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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大集

 zqbxi 2021-03-01

 

邓涛

    罗家集的语义从最初的集贸形态扩延成地理概念,从历史学角度,它携带的人文精神对南昌城市文明的诞生、沿革具有重要影响。

                                     —— 题记     

    马蹄得得,一路尘土。无论从码头上岸的,还是陆路而来的行旅者,若是赶上三、六、九日的开市,可以在罗家集适度的物质补给和休憩,再往前走就是南昌府了。

    齐城岗与太保丘陵地带的东侧,古代地理上是一处交通要道,有座老村庄叫东岗罗村,晚清年间,村里人向南昌县衙要贴榜示,开设集市,迅速发育成极具号召力的大集。

    阳光一出来,罗家大集就开始热闹了,方圆百里的乡民踊跃而来,人声鼎沸,熙熙攘攘,倾落成寂寥田野中的一片繁华。罗家大集就是一个江湖,各色人物纷纷登场,呈现出上至官僚、商贾,下至农民、手工者、苦力散工的不同社会阶层的大图景。在这个公共空间里,杂货俱陈,应有尽有,三教九流,各得其所。牛、羊、狗、猪到尺布、帚耙,以及麦、稻、大豆、油菜籽……林林总总,在自给自足的社会状态下进行物质的集散,定期地赶大集,仿佛是乡野的庆典,这里每个人的日常都与罗家大集有关,每个人也献出了自己的热情。他们说着乡语,其实也是南昌早期的城市方言,还着价格,喝着九月九封缸酒,罗家大集的美食和手工艺品无疑最抢眼,乡民活力与开放集中体现在集市,周边的大小村庄都拿出特色小吃,牛骨粉、油老鼠、酱香猪蹄、桂花凉粉、火扎里、糊羹、讨喜座子、糯米圆子、印花米团子、菜团子、豆腐条……令人目不暇接,传统手工艺打铁锹、油纸扇、剪纸、面人、吹糖人、绳编、龙凤花烛、制篾、制圆桶、画梁……大家摆摊设点,遇上节庆日,踩高跷、采莲船、抬菩萨、舞狮、舞龙也纷纷走上街头。这是盛大的人间,摩肩擦踵,缓慢地流动,单调的乡土在集市找到了许多色彩,在喜悦与丰饶的时刻,生活的苦乐在脸上闪动,味蕾与视听在很中国的气象中获得了欢腾。春耕,秋割,养殖,赶集,乡村在固定的程式和节奏中一代复一代。集市文化带着原始社会的余韵,是农耕时代的橱窗。罗家大集是弥漫乡土气息的记忆体。幡旗摆动,在聚与散中,这种飘零的乡愁裹挟着曾经的遐想、快慰。历史的影像备份在晚清以来一百多年的区间里,逐步从商品活动演化成民俗精神,现代文明的介入支解了传统集市的古老形态,在苍茫的大地上残剩这一些碎光,但这份深切的情感让乡民挥之不去。

    罗家大集是岁月的遗痕,代言着一方水土,逐渐定格为罗家地理与风土人文的总称。

    许多姓氏的第一次出走源于亡国史。

    罗氏是老姓,可追溯到4000多年前,善罗网,勤于罗捕飞禽,故名。《广韵》:“本自颛顼末裔,受封罗国,子孙以为氏。望出豫章、长沙。”每个姓氏都有起伏跌宕、苦难的宗族史记,宗族是历史一个博大、厚重的背影。

    楚人是罗氏的世仇,赖、傅二姓是罗氏的血胞兄弟。楚灵王好细腰,亦好嗜杀,他就位正值晋楚争霸的时代大背景。楚国先灭赖,恐赖族复国,大开杀戒,赖氏迫于形势,化整为零地匿身罗、傅的族群。楚继而灭罗,亦是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罗国的空气里漂浮着呛人的血腥味,罗氏的血脉又依于赖、傅,楚国并傅,再杀。赖、罗、傅三族生死与共,血融于水,彼此相通,经历数代。其实,罗氏与楚人皆为火神祝融之后,千年之后,血缘也混淆了,相泯一笑。

