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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稚晖是近代史上一位大佬级别的人物，狂妄与怪异不下于魏晋名士，为后人留下了不少趣闻。放眼整个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吴稚晖的参与度也是极高，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再到“四一二”、抗日战争，他的身影都活跃于其中。 吴稚晖生于1865年，母亲早逝，由外祖母一手拉扯大，自幼聪颖好学，23岁中秀才，26岁中举人，但参加了几次会试都名落孙山。戊戌变法之时，吴稚晖曾拜会康有为，针对八股、鸦片、小脚发表了一番惊人的言论。之后，吴稚晖远赴日本求学，渐渐走到了反清战线前列，声名鹊起。1905年，孙中山慕名拜访吴稚晖。吴稚晖应邀加入同盟会，成为了最早的会员之一，日后则被尊为元老级人物。  吴稚晖 辛亥革命之后，吴稚晖担任了教育部读音统一会议长，主持国语注音工作。吴稚晖认为汉语的难学造成了教育无法普及的问题，主张废除汉字而采用完全由字母组成的“万国新语”。对于如何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万国新语”，吴稚晖亦做了详细的规划。如今很多人大都记得钱玄同曾竭力主张汉字拉丁化，但其实吴稚晖比钱玄同更早鼓吹这一点。 1915年9月，从日本归来的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吴稚晖其实也参与了《新青年》的策划工作。吴稚晖本人曾回忆说：见独秀两个名词，尚以为是个绝世美男子。后我在《新青年》发起时晤到，令我叫奇。吴稚晖与陈独秀一见如故惺惺相惜，两人很快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吴稚晖与陈独秀影视形象 当时吴稚晖已是文化界的一个代表性人物，思想激进前卫，陈独秀自然不会放着这么好的资源不用。对于陈独秀的邀稿，吴稚晖并未拒绝，在病中写下了《青年与工具》一文，刊于《新青年》第二卷。对此，陈独秀极为感动，在文章后面的按语中盛赞吴稚晖道：笃行好学，老而愈挚，诚国民之模范。吾辈之师资。 此后，吴稚晖不仅撰文发表于《新青年》之上，也时常提点后辈，尤其是同样致力于汉字改革的钱玄同。钱玄同曾亲笔写道：我知道吴先生对于补救中国文字的方法怀抱的精思伟识非常之多，所以写信去请教他。  钱玄同 就连对吴稚晖并不感冒的鲁迅，谈起吴稚晖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时也说：想起来就记得，吴稚晖的笔和舌，是尽过很大的任务的。总之，当时的陈独秀是领袖，吴稚晖则隐隐有领袖旁的“老师傅”的意味。吴稚晖比陈独秀年长14岁，两人平日里以兄弟相称，书信往来中，则互相尊称对方为兄。 陈独秀回到上海不久之后，大儿子陈延年与二儿子陈乔年也从安庆老家来到了上海。延年和乔年对父亲陈独秀有很深的成见，这主要是因为陈独秀在几年前带着高君曼私奔。高君曼是延年、乔年母亲高晓岚的亲妹妹，比高晓岚小10岁，却和陈独秀相爱了。  高君曼影视形象 姐夫和小姨子相恋，这无疑极辱门风高家和陈家自然极力反对这段感情。陈独秀向来叛逆不羁，别人越反对他就越坚定，一咬牙就带着高君曼私奔了。这样一来，高晓岚就只能在家独守空房了，还要辛苦照顾几个小孩以及伺候公婆。延年和乔年深知母亲的不易，自然就对陈独秀极为不满，和姨妈兼继母高君曼一起生活也颇为尴尬。因此，兄弟俩人到上海后，没在陈独秀家住几天就搬出去自力更生了。 陈独秀也没拦着延年和乔年，这倒不是因为他对两个儿子有成见，而是希望看到儿子能自力更生。当时陈乔年才13岁，陈延年也不过17岁，都无一技之长，只能在码头当苦力。