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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炜 陶渊明的回归田园，被当时和后来的人视为隐遁的行为。关于他，人们牢牢记住的一个概念就是“隐士”。古代关于“隐士”的一些列传一定要收陶渊明。“隐士”渐渐多起来，大概魏晋是一个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强化了“隐”的文化，因为有这样的现实土壤。但“隐”又不是一般人所要做和所能做的事情，而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才需要做出的动作，比如生存计谋，比如逃离和躲避。平平常常的人没有必要“隐”，因为他们的生存本来就不突出不显著。一个无足轻重的人谋“隐”，不仅毫无必要而且颇有滑稽感。“隐士”在中国又被视为“高士”，是指那些出世的、修养个人内心的人，他们远远不同于社会生活中的常人。 说陶渊明是“隐士”，仔细看一下会发现事情多少有些错位，因为陶渊明跟另一些“隐士”大为不同。“隐士”往往有社会地位，有资本和名声，由这些构成了一个“隐”的基础，而后才是避世。也就是说，要具备“隐”的条件。陶渊明却没有这样的条件。 陶渊明出身于没落的仕宦家庭，父亲早逝，家境贫寒，终其一生都不曾富有。鲁迅先生曾经讲过，一个人要“隐”，哪怕像陶渊明这样一个不算富有的“隐士”，也要有基本的条件，比如房子和僮仆，还要喝得上酒。鲁迅先生在这里是极而言之的幽默。史料上记载的陶渊明，大部分时间是极其孤独和贫苦的：妻子早亡，养育了好几个孩子。他的上层朋友不多，一度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房子失火后，全家不得不住到船上。常常没有合乎季节的衣服穿，吃了上顿没下顿。 陶渊明在“隐”之前无地位无名声，在“隐”之后也相当窘迫。所以怎么看怎么不像一个通常意义上的“隐士”。他在“隐”之前没有那样的动机，“隐”之后也没有那样的生活内容。这个名号实际上是后人依据他的诗名追加的，认为既然能写出这样的一些诗文而不出来做官，安于农耕，也就必是“隐士”无疑。他们觉得送给陶渊明这样一个雅号，也算是提高了他抬举了他。 陶渊明刚回到田园时心情是开朗明媚的：“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归去来兮辞》）但那种欣悦的状态大概在三年之后就消失了，僮仆不在了，房子烧掉了。“正夏长风急，林室顿烧燔。一宅无遗宇，舫舟荫门前”（《戊申岁六月中遇火》）。可以跟他对话的知识分子也很少，一方面他本能地规避，另一方面与他情趣相投的人肯定也不多。就是在这种寂寞与贫困中，他时而吟哦和记叙，聊以度日。几乎所有诗人都有过这种寂寞，但是在物质上陷入这种绝望状态的，大概只有唐代安史之乱时的那些大诗人可以和他相比。 陶渊明在两个方面是很想得开的：一个是不闯杀身之祸，不冒杀身之险。这对于所有避世的知识分子来讲是第一要务。二是宁可穷困，不丢尊严。 陶渊明与写《与山巨源绝交书》的嵇康相比，看起来远没有那么决绝和锐利的对撞。嵇文表示了与压抑个性的封建礼教绝交，充满了鞭挞、讽刺，表现了对司马集团的极度藐视，对后世影响很大。后代人一遍遍展读这篇奇文，觉得是那样痛快，对一部分心性特别的人来说，可以称为一篇千古代言书。文章中一个关键词就是“绝交”，与龌龊嗜血的“丛林”绝交，与败坏的集团绝交，与堕落的人性绝交，与动物性绝交。 给予嵇康等知识分子内心以巨大勇气和力量的，肯定是朴素天然的理性，是人之为人的良知良能和文明教化在内心积淀而成的一股合力，这些足以让一个人变得勇敢，有时候甚至是不计后果冒死一搏。这在任何一个政治和文化专制环境里都屡有发生，人们将这种人称为“仁人志士”，从来都是极其尊敬的。 陶渊明没有写出那样的一篇绝交书，但他以整整的一生，表达了同样的决绝、背离和反抗，他的藐视不是写在一篇文章中，而是表达在全部的行迹中，在他具体的生活记录和生活细节里，在他全部自吟自唱的诗文字句中。就此来看，他和嵇康又是相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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