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公元1204年，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率领蒙古右翼大军随其父于乃蛮纳忽山与太阳汗统帅的乃蛮大军发生决战。此战是蒙古崛起的关键一战，全军奋力拼杀之下乃蛮军溃败，太阳汗为成吉思汗擒杀，就此漠北草原完全一统在蒙古麾下。作为对在与太阳汗决战中英勇表现的奖励，蒙古大汗铁木真令长子术赤进驻阿勒泰山镇抚当地未归附部众。成吉思汗之令明面上看只是一个简单的军事部署，但实则暗含将阿勒泰山地区民众赏赐为术赤部众之意。 术赤的确没有辜负其父的期望，在镇抚阿勒泰山的两年间他成功招抚了当地部落民成为蒙古属部。术赤招抚的这些百姓在蒙古人的习惯中被称为“不里牙惕”，即林中百姓。这些本语言习俗完全与蒙古人不同的部落民在日后的岁月中不仅部分随术赤远征东欧并常驻当地，其语言习俗亦完全蒙古化。然而他们虽被转化为了蒙古人，但他们的名称却再没变过。没错，他们就是布里亚特蒙古人！  布里亚特蒙古人 溯源：贝加尔湖畔千年的游牧民！布里亚特蒙古人的形成是其与北迁的蒙古部落长时间杂居与混血的结果。如去除蒙古人的血脉与影响，就其最直系的祖先则可追溯至千年之前的贝加尔先民。根据考古发现，在公元前5000-2000年的新石器时代，贝加尔湖畔便已有居民定居。如今在贝加尔湖畔发现的石器、骨骼、粪便等遗迹充分证明了贝加尔湖畔早有人类居住的痕迹。但新石器时代贝加尔湖畔的古代人类是否就是现代布里亚特蒙古人的祖先呢？这不能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史籍《史记》、《汉书》等文献中记载的北海（即贝加尔湖）居民肯定是现代布里亚特蒙古人的祖先之一。缘何？中国典籍传承有序且可以相互印证，因此北海居民的变化是有着清晰的脉络与传承的。 谈起北海湖畔，绕不过的便是汉代著名的外交家苏武了。苏武出使匈奴被匈奴可汗扣押并流放，其流放之所便是贝加尔湖畔。苏武牧羊的典故讲述了苏武独自一人面对贝加尔湖畔的恶劣环境而生存下来的英勇故事。但如若追根溯源，查阅书籍资料我们其实可以发现苏武在匈奴是得到过当地部落民的帮助的，显然这些部落民极有可能便是布里亚特人的祖先。不仅如此，根据史料记载，苏武被扣押期间还被匈奴可汗许以妻子并育有一个儿子-苏通国。苏通国后经汉朝外交斡旋得以回到汉地。但苏通国返回长安尽孝时已是壮年，按照匈奴早婚配的习惯或许苏通国在北海畔已有子嗣，并且这些子嗣是否是现代布里亚特人的一支祖先呢？这便无史料佐证，但却也是一不可排除的可能！  苏武牧羊 苏武牧羊只是贝加尔湖畔布里亚特先民漫长历史中的一小段。于布里亚特人而言，如修士一般如同“隐居”一般的生活才是唯一的主题。纵观东亚历史长河五千年，虽期间曾遇到过一段时期的暖温期，但于贝加尔湖畔这一苦寒地区而言基本是全无影响的。苦寒的气候决定了历代漠北强权除非遭到中原政权毁灭性的打击，一般不太会避难至贝加尔湖。因此汗廷的远离让贝加尔湖地区布里亚特先民能够避免部落的权力斗争，能够保留一份安静生息的环境。然而这一状况随着蒙古人的崛起而改变。 蒙古人的崛起是古代东亚地区少有的游牧民族南下建立庞大帝国的案例。要知道在蒙古人崛起，不论是商代的雅利安人，还是秦汉时期的匈奴人，或者是南北朝之柔然人，亦或是隋唐时代的突厥人，他们最伟大的成就仅限于一统漠北威胁中原政权，能够一统华夏的几无可能（这其中北魏的立国其实可视为汉化少数民族地方割据政权的统一历史而非如蒙古人一般的南下入主），蒙古人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历史定律。当然征战四方的蒙古人亦面临一个困扰其一生的重大问题，那便是兵员不足。