    罗氏子孙奔突于大地,各寻安命之所,往枝江,至汨罗,集聚于豫章,有的往更南的地方走,福建、广东,远走东南亚,甚至参与了建国,泰国曾名“暹罗”,亦与罗氏相关,有的往北面走,到了朝鲜半岛,形成韩国锦州罗氏、罗州罗氏,至今后裔六十万众。他们在新的水土上耕耘,重建自己的生活体系。

    罗氏到豫章的关键人物是罗珠。南昌人在灌婴罗珠之间存在着一种纠结,到底谁是这座城池的缔造者?灌婴以前是布贩子,后来跟随刘邦南征北战,他对于江西文明的开发具有象征意义,九江、南昌到赣州都视其为开基鼻祖。有些学术界人士提出过有趣的观点,认为灌婴本人并未进入江西,整个局面忽然变得模糊起来。就南昌而言,灌婴与罗珠是共存的两个人物,罗珠在长沙罗汉峰放下书本,走进了楚汉纷争的江湖,他来到江西,灌婴显露出对罗珠的知遇之恩。在百废待新的西汉,他尽心尽职地协助灌婴治理一方。罗珠入赣,不仅完成了南昌城的初创,一个大的宗族也随着他的脚步落根。为避诸吕之乱,效仿张良“赤松之游”,

    言“吾今为洪崖之游”,晚年归隐南昌西山,庭前植松柏,后世取名“罗汉松”、“罗汉柏”。罗珠之后族群繁茂,谱系严谨,南昌成为所有罗姓一个结实的故乡,《太平寰宇记》载:“豫章郡五姓中就有熊、罗二姓。”豫章罗氏在宋、明二朝均为当地大姓,至今罗姓在中国约1200余万人,人数排在姓氏第20位。天下罗姓无二派,他们供奉罗珠公为共同的祖先。

    姓氏是生命的原色,血液里的图腾以及氏族的徽号,许多族人带着乡愁离恨出发,他们的奔离仓促、悲悯,在远方让自己的姓氏壮丽地生长。罗从彦“先世自豫章避地南剑”,后长居福建沙县,他是闽学奠基人,在程朱理学的传承脉系中,上接二程、杨时,下传李侗、朱熹,与文天祥等人同祀孔庙。这位大儒的襟怀中始终萦绕着对豫章故园的思绪,自谓:“豫章先生”。南昌著名的豫章书院因纪念罗从彦,故有此名,近年在罗家地区复建。

    宗族既是人类学概念,也是社会学研究的重大课题,以父系为纽带的血缘集体。复杂的宗族关系是中国社会的突出特征,它的具象表现及记忆性的文化内涵主要集中在宗祠、族谱和祭祖的行为上。宗族一直在分流,始终会有一些人坚守在原地,等着族胞们回来的一天。

    罗家集是罗氏既远又近的故园,远的是地理,近是天然的亲昵感。始建于西汉景帝年间的豫章罗氏宗祠是经久不息的召唤,尽管因社会动乱几番毁建,最近重建修葺是在清嘉庆十九年至道光二年以及文革之后。生者远行,逝者长眠,姓是一盏高悬的大红灯笼,宗祠牢牢地立在大地上,它就是宗族精神的中心,一个方向,抵达就是回家。韩国罗氏来了,东南亚的罗氏来了,五湖四海的罗氏纷沓前来,他们背负着久远的愿景,出走到归来,上千年的路程,祠堂里离合悲欢杂糅的情绪被宗族隐匿的磅礴力量点燃。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罗珠公的基因,这种基因不仅属于罗氏,也属于南昌这座老城。

    慈母,一座村庄的名字,一千多年没有更换,这种穿透像经久不息的呼唤。

    我们游走在神话、小说与历史本相之间。西晋末年,衣冠南渡,许逊是这次空前的人口、经济、文化大转移后,民间制造的第一位大神。许逊是正史之外的人物,所代表的是民间立场,他的神迹与故事隐藏在南昌众多的地名里,把这些地名串起来,就是一位英雄史诗般的人生。他从祖母的身边出发,慈母村成了许逊这个地域文化符号的发源地之一。

