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掉华丽的长袍

昵称60842087 2021-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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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段时间，一个曾经的学生跟我抱怨说，生活压力实在太大，社会的复杂、职场的竞争、人际关系的纷扰，简直压得人喘不过气来。顿了顿，他忽然眼睛一亮，说：“老师，做一个隐士多好啊，像古代的隐士一样，优游山林，清谈阔论，无拘无束，多自由！”听了他的话，我不禁哑然失笑，尔后又沉思起来。确实，做一个隐士可能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中国古代的隐逸文化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值得仔细琢磨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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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海》对“隐士”的解释为“隐居的人。”其实，说一句班门论斧的话，这个解释是不够全面，也不够精准的，因为它没有强调“士”，也没有解释“士”的含义。“隐士”的“士”指读书人，而且不是一般的读书人。《易》曰：“天地闭，贤人隐。”看来，贤人才有资格成为隐士。因此，“隐士”的“士”是指“贤人”，即有学问，有才能，有德行的人。其实道理很简单，如果是一介草民，本已在尘埃之中，又何须“隐”呢？

许由洗耳

中国的隐逸文化源远流长。隐士的鼻祖应该是尧舜时代的贤人许由，《庄子》云：“尧让天下，许由遂逃箕山，洗耳于颍水。”相传尧想让位于许由，许由却逃到箕山之下隐居。尧又想要许由做九州长官，许由便到颍水边洗耳朵，表示不愿听。商末周初，有着“兄弟让国”、“耻食周粟”、“饿死首阳”故事的伯夷叔齐兄弟，更是被后人频频称颂的高尚隐士的典范。

魏晋南北朝时期，隐逸现象尤为突出和引人注目，这一方面表现为隐逸思想盛行，隐士数量激增。更重要的一方面是隐逸行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最为广泛的社会认同，尊隐敬隐成了一种风尚,甚至一些帝王都流露出对隐逸生活的羡慕之情。这一时期之所以隐逸之风盛行，有其思想、社会、宗教等多方面的原因。东汉后期的党锢之祸，使得士人阶层几百年来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信仰轰然崩塌。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老庄之学的崇尚自然、重个性、蔑权贵等思想，让面对现实无所适从的士人们找到了精神寄托。佛教的强调断绝尘世的杂念与妄想，也推动了隐逸思想的流行。而政局的险恶、战争的频仍、官场的污浊更是隐逸思想盛行的直接原因。这种情况之下，隐逸思想最终发展为一种社会思潮，就不足为怪了。

魏晋名士“竹林七贤”虽都以隐士自居，他们七人也曾经常聚集于竹林之下饮酒纵歌，清谈玄学，但我认为真隐士只有嵇康。司马氏开始掌权之后，英姿俊发，才气高逸，声名远播的嵇康隐居山林，坚拒出仕。掌权的大将军司马昭来了，欲礼聘嵇康为幕府属官，他遁入远离都城的河东郡，不给司马昭任何机会。司马氏的红人司隶校尉钟会来了，备盛礼拜访。此时嵇康正在打铁，两个时辰，钟会立于旁边，嵇康手中的活停都没停一下。同是“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来了，欲举荐嵇康代替自己任选官（尚书吏部郎）之职，嵇康一封《与山巨源绝交书》封了山涛的口……嵇康终被司马昭杀害，临行刑前，当他面对为他求情的三千太学生抚琴弹奏《广陵散》时，当曲终之后他的那句“《广陵散》现在要失传了”的余音在天空飘荡时，他的潇洒，他的从容，他的悲壮是何等的高贵，又是何等的动人！

嵇康弹奏《广陵散》

嵇康被害100多年后东晋时代的陶渊明，当然也是一位了不起的真隐士。早期，他也积极入世，做过几任小官。但门阀制度的限制，官场的黑暗腐朽，使他失望至极。四十一岁那年，他扔下一句“我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愤然离职，从此“躬耕自资”，一直到他六十三岁去世。最难能可贵的是，归隐后陶渊明在屡遭灾害，有时生活都难以为继的时候，都从没动过复出做官的念头，并且安贫乐道。这些我们从他的《归园田居》等诗文中可见一斑。究其原因，就是他自己所说的“心远地自偏”。当他在东篱下采菊，起身抬头无意中见到远处绵延的的南山的时候，他的内心是无比宁静的。

陶渊明采菊东篱下

因为隐士的“隐”，魏晋南北朝除了留下姓名的隐士以外，应该还有很多隐士未流传下来。他们，是当时那个动荡险恶社会中的一股清流。

上述隐士，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不仕”，大家一般也都认为“不仕”是隐士的核心内涵。“不仕”，即有做官的机会和能力却不做官，或者做过官却因厌倦官场退而不做官。但是，不是所有隐士都是“不仕”的。其实，最高境界的“隐”，是面对尘世的污浊、倾轧、勾心斗角却还能保持清净幽远的心境，刚正不阿的品格，纯洁高尚的灵魂。正所谓“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

到了宋代，如果说“以梅为妻，以鹤为子”终身未仕未婚的林逋是标准的“不仕”隐士的话，那么，在我心目中，苏轼则可称为非标准的“大隐隐于朝”的另类隐士。

说苏轼是“非标准”的隐士，是因为他一生都在为官任上，从未隐居山林。而且，他在几乎所有官职的任上都政绩斐然，大有作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苏轼确实不是那种在形式上“隐于野”的隐士。