兵员不足那便挖掘出蒙古高原能够找到的所有“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贝加尔湖地区的林中百姓被术赤招抚并随蒙古大军征讨四方。历史就是如此诡异，布里亚特人的诞生背后却是蒙古人的穷兵黩武！  蒙古西征 不幸：布里亚特人生不逢时！蒙古帝国的诞生使得漠北蒙古部落迁入贝加尔湖地区的历史进程推慢。显然西方、南方更为富饶的土地吸引了大量世代居住在苦寒漠北草原草原的蒙古部落，既有更富饶的土地，那有何理由再向北呢？然而这一阶段的停滞并未持久。公元1368年，誓师北伐的明军势如破竹，一举攻克元大都并在之后数十年内将蒙古人从富饶的西北、华北、东北三个方向驱逐回了漠北草原。一朝回到解放前，这真的是对明初蒙古人最佳的写照。既然南下已不现实，那么在内部人口膨胀的压力下唯有再次向北拓展了！ 整个明代，漠北蒙古在数次尝试南下失败后彻底“认命”，由此停滞的北迁得以重新“启动”。当然蒙古人的北迁只是其释放人口压力的极小一部分，大部分的蒙古人涌入的方向还是河套地区所在的漠南地区。蒙古人的南迁背后本质上是明朝初期历经洪武、永乐两个时期军事辉煌后的主动收缩。明朝是古代汉人王朝中少有的没有控制河套地区的一个。明朝的“让”，的确让蒙古人保有了一定的生活基础不至于再向金末一般在高压政策中爆发崛起。然而即便北向并非蒙古部落迁徙的主要方向，但到达贝加尔湖畔的蒙古人依旧极大推动了布里亚特蒙古人的成型。  勒拿河 在缓慢融合了三百余年后，贝加尔湖畔的原始“不里牙惕”最终于明末（即17世纪初）完成“改造”，成为了与蒙古人无异的布里亚特蒙古人。然而17世纪上半叶的东亚格局是微妙的。彼时历经两百余年发展的大明帝国已暮暮老矣，一副衰败之相。而反观以13副铠甲起兵占有东北立国的大金（满清）则犹如当年成吉思汗崛起之前，进取的新生王朝尽展朝气。另一边，依然沉醉于昔日蒙古帝国荣耀的蒙古人不仅丝毫没有危机感还在数百年的发展中彻底分化为了卫拉特、漠北、漠南三大部落。而且各大部落内部又细分为了大大小小数十个小部落，一盘散沙之下，蒙古人彻底沦为了刀俎下的鱼肉。 林丹汗的败亡意味着最富有实力的漠南蒙古成为了大清帝国的附庸。而远在贝加尔湖畔的布里亚特蒙古人名义上所属的漠北蒙古亦在林丹汗败亡之后主动降清，由此布里亚特蒙古人间接成为了大清帝国的臣民。然而对于远在贝吉尔湖畔的布里亚特蒙古人，大清帝国根本无心顾及，此刻入关灭明才是满人最为首要的目标。然而就在众势力纷纷忽视布里亚特蒙古人之际，一个自西向东觅着皮毛生意“气味”的入侵者毫无征兆地突然而至。没错，它就是沙皇俄国。16世纪末，覆灭西伯利亚汗国的俄国人打开了东进的通道。他们率先袭扰压迫了叶尼塞河流域的吉尔吉斯人，在遭到吉尔吉斯宗主准噶尔人反击后，他们明智地选择绕过叶尼塞河，继续东进至勒拿河至贝加尔湖一线。于是，没有强力后盾的布里亚特蒙古人毫无意外地陷落于俄国人之手！  西伯利亚密林 归宿：尼布楚条约下的最终沦丧！公元1606年（万历34年），沙俄哥萨克骑兵出现在了勒拿河-贝加尔湖地区西部边缘的巴拉宾草原。此后数十年，俄国人深入巩固了其在额尔齐斯河-叶尼塞河流域的统治地位并先后建立了叶尼塞斯克（万历37年）、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崇祯元年）两座军事堡垒。有了立足之地，俄国人的东进愈加畅行无阻。崇祯11年（1639年），东进的俄国人完全越过了勒拿河-贝加尔湖地区，他们出现在了东西伯利亚寒冷的密林中并在此建立了著名的城市-雅库茨克。既然贝加尔湖已如囊中物一般在身后了，那么俄国人自然不会客气地放过了。 几乎与远东历史名城雅库茨克建立的同时，沙皇俄国在勒拿河-贝吉尔湖地区侵略的核心据点-伊尔库茨克亦在贝加尔湖西岸建立了起来。俄国人的到来自然侵扰到了布里亚特蒙古人的安宁。俄国人的大兴土木与对皮毛无节制的掠夺让布里亚特蒙古人深受其害。