许逊从小带着一种生命的痛感,明代《道藏·许逊别传》:“许逊七岁无父,力耕负薪养母,与寡嫂共田桑,自取其荒。”母性的光辉照耀着一位英雄的成长,而英雄毕生的救世情怀,使这份源于一个家庭的母性意义上升到一方水土对她们的崇高敬仰。祖母万氏对于许逊的人格具有源泉意义,她系三国吴人,豫州尉万宏之女,嫁与许逊祖父许炎。《万寿宫通志》说:“世传母性廉贞,塞渊温和,慈祥普著的口碑咸称慈母。”而许逊的母亲何氏日复一日,每天撑船摆渡接送许逊读书,那条河道至今尚存,称“母撑港”。许逊少年时代经历的一件意外事件,使他对母性的理解更加刻骨铭心。那天田猎,射中一只母鹿,腹中鹿胎堕在地上,母鹿不顾箭伤,回头伤心欲绝,反复舔其子,直到死去,许逊大惊失色,折弓弃矢。母性的爱与坚韧最终成为许逊英雄史记中的两大基石。

    人类与大自然是一对矛盾统一体,中国是一个农耕大国,河湖密布,水患是民众生存的天敌。洪水滔天给民众带来极度的恐慌,流离失所,奔逃四方,老百姓的孤苦是许逊很熟悉的感觉。许逊的治水被民间演绎成惊心动魄的神话故事,英雄也由此横空出世。

    晋代士大夫、缙绅避乱南迁,中原文明首次抵达南方,发现这里也是一片乱局,主要呈现在水患上,许逊治水远不限于江西,以许逊为代表的水利专家通过斗争,完成与大自然的和解。地理环境上的安宁提供了人类生存的必备条件,为江西鱼米之乡的确定和文化崛起进行了基础性的准备。许逊建立了以万寿宫为祖庭的宗教化的意识形态体系,他不仅被供奉为一方水土的保护神,也是江西最重要的本土信仰。万寿宫也逐步成为江西人的脚步,对外文化输出和商业往来具象性的名称和建筑。

    乡野苍茫、朴素,慈母村是一份古老的文本。在中国壮阔的治水史上,诸多英雄中许逊罕见地羽化成仙,他全家42口,拔宅飞升,连鸡犬也随之而去,或许此刻许逊会在云端眺望慈母村,他的祖母葬于此地,碑上写着:江西福主慈母万氏娘娘。一种悲悯瞬间放大,万氏家族陪伴慈母村这个名字不离不弃,亦是一千多年。

    一个镇子也有它的命数。

     埠,码头。南昌有句老话:“不到谢埠街,不算到过南昌。”谢埠扼守抚河与赣江的交汇处,明代洪武年间建埠,1946年至1949年为民国南昌县政府所在地。

    几年前,我来到谢埠实地考察。经过一段坑洼、颠簸的路途,到达抚河故道北岸,时间洗劫了谢埠的光华,在破碎、嶙峋、寡语的视觉中浮荡一片颓废与哀愁,清凉的水面烟煴着巫的气息,那些低矮的屋舍像倔强的老头,将残存的记忆顽固地坚持到底,它们是一个时代的物证。

    很难想象,这是以一座城市为背景的码头,我努力从当年繁华的微弱余光中找回当初的样子,它曾经是那么充沛、健硕。上至抚州、丰城,下到余干、鄱阳,丰水期江宽八百多米,货船、渔舟、竹筏、木排各式水上工具云集,千帆直抵,绵延数里,麻石小街上两百多家饭店、客栈、钱庄、货铺等,亮出乌底金字招牌,鳞次栉比,商人、官人、脚夫、挑夫……拥挤不堪,茶叶、烟草、瓷器、粮食、牲畜、铁器、油料、土布……在这里上岸,供应着一座城市的日常。

    衰败与死亡是无法回避的话题,大地在沧海桑田中重构,在时间的容器里,谢埠的变化是物理的,也是化学的,和几乎所有赣江水系上的古老码头一样,它们是水运时代的象征,码头上的大石将是最后的留守者,在江水的冲刷中像呓语,集纳的是时间、地域以及命运,它们是过去式,我们所尊重、回望的一个废弃的江湖。码头文化没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谢埠终究是一种飘零。

    晚清之后,江西经济持续衰退,五口通商形成长江水道崛起以及京广线贯穿湖南,打破了长期依赖的从北至南,由运河、长江、赣江,过大庚岭直至珠江的大商道,加上连年的战争,谢埠码头式微。