没几天下来，兄弟俩就蓬头垢面面黄肌瘦了。  延年、乔年影视形象 就连高君曼都看不下去了，既是真心心疼兄弟俩，也是怕别人说她虐待孩子，便劝陈独秀把孩子接回家。但陈独秀却不同意，只认为高君曼的“妇人之仁”表面上看起来善良，但却会害了延年和乔年，少年人的人生，应当让他们自己创造前途。 陈延年和陈乔年没有令陈独秀失望，他们不仅养活了自己，还没有落下学习，尤其是法语成绩出色。1917年，延年和乔年双双考入了复旦大学。也正是在这一年，陈独秀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邀担任了北大文科学长，带着《新青年》编辑部一起离开了上海，每月仅给延年、乔年5元生活费。  蔡元培 因此，延年和乔年上了大学之后仍要半工半读。吴稚晖是勤工俭学运动的发起者之一，在青年学生中有很大的影响力，延年、乔年对他极为尊崇。吴稚晖对这两位好友之子，亦是青睐有加。在吴稚晖的影响下，延年和乔年双双加入了“进化社”，并接受了吴稚晖所提倡的无政府主义思想。 吴稚晖的这种思想主要来源于西方的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学者，认为互帮互助是人类的本能，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依靠这种力量人类最终能实现“各尽所解，各取所需”的大同社会。年少的陈延年和陈乔年，因为视吴稚晖为圣人般的老师，对其思想自然极为尊崇。  吴稚晖影视形象 一战爆发后，欧洲各国劳动力奇缺，尤其是法国。再加上法郎的大幅度贬值，在巴黎求学和在上海求学的花费已相差无几。在此之前，能出国留学的学生要么全部是官费培养，要么是家庭条件比较好。而一战之后，贫苦人家的孩子亦能在国外半工半读。吴稚晖发现了这个重要契机，便大力呼吁国内的青年学生去法国半工半读。 陈延年和陈乔年受吴稚晖影响，也产生了前往法国留学的愿望。但陈独秀并不同意他们去法国，而是希望能去十月革命之后的苏俄。陈延年和陈乔年既对陈独秀本人缺乏信赖感，又对他所宣扬的思想缺乏认同感，自然不会听陈独秀的话。但这样一来，他们就没有出国的旅费和保证金了。  陈独秀父子 就在延年、乔年因钱而发愁之时，吴稚晖帮他们交了保证金，并且帮他们买了去法国的船票。1919年年底，陈乔年和陈延年挤在一艘由上海开往法国的远洋邮轮的下等舱里，漂洋过海前往法国勤工俭学。此后，延年和乔年对吴稚晖抱有强烈的感恩之情，视他为恩师。 但是，因为吴稚晖与勤工俭学的学生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陈延年、陈乔年与吴稚晖的师生之情不可避免地破裂了。吴稚晖对出国勤工俭学的认识过于乐观，他认为学生们出国后能通过打工养活自己，再挤出时间学习，这样便能够成才。他曾这样表示：出国人越多越好，学不到别的，改良茅厕，总是有效果的。 吴稚晖没有考虑到的是，在语言、习惯都不相通的异国，在工业远比中国发达的法国，并不是每一个中国学生都能勤工俭学、半工半读。很多学生到了法国之后，迟迟解决不了打工问题，求学则更是遥不可及。当时很多学生都是穷苦人家出身，家中变卖家产、东借西借才凑够出国的钱，在法国遇到无法解决的困境之后，自然对吴稚晖这位倡导者心有不满，感觉自己上当受骗了。  吴稚晖 1920年6月，吴稚晖为经营中法里昂大学而来到法国。在华法教育学会举行的欢迎仪式上，很多学生针对生活、学习困境向吴稚晖发问，希望能得到教育学会的帮助。但吴稚晖乐观地表示：只要有志气，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做与专业无关的苦工也不成问题，只要认定“劳工神圣”四个字就行。 青年学生们在异国举目无亲，华法教育学会是他们唯一可以依靠的对象。但吴稚晖发现学会与勤工俭学学生之间的矛盾之后，没有想办法向外界争取援助以帮助学生解决问题，而是建议取消学会对学生的援助。但这明显是不切实际的，因为这些学生都是在教育学会的鼓动之下才来到法国的。 