崇祯四年（1631年），在俄国南下经略阿尔泰地区受阻后（即遭到卫拉特蒙古准噶尔部的抗击），他们将目标对准了主要聚居于贝吉尔湖东岸的布里亚特蒙古人。本就因为俄国人的到来而尖锐的矛盾在俄国发起征服运动后彻底爆发。自1631年起，布里亚特蒙古人开启了长达25年的艰苦抗俄战争。那么这一才新生的民族能否抵御得了贪婪的俄国人吗？  伊尔库茨克 纵然不是成吉思汗的直系血脉，布里亚特蒙古人依然秉承着蒙古民族高昂与不屈的精神。因此自1631年俄国开启东进征服布里亚特蒙古人的战争起，他们便遭到了布里亚特人坚决的抵抗。这种抵抗整整持续了25年，在俄国人杀掉最后一个反俄分子后，被中国史籍记载为“北海”的贝加尔湖周边地区彻底纳入了俄国领土。那么俄国征服布里亚特蒙古人的过程中，东亚各方势力又在做什么呢？首先布里亚特蒙古部落的直系宗主漠北喀尔喀蒙古本就实力不足，在抵御俄国南下的过程中其完全仰仗了准噶尔部的武力，因此如若要援助，那么根本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的。再往南，漠南蒙古因林丹汗的西逃或降清或南下降明，本就名存实亡。唯一能够有实力的唯有满清与大明，然而他们却为争夺中原进行着一场殊死搏斗，怎可有心顾及？ 不得不说沙皇俄国东进征服布里亚特蒙古人时机完全抓住了东亚历史大变革下最佳的机遇。至1646年清朝完成入主中原消灭南明主要割据政权时，俄国已经完全掌控了布里亚特蒙古部落，贝加尔湖成为了其庞大领土的一部分。俄国人差的或许只有一个正式的文件，而这个文件在四十余年后悄然到来。1689年，挟雅克萨之战胜利余威的大清帝国代表来到了布里亚特蒙古人旧地、先俄国城堡-尼布楚商谈中俄东段划界问题。雅克萨之胜虽然让大清帝国代表底气十足，但这份底气却不足以挽回贝加尔湖周边布里亚特蒙古部落的归属。最终随着《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大清帝国在确保东北地区掌控在手的前提下彻底放弃了贝加尔湖畔的领土所有。新生的布里亚特蒙古人最终在大清帝国的坐视下流落他乡！  中俄尼布楚条约 终章：无可奈何的俄化！中国历史典籍有四海之说法，其中贝加尔湖即被古代中国人认为是北海。既然华夏自古便认为贝吉尔湖是东亚文明的一部分，那么作为大清帝国统治者的康熙帝自然不能绕过中国对北海的情怀。然而情怀最终还是虚的，唯有铁拳才有说服力，可惜彼时忙于对付崛起东进的准噶尔汗国，大清全无余力收复“故土”。 大清帝国的不为对沙皇俄国而言是最好的消息，它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巩固对贝加尔湖畔的布里亚特蒙古人的控制。当然出于维护其统治并与大清、准噶尔争夺部落民的需要，它对布里亚特蒙古人保持了一定宽容的政策，比如奖励叛清叛准的蒙古人、允许布里亚特蒙古人继续信奉藏传佛教等。宽容之下，贝加尔湖畔的布里亚特蒙古人虽流落他乡但文化上依然与蒙古本土保持一致。这一状况随着鸦片战争大清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开始发生改变。俄国人趁着大清虚弱而南下后进一步加强了对布里亚特蒙古人文化上的控制。随着禁止随意出入俄国边境政策的实行，藏传佛教在贝加尔湖畔日益衰微。苏联建立后，俄国人的同化更是进一步加强。随着1938年，布里亚特蒙古人改用以斯拉夫字母为基础的新蒙文，其血脉中最后一丝传统被替代。如今在贝吉尔湖畔，传统的布里亚特人亦寥寥无几，藏传佛教、传统萨满教等等已如过眼云烟。信奉东正教的布里亚特蒙古人唯一能让人们想起他们民族属性的时候可能唯有节日里那一身布里亚特袍（即蒙古袍）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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