    一个时代在诞生,另一个时代在消亡。1949年5月21日的谢埠之战宣告的不仅是解放军回到故乡南昌,而且意味着一个大时代的来临。从此,谢埠清冷下来。

谢埠是时代更迭的交卸之处,抛荒的码头完成了六百多年的光荣使命,大静裹挟着潦倒、伤感。抚河是江西的第二大河流,眼前是它的故道,孤雁微澜,那些往事还会一点点撬开,惊动南昌人情感深处的敏感与豪迈。

    谢埠的天主教堂在上街,万寿宫在下街,在一条街上,各居一侧,印证谢埠的繁荣,也隐喻谢埠在同一个历史纬度上,外来宗教与本土信仰的对峙。

    基督教派在唐代时期已经来到中国,当时称为景教。明代,利玛窦、罗明坚的到来,江西开始见识这一西洋的教派,尤其利玛窦在南昌居住,曾经在万寿宫内不肯跪拜,与民众发生不愉快的争执。到了清代,雍正、乾隆、嘉庆等朝严行禁教。基督教的盛行是时代的产物,鸦片战争为分水岭,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签订之后,从通商口岸纵深至内陆,在江西传播的主要是天主教,首先进入这块土地的是咸丰年间的法国天主教士,九江至南昌一线,教堂遍布。1901年,江西从教信徒1.7825万人,远远高出邻省。光绪末年(1908年),据统计:江西各省厅、州、县,天主、耶稣两教,华式、洋式各教堂,共有三百数十处之多。谢埠的天主教堂正是在光绪时期由法国人建造。

    江西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根深蒂固的区域,儒道二教源远流长,天主教的渗透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秩序、习俗产生了尖锐矛盾,这是民众信仰的极大危机,也是晚清江西动荡的根源之一。隔阂是深刻的,冲撞和抢夺信徒异常激烈,基督徒视非基督同胞为魔鬼,非基督徒则认为基督徒不是良民,甚至流传起一句民谣:“未入教,尚如鼠,既入教,便如虎。”因为无法和解,以致近代教案密集不断,1862年到1908年间全省可查教案不下三千余起,最为突出的南昌教案轰动全国。

    走进教堂,在时间的蠹蛀下,感到逼人的阴森,杂草丛生,硕鼠横窜,瓦砾和碎片,一脚下去,就有难以言说的痛觉升起。教堂占地七千平方米,东为男堂,西为女堂,我揣摩它的轮廓和建筑材料,从钟楼、十字架和红条石小窗、浮雕等细节依然可以窥视到昔日的华丽与壮观。一方面传教士有负面记录,另一方面也不能否定他们做过的慈善公益、开办学校和医院等客观上推动了江西近代社会事业的发展。谢埠天主教堂的南半部分就是洋学堂,许多教民免费在这里就读,尤其值得一提的,在抗战时期教堂收留了大量避难百姓,尤其是女性,避免日军欺凌。随着谢埠的衰微和时代变迁,教堂转换了几次身份,它改成过小学、粮仓以及公安部门的拘留所。

    谢埠街约二里长,另一头的万寿宫不仅是赣人本土信仰的集结地,也是江右商帮文化的象征性建筑,全世界现存的万寿宫已有一千多处。谢埠的万寿宫南墙大门上镶嵌了二块青石,其一刻着万寿宫,其二标识着“谢埠义渡公局”的字样,所谓义渡公局是管理谢埠水面摆渡的公益性机构,这二块青石解读了万寿宫的现实功能。它的每块青砖上都有“万寿宫”三个字,建筑的墙面围成“口”字型。万寿宫是这篇土地上老迈的灵魂,沾着水乡的温湿,好些年前,群众还在里面看大戏,听采茶调,现在与教堂一样,逃不出路断人稀的宿命。

    天主教堂与万寿宫是两个精神世界,谢埠人流骈集的景象一去不返,它们是时代的标本,黄昏里的两幢建筑,寂静的一部分,似乎不会再有精神的灯盏在里面亮起。如今,倒像是垂垂暮年中彼此的守望与陪伴。

    有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慈母村与江西民间最大的神袛许真君存在深刻的血缘关系,村里南行军庙祭拜的不是许真君,也不是菩萨或者类似关公的武将,竟是毫无地域渊源,写了一辈子诗歌的岑参。

