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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里住满了陌生人

2021-03-02  圆角望

本       文       约      26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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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居女孩卫生间被困30小时》的文章,让朋友小安的电话又理所应当地消耗了我半小时的生命。小安的老公在海外,她在国内。在一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她也是实打实的“独居人士”。

从她朋友圈的转发语就能读出不可名状的惶恐,无疑,那些话语充分表达出人类天性中巨大的不安全感,紧张和惶恐吞噬着这个和我一样独居的女性。美国作家劳伦斯·布洛克写“我的人生就像一块浮冰,在大海上四分五裂,各块碎片漂向不同的方向。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重新弥合。

毕竟,所谓孤独终老,也只是布洛克所描写的《八百万种死法》之一啊。而我,已经在上海这座城市独居四年了。也有堂皇的酒会,也有酩酊的宴游,也有呼朋唤友推杯换盏,但高朋满座的余欢之后,仍旧是一个人的枯坐。



过去的2020年,坚持着写了一些文字,然而没有一篇可以真正让我满意。写到第四个月的时候,大概是朋友圈泄露出来的情绪有些过于沉郁,朋友格格给我介绍了个心理咨询师。

面对一个陌生人,我鼓足勇气,说了一些能说的话;而不能说的,我在心里反复演练,最后还是没能说出口。

那一刻我理解了马修,劳伦斯·布洛克在《八百万种死法》里着力书写的那个人生破碎的醉汉(同时也是退役警察和不专业侦探),他用千疮百孔的心关注着没人关注的妓女、不可触摸者、底层人士,冷漠的纽约城里八百万之一的人。但他参加戒酒会时,关于自己的难过,却始终难以启齿。

他说:“嗨,我叫马修,我并没有什么可说。”

过度的敏感或是可笑的自尊,又或是对陌生人的防备和敌意,让我们无时无刻不把自己禁锢起来,一边朝九晚五,一边与世隔绝。

那篇独居女生的文章里面,有一处细节:

“大年初一早上7点,她被智能音箱喊醒,开始呼救。卫生间离入户门不远,果然有人循声围过来。杨琳焦急地说明情况。一个中年女人警惕的声音响起来,‘一个人洗澡为什么锁门?还有一个声音说,洗澡为什么不带手机?反复回答几遍。杨琳越来越着急,音量随之升高。门外的人问:你说你被困,怎么声音还这么大?’”

文章下面有人评论:

“最开始听到她求救声隔门问情况的两个人,为什么会如此冷漠?

这一点都不奇怪,在马修的纽约城里,每天的热点话题都是一个陌生人新的死法,没有人会记得前一天版面上的面孔。同样,北京从五环外到CBD的人潮人海,也没有一片浪花会因为另一片浪花曝死沙滩而停下脚步——杨琳的北京,和我的上海,马修的纽约,又会有多大的差别?


无疑,我们生活在陌生人社会里,现代文明裹挟着当代人,像上了发条的铁皮青蛙,跳跃不休。生活的重压,让我们的世界只停留在一臂之长以内,这个区域内除了电脑和手机,别无他物。一臂之外的世界,漆黑一片。

我做了一个简单的测试:问楼层的物管阿姨是否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她摇头;问小区门口的保安大哥,他们说我是“住**1的那个姑娘”。之所以知道我住的房间号,是因为逢年过节我都会送一些水果给他们。

而我和我的邻居们,素来毫无接触。即使住对门,偶尔一起乘坐电梯,相互之间也没有哪怕最泛泛的点头,遑论微笑寒暄。在我居住的同一栋楼里,还有一位相识多年的群友,但我从未去过他家——事实上,即便他邀请,我多半也会手足无措,除了尴尬就是尴尬。

去年2月份,由于乘坐的飞机上出现确诊患者,我被疾控中心要求隔离半月。

全副武装的护士过来给我量了体温,居委会的主任过来探望了一下,特地说了一句:“如果有什么需要,我们可以帮忙代劳。”从此,我所在的公寓就陷入了彻底的虚空。

平时我也是个很宅的人,然而不愿意出门和不能出门,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我突然感到自己无比向往附近小公园的塑胶跑道,和运动鞋踩上去的那种沉甸甸的充实感。

我住的楼层很低,窗户回报我的天空不算多,空气也不算太透彻,每天掰着手指头,直到门外传来一阵大喊:“垃圾!”窸窸窣窣的声音中,我从猫眼看见,有个穿着医用防护服戴着护目镜的人戴着手套,把我那堆“医用垃圾”——其实就是生活垃圾——小心翼翼地拎走。这一刻才意味着,又有一天安全地过去了。

隔离期间,因为担心我没得吃,有朋友过来给我送饭。我隔着门说别连累你也被隔离,于是他按了门铃,把饭菜放在了门口的鞋架上。我隔着猫眼感谢了他,过了一会我收到他的短信:“怎么有种探监的感觉……”

那是我和人类社会唯一的接触,朋友的饭菜,让我感觉到自己并非真的正在与世隔绝。


华东师大政治系讲师江绪林,2016年2月自杀身亡。

江绪林死后,他的一个学生在纪念文章中痛悔:

“这一点,我们做学生的,全然都知道,我们嘴里说着敬佩,却从不给予半点温暖。我们都多次在微博、微信、状态留言里看到江老师表达想要自杀的倾向。但每每却私下说:‘诶,你觉不觉得江绪林是个神经病,然后相视一笑,没了下文。我以为一天到晚说要死的人,不会真的死,虽然我知道他是真的抑郁和悲伤。”

大概并不是不能走入别人的内心,而是想不想要走入。江绪林曾经在这座城市那么好的一所大学里面,被那么多“知情人”认识,却成为了“一桩被事先张扬的自杀案”。

我想起多丽丝·莱辛的短篇小说《老妇与猫》描述了一个有家有口的女人,时不时就会遛到火车站的站台,去感受人群的喧闹和只属于车站的烟火气。

若干年前的一天,当我在手术台上醒过来,感受着汗水侵袭的肉体微微的疼痛时,护士推过来推车,温柔和气地问我“你怎么一个人,没有亲友吗?”

或许以上的事情,本质都一样,时代的尘埃落下来,我们都被砸成了不同的碎片,朝不同的方向漂去,永不完整,各自孤痛。

就如同在那个独居女孩的故事里最后营救杨琳的,是住在她楼下的另外一位年轻人:

“楼上楼下,彼此没见过的两个年轻人,隔着一堵门闲聊。在全国9200万独居的人中,因为一次意外,他们(才)有了一次短暂的交集。”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意外,杨琳永远不会知道那个男生长什么样,在做什么,是什么样的性格……即使她在那座老楼房里面长久地住下去,两个人也会如同“向左走,向右走”一样,各自孤单,并无交集。大概正如一个朋友预言的:个人的遭遇+无缘社会+某些缺乏的救助机制,终将制造出一个失血的城市,而城市的绝大部分人:

花无人戴,酒无人劝,活无人在意,死无人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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