到了第二年2月，蔡和森、李维汉等人领导400多名勤工俭学的学生请愿斗争，矛头直指北洋军阀驻法大使陈箓。按理来说，吴稚晖身为勤工俭学运动的发起者，应当果断与学生们站在一起，但他却并没有这样做，而是与陈箓站在了一起。陈延年与陈乔年对此极为失望，渐渐，吴稚晖的偶像形象轰然倒塌。  吴稚晖 四个月之后，赵世炎、李立三、徐特立等人因发现北洋军阀以牺牲中国权益为代价，秘密向法国借款，组织学生发起了“拒款大会”。之后，法国当局做出了断绝一切维持费用，遣送这些学生回国的决定。此时，学生们唯一的希望是吴稚晖担任校长的中法里昂大学。 但是，吴稚晖此时却对勤工俭学的学生抱有非常大的偏见，认为他们“不守纪律、不肯吃苦、言而无信”，拒绝让勤工俭学的学生进入里昂大学学习。最终，蔡和森、 李立三、陈毅等104名学生被遣送回国。在与吴稚晖的斗争中，陈延年和陈乔年始终与勤工俭学的学生们站在一起，与吴稚晖彻底决裂。  中法里昂大学旧址 通过实际的斗争，加上周恩来、王若飞、赵世炎、李立三等勤工俭学学生的影响，延年和乔年放弃了原先尊崇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1922年，陈延年、陈乔年、周恩来、王若飞等人创办了《少年》，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年8月，延年和乔年在胡志明的介绍下加入了法共，不久后成为我党正式党员，并与周恩来一同成为了了旅欧支部的支部领导成员。 陈独秀得知延年、乔年的思想转变之后极为高兴，尤其这是延年、乔年在实践中自动转变的，他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好多年了。而吴稚晖则极为恼怒，始终无法接受延年、乔年走到自己对立面的事实。对于兄弟二人，吴稚晖恨延年甚于恨乔年，因为他认为乔年是受延年影响才与自己对立的。这位后来延年的不幸遇害，埋下了伏笔。 陈延年影视形象 1924年冬，在莫斯科学习了一年多的陈延年、陈乔年双双回国，其中延年被派往南方工作，乔年则被派往了北方。陈延年到达广州后，先是负责团的工作，之后接替周恩来担任了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对广东的革命做出了非常伟大的贡献，他一方面大力发展各条战线上的积极分子入党，使广东的革命力量迅速发展壮大；另一方面积极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活动，最著名的是为期一年多的省港大罢工。 陈乔年在北方的工作亦极为出色，他替代赵世炎成为了北方区委组织部长，协助李大钊在北方开展了许多有重大影响力的工作，如创办刊物、加强组织建设、领导革命活动等等。到了1927年的时候，陈乔年和陈延年都被选举为了中央委员，再加上担任总书记的陈独秀，一门三委员。 陈延年与陈乔年 就在革命力量茁壮成长之时，吴稚晖向老蒋进言“清党”，为其发动“四一二”缝制了一件合法外衣。此前不久，吴稚晖还与陈独秀有书信来往，仍与陈独秀以兄弟相称。不仅如此，吴稚晖还与陈独秀有一次长谈，而谈话的内容不幸成为了吴稚晖检举揭发的证据。 根据吴稚晖在日记中的记载，当时吴稚晖曾说“列宁式的社会，对中国来说200年可能不够”，但陈独秀却不以为然，坚持认为“20年足矣”。陈独秀富有说服力的分析，加上当时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吴稚晖不由细思极恐，很快便向老蒋进言“清党”，导致无数革命儿女血洒大地。曾视吴稚晖为恩师的陈延年，更是一个被吴稚晖害了两次的受害者。 吴稚晖与陈独秀 1927年6月26日，陈延年秘密召开的江苏省委成立大会上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当时陈延年刚刚被选为江苏省委书记。不过，陈延年被捕后身份并未暴露。