的手续，参加者有陈独秀、沈雁冰、李达、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等，先由陈独秀负责”。7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发起人是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俞秀松、施存统。就在这时，共产国际东方局派代表维经斯基（Grigori Voitinsky)到北京与李大钊联系。经李大钊介绍，维氏南下到上海与陈独秀诸人会面。《新青年》从1920年秋天开始接受共产国际的资助。 另一个当时的人不会知道的事实是8卷1号封面设计的意义。那封面正中绘制了一个地球，从东西两半球上伸出两只强劲有力的手紧紧相握。茅盾回忆说，这个设计“暗示中国革命人民与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必须紧紧团结，也暗示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意思”。这等于宣告《新青年》是共产主义刊物。  《新青年》的左倾，北京的编辑群当然很快就感觉到了。事实上，在7卷6号“劳动节纪念号”出版以后，陈独秀就致信北京的编辑群，提出三大问题，请大家答复：
1920年12月，陈独秀接受陈炯明的邀请，到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会长。12月16日晚，离开上海之前，陈独秀再次写信给胡适、高一涵：
胡适大约在12月底写的回复里提出了三个办法。他还把这封信让几位北京的编辑看过。这三个办法如下：
适之先生来信所说关于《新青年》办法，兹答复如下：
 胡适说陈独秀因为他的建议而大动肝气，于是他在1921年1月22日向北京的编辑群提出了一个修正案：
眼看着胡适跟陈独秀几近于撕破脸、《新青年》濒临分裂，李大钊建议胡适留下转圈的余地：
钱玄同在1月29日回复胡适的残信里则赞成分裂。他说《新青年》的成立是自由的结合，现在意见既然不合，自然应该自由分家：
1921年2月上旬，《新青年》编辑部在法租界被搜查，并被勒令停办。2月15日，陈独秀分别致信胡适和周作人、鲁迅，通报《新青年》将移广州出版。他在给胡适的信上赞成胡适另办一报。我们不知道胡适对陈独秀把《新青年》移往广州出版的态度如何，但是胡适显然坚持要把《新青年》移回北京。周作人2月下旬接连写给李大钊的两封信：周作人表示赞成《新青年》分裂，《新青年》就交给陈独秀，胡适则应该另起炉灶。 1921年7月，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书记。8月，他辞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会长的职位，9月到上海从事共产党的工作。《新青年》9卷5号在该年9月出版。10月初，陈独秀被法租界巡捕逮捕。《新青年》随之停刊——1922年7月出版9卷6号以后休刊，1923年6月15日以季刊的形式复刊，由瞿秋白主编。然而，它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刊，而非昔日胡适、陈独秀及其编辑群的刊物。 胡适、李大钊、陈独秀这几位《新青年》领袖令人敬佩的地方，在于他们能够主张不同，却不影响其友情。胡适和李大钊在1919年“问题与主义”的论战里有过短暂的交锋；胡适和陈独秀争办《新青年》，用钱玄同写给周作人、鲁迅信上的话来说，“陈、胡二公已到短兵相接的时候！” 然而，他们都能继续保持朋友之义，甚至在朋友落难的时候出面相助。李大钊在《新青年》分裂的节骨眼上，仍然能够心平气和地作最后的斡旋。胡适跟陈独秀的朋友之义更令人心仪。1921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被捕，胡适跟蔡元培等人通过不同的管道设法营救。两人此后在意识形态上相形渐远，然而相互关怀之情不变。 陈独秀1925年2月5日的一封信就温馨得令人心动：
然而，无可否认，《新青年》的分裂，意味着胡适文化霸权争夺战的战线开始变化。如果他先前文言与白话的文化霸权争夺战是西方与传统的对峙，现在则转为西方思潮与西方思潮的对峙。中国知识分子各自以西方的思潮作为武器来从事论战，肇始于胡适与李大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 （正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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