    岑参升了仙班,很有一种唐突的感觉,可是这座庙的历史追溯到了五百多年前。

    四川南溪有过旧俗,读书人会在重阳节登上龙腾山的岑山楼,称“岑公会”,以缅怀岑参。这个容易理解,岑参曾寓居在南溪龙腾山。岑参人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西部,大概不曾想过在他生命轨迹之外,万里之遥的一方水土将他视为神明,宗教意识下的神秘力量完成了他矢志不渝的现实理想。

岑参的人生有一层悲凉的气息。他与高适并称于世,际遇大相径庭。岑参是宰相之后,却是一位孤贫的孩子,声称“国家六叶,吾门三相”,到了一定的年岁,有些着急,“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功名只向马上取,真乃英雄一丈夫”。于是,他向西,投笔从戎,去了边塞。历史并没给他成为“马上英雄”的机会,只是在名将高仙芝手下干干掌书记之类的职务。

    “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这就是岑参的军旅生涯,他两次赴边疆从军,均无功而返,但他乐观、开朗,对生活充满着新奇,在频繁的战事中将边塞诗写到了一个极致,作品雄奇豁达,边塞的苍凉景象跃然纸上。唐朝的一流诗人太多,岑参似乎不显眼,有人不这么认为,比如陆游就说:“尝以为太白、子美之后,一人而已。”算是相当高的评价了。岑参过得并不好,即使在嘉州,现在的乐山,也是在乱局之中拎着脑袋担任刺史。他忽然想家了,一生漂泊,总是带着“异乡人”的心理奔波。

    岑参和家人想取直道回故乡,无奈路上匪盗猖獗,于是绕道成都。穷困的岑参终究没有回去,他的人生止于一场病,止于成都。

    岑参的生卒时间尚不明朗,就连出生地也确定不下来,诡异的是慈母村的人一口咬定,岑参生于公元715年农历7月21日。

    到了这一天,公安部门按往年惯例,集中配备警力维持现场秩序。一个上午,进香的民众可达三万之众,人头攒动,锣鼓喧天,大家怀着虔诚,敬拜他们心中的护国行军大元帅岑参。烧香的队伍前四五天就会陆续到来,农历7月21日凌晨,以捐款竞标的方式确定烧“头香”,也就是第一支香的人选,在喜庆的仪式中烧前三支香的香客分别单独祭拜,然后才开放给其他香客。

    岑参的后人有一支迁徙于德安,距离慈母村也有数百里。这是很神奇的事,所有的热闹给了一位异乡人,在故乡感的浓郁气氛中,他成了万民敬仰的正神,岑参生命的疼痛被一双双温暖的手抚平了。

    在赣北民间最深入人心的战役无疑是朱元璋与陈友谅的鄱阳湖决战,传说朱元璋登基后,夜梦红脸大汉奏本,叙述在鄱阳湖战役中相助获胜的过程,朱元璋醒来问询刘伯温,后者言乃岑参,托梦追讨封赐。《南昌府志》记载:行军庙祀唐岑参,相传明时以神兵助太祖战于鄱湖,遂朝廷庙祀。

另一种说法,明朝某年,渔民撒网,得岑参神像的花木神牌,惊而不语,不敢携至家中,置筷子街五仙寺旁,神像显灵,无风无浪商船进退不得,商人上岸,见之烧香乞拜,许诺生意兴隆必建庙祀之,果然,商人得大富贵,归来建南行军庙供奉岑参。

    慈母村的行军庙,历史上有两座,分别为南北行军庙,皆在慈母村,现存南行军庙。岑参有诗:“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在与西北迥异的南方,另一世界的岑参实现了功业,人间呵,总会有意外的惊喜。

    天下没有不散的集市。罗家地区以集起势,时境变迁,不息的人流送走了历史的身影。神性的大地像是隐秘着久远的许诺,在完成一种进步,高铁替代了水路,南昌东站将罗家集带入新的枢纽时代。极目四望,仿佛锣鼓还在天空中喧腾,翻开泥土就能找到那些赶集的足迹,记录着田野生存状态的斑斓景象走向寂灭,经年累月形成的生活原味渐渐稀散。罗家大集是这座城市新区的一道刻记,人们依然在缭绕感中寻找一寸寸乡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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