苏轼

但是，如果我们对 “隐”含义的理解不囿于形式上的“隐居”，而是还包含精神的超脱、灵魂的净化、境界的高蹈等内容，那么，苏轼就完全算得上是一个“隐于朝”的“大隐”。况且以隐居与否为标准来判定是否为隐士，本来就有失客观公正，你看，历史上“以隐求仕”走“终南捷径”的假隐士还不少，他们是真隐居了，但他们却是假隐士。

苏轼深受道家和佛家思想影响，绝不汲汲于功名，更不会为功名而改变自己正直纯真的初心。他的狂放旷达、俊逸洒脱不正是嵇康的神韵吗？他的既不巴结旧党，又不依附新党，不正是伯夷叔齐的气节吗？“平生不识高将军，手污吾足乃敢瞋！”他所赞颂的李白蔑视权贵的精神，不正是陶渊明的思想精髓吗？身处污浊的官场，却还能保持真隐士洒脱的个性，高洁的灵魂，这才是真正的“隐于朝”的“大隐”啊！

苏轼可称“大隐”的另一个佐证是，他是陶渊明的超级粉丝，说明他的精神境界是与陶渊明是高度契合的。

我们现在很好奇隐于野的隐士们是怎样生活的，他们的生活来源靠什么。其实隐士崇尚自然，所以生活简朴。采集和渔猎可能是他们最直接的生活来源，比如伯夷叔齐采薇于首阳山。耕种也是他们谋生的手段，陶渊明“躬耕自资”；诸葛亮出山前“躬耕于南阳”。有的隐士还从事手工业，嵇康和向秀就以打铁为业。有时候他们也做一些以物换物的买卖，比如将采到的山货到市场交换——刘宋时期的隐士刘凝之“夫妻共乘蒲笨车，出市买易”。当然更舒服的是靠家庭或他人的资助。最有底气的是家庭资产雄厚，根本不用为隐居的生存发愁。

伯夷叔齐采薇

基本的生存问题解决了，作为有学识有才干的贤人，他们还需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于是他们以德正行、著书立说、聚徒讲学。

以德正行就是以个人的言行举止、道德修养，为大众树立榜样，产生淳化民风的作用。晋南安人“朱冲还牛”的故事就是典型的以德正行的例子。

隐士是一个有较高文化修养的群体，所以著书立说是他们隐居生活的常态，也是他们最自然，最现实的留名方式。《晋书》记载，济南东平人刘兆“安贫乐道，潜心著述，不出门庭数十年。”数十年潜心著述，不出家门，这刘兆还真有定力，不愧为真隐士。

有的隐士还聚徒讲学，通过传播知识，教导学生，将自己的道德精神政治主张传达给弟子，虽自己未直接入朝为官，但自己的政治抱负有可能通过有德行有才能的弟子间接施展。这些隐士效法的似乎是孔圣人的做法。东汉末年的司马徽就培养出了诸葛亮、庞统、徐庶等人才。

聚徒讲学

其实，以上三者正暗合圣人的“三立”——立德立言立功。以德正行，立德；著书立说，立言；聚徒讲学，立功。圣人都有言如此，隐士们就觉得他们的做法更有据可依了。

隐逸行为必然带来隐逸文化，特别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隐逸思想最终发展为一种社会思潮，这必然会衍生出各种隐逸文化现象。

魏晋时期，有一种非常突出的文化现象，那就是清谈。清谈与隐逸紧密相关。隐士们隐居山林乡野，不在官场，“无案牍之劳形”，无勾心斗角之劳心，自然有闲心，也有时间聚集在一起高谈阔论，于是慢慢就形成了清谈的风气。如果你认为清谈就是随便聊聊天，唠唠嗑，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清谈，顾名思义，即清雅的谈论。既然是清雅之谈嘛，那肯定不能“俗”。首先是内容不能俗。清谈的内容是什么？是“三玄”——《老子》、《庄子》、《周易》。够雅的吧？岂止是雅，那是比雅更高层次的“玄”呀！这种虚无玄妙，深不可测的谈话内容，既可显示清谈者高蹈的品位，以震慑世俗，又可避免招致灾祸。要知道，魏晋时期，战乱频繁，政局险恶，在这种篡夺频仍的年代，举手投足，动辄得咎。如果谈国事，言民生，那可能是要治罪的呀。

当然，这么雅的事情，那一定是要有仪式感的，可不能像打麻将一样，三缺一，随便划拉一个人就开打。清谈是有比较固定的形式的。一般分主客两方。首先，主方阐述自己的观点，称之为“通”；然后客方就其论题加以诘辩，称之为“难”。一个问题，有时要经过几番辩论才能分出胜负，今天没有结果，明天再来。可以是一主一客，也可以是一主多客，或多主一客。有时还有人抚琴伴奏。清谈的谈说论辩是讲究修辞与技巧的，与我们一般的谈话聊天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清谈的时候，谈士往往手执麈尾（类似于羽扇）以指划， “麈尾盛饰”，成为谈士的一种标志，也是一种风度。

清谈

清谈者的投入也是超乎你想象的。为辩论一个论题，他们可以废寝忘食，甚至通宵达旦；为思考一条论证，他们可以苦思冥想，甚至呕心沥血。所以有的清谈者为此而病疴缠身，甚至劳累至死。

前述“竹林七贤”的集会，就是清谈的代表。他们经常在当时的山阳县竹林之下肆意酣畅地清谈喝酒，纵歌吟诗。东晋王羲之于会稽郡山阴之兰亭举办的修禊集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算是一次大型的清谈盛会。写到这，不禁想到法国17、18世纪的文艺沙龙，东西方文化在这里何其相似，但可以引以为傲的是，这种文化形式，我们早于西方一千多年！

竹林七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