一是因为叛徒并不认识陈延年，仅仅知道这个名字。二是因为陈延年被捕时穿的又是粗布短衣，长年劳动把皮肤弄得黑黝黝，完全是一幅底层苦力的样子，敌人根本没把他往“要人大员”方面想。 陈延年被捕后表现得亦极为冷静，声称自己叫陈友生，是房东家的伙夫，军警前来抓人的时候场面过于混乱，不幸被抓了，其实自己根本与他们要抓的人不搭边。审问者信了陈延年的话，但没有把他立即释放，因为他在被捕时表现得非常凶狠，用凳子打了两个巡警。 组织得知陈延年被捕的消息后，立刻展开了营救行动。王若飞委托好友刘方岳出面找沪上知名律师吴凯声为陈延年辩护，并凑出了一笔钱用来打通关节。吴凯声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中国人，虽然猜测到了陈延年、王若飞的身份，但并未因害怕风险而拒绝营救陈延年。吴凯声以律师的身份前去狱中看了案情记录，确定了陈延年的身份并未暴露，并打点了一番。 王若飞 陈延年身份并未暴露，律师又打点了一番，正常的话很快就会被释放。但是，除了王若飞等人在营救陈延年之外，陈独秀的好友汪孟邹也在想方设法救延年。汪孟邹是亚东图书馆经理，帮很多名人出过书，与各界人士来往密切，消息亦是相当灵通。汪孟邹知道延年被捕的消息之后极为忧虑，但他自己并无过硬的关系，便想到了他和陈独秀的共同好友胡适，而胡适刚好又在上海。 胡适是很多名人的朋友，为人也仁厚，帮过不少人的忙。汪孟邹开口之后，胡适出于与陈独秀的友谊及对爱国青年的爱护，答应了出手相助。但胡适当时跟军政界的人走得也不是特别近，于是便想到了找“大红人”吴稚晖帮忙。当时胡适只知道吴稚晖与陈独秀是好朋友，对延年、乔年兄弟亦极为欣赏，并不知道他们之间已经决裂。没成想，这下可坏事了。 胡适 吴稚晖得知上海巡捕已经抓住了陈延年，而陈延年的身份又尚未暴露，马上写信向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告密”。据后来公开登在《申报》中的信件显示，吴稚晖用语颇为狠毒地写道：今日闻尊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不觉称快。先生真天人，如此之巨憨就逮，佩贺之至。延年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应尽快就地处决。 杨虎这才知道手下已经抓住陈延年了，立刻前去狱中提审陈延年。陈延年得知自己的身份暴露后，立刻抱定了必死的决心。早在省港大罢工时期，身处危险中的他就曾对身边的人说过一个党员的牺牲，胜于千万张传单。因此，无论杨虎如何威逼利诱、如何严刑拷打，延年就是不说一句话。杨虎恼羞成怒，当即下令第二天处决陈延年等人。 陈延年 1927 年7月初（一般认为4日，但据笔者查到的资料，很可能是2日，后文会附上资料），刽子手将陈延年秘密押到了上海龙华刑场。刽子手喝令陈延年跪下受刑，但延年昂首挺胸就是不跪，同时掷地有声地说道：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能站着死，绝不跪着死！ 几个刽子手一拥而上，将陈延年推倒在地，但延年很快就挣扎挺立。刽子手们恼羞成怒，再次蜂拥而上将延年乱刀砍死。傲立的延年，最终倒下了。但倒下的只是他的肉体，他的精神将永远屹立不倒。当时的延年，年仅29岁。而一年后，年仅26岁的乔年亦倒下了这个地方。 陈延年 陈延年英勇就义之后，杨虎马上给吴稚晖发了一封感谢信。在信中他这样写道：昨奉手教，过承嘉许，虎受宠若惊，敢不益加奋勉…… 杨虎的这封感谢信，无疑更加坐实了吴稚晖落井下石无情害死延年的事实。而曾视吴稚晖为恩师的延年，大概怎么也不会想到在最后关头害死自己的人竟是昔日崇敬的师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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