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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手书《送瘟神二首》（图片来自网络） 人民军队爱人民为人民，帮助人民群众战胜瘟疫疾病具有光荣传统。全民族抗战时期，黄克诚师长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就曾带领部队和苏北抗日根据地人民群众一起与当地流行的疾病——黑热病进行坚决斗争，战胜了这一长期严重危害当地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流行病。长江以南曾有被毛主席写入诗词中的“瘟神”血吸虫病，江北也曾有“瘟神”黑热病。黑热病曾是一种曾经流行于长江以北地区的地方病，其中淮海和盐阜二区是重流行区。这种病经飞虫白蛉叮咬传染。一旦得病，如不用特效药治疗，死亡率很高，75%的病人在两三年内因极度贫血和衰竭而死于并发病。得上这种病的显著特征是肚子里长了一个大块，骨瘦如柴，肚子特别大，因此老百姓又称这种病为“团子病”或“痞块病”。得了这种病的患者绝大多数是急性期，每天发冷后发热，出大汗后退烧，发作10天左右自愈。但过了一个时期又再度发作，使脾逐渐肿大，逐渐变成了慢性期。当时，苏北地方老百姓得这种病的很多，差不多村村都有病人，有的全家老小都有这个病，而且大多数是慢性期。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不顾穷苦百姓死活，再加上到全民族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侵略“扫荡”，弄得贫苦农民无医无药，无可奈何只好请巫师“跳大神”医治：地上门板上躺着大肚子的病人，奄奄一息，一男一女两个“大神”就穿着旧戏衣，披头散发，敲着小鼓又唱又喊，烧着竹纸钱，满屋烟雾。因此，只要得了黑热病基本上就是绝症，死亡的很多，有的人家因此病而死绝。1940年秋，黄克诚司令兼政委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率八路军第五纵队（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来到苏北开辟了抗日根据地。这时，这里正是黑热病流行时期，部队驻扎后，老百姓便纷纷到部队卫生部门求医，几乎每天都有黑热病人来门诊室，大多数是中晚期，有的是从几十里外抬着来的。有个病人躺在担架上，面色蜡黄，两只深陷的眼睛里，充满着期望与哀求的神情说：“救救我吧！我上有老母、下有幼小儿女，我是家里唯一能干活的，我若死了，我的家就破了。”但这个病人病情太重，不久就去世了。病情流行不仅使根据地人民群众深受其害，部队也有不少人感染上了，使战斗力受到影响。黄克诚等首长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问题，在听了师卫生部和群众的反映后，立即决定要卫生部下大力气防治黑热病，提出要不惜一切代价，在短时期内坚决消灭黑热病，保障部队战斗力，造福地方人民。在黄克诚的领导下，第三师卫生部率领部队指战员和当地人民群众一起，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同时，打响了防治黑热病的人民战争。
1941年，黄克诚师长在苏北。 第三师卫生部组织专门人员编写了有关黑热病病原体感染途径、症状、防治办法等科普宣传材料，发给连队卫生员及各休养所或门诊部，广泛向群众宣传，并提出：一是尽可能使用蚊帐（但这时只是少数人有条件能够使用蚊帐），二是若发现有黑热病人速送休养所诊治，不要拖下去，任其“自愈”。要求卫生人员反复向指战员宣传，并及早发现病人。师卫生部还举办短期医务干部黑热病培训班，每期一至两个月，对第三师部队所有医生几乎都进行了轮训，学习和掌握黑热病的理论知识和诊断治疗技术，然后再回各地开展诊治黑热病工作。对病人用锑剂、酒石酸铁钾和酒石酸铁钠配合1％药液，实施静脉注射治疗。药房当天配制当天用，开始注射一毫升，根据病情再逐渐增加到5毫升。一周3次，两个月左右就可以痊愈，肝脾大小恢复正常，不发烧，化验检查血液、骨髓片正常，就是痊愈了。第三师部队还发动群众大力开展军民卫生运动。部队在驻军和整训时，每到一地凡是在驻军3天以上的，都首先开展军民卫生活动，发动群众进行室内外环境卫生大扫除。修整道路，疏通沟渠，铲除杂草，清除垃圾。动员群众注意室内通风，经常晾晒被子，烫衣服，消灭虱子，经常晾晒铺草保持干燥等。防止饮用水的污染，注意饮食卫生，严把“病从口入关”，预防肠道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
新四军苏北部队军地防治人员完成扑灭疫病任务后留影 针对黑热病病人多床位容纳不下的情况，1944年夏初，第三师卫生部在小庄杨村专门开办了黑热病专科疗养所。这是当时新四军唯一的专科休养所，休养所设备虽然简陋，但却出色地完成了当地的黑热病诊治工作。休养所由第三师医务主任章央芬主持，有20几个医务人员，医生都是部队培养的，护理员是由部队战士中挑选来的，边工作边学习。黑热病医生轮训班也在这里上学和实习。休养所长蔡知廉是部队培养的优秀医生，有组织领导能力，能团结人，工作认真负责。指导员张平曾是黑热病患者，他针对黑热病患者的思想，特别是中晚期病人惧怕、悲观心理，协助医务人员以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给以解释、安慰和鼓励。他经常教病人学唱革命歌曲，进行革命乐观主义思想教育和组织各种文娱活动，鼓舞病员与疾病作斗争的勇气。当时，由于没有集中的病房，病人一个或几个分散住在农民家里，每天上午集中到治疗室（也是借农民家的住房）注射锑制剂，然后各自回住所。医生在注射完后，就得满村子跑到病人所在的地方去观察病情或做其它治疗工作。所以工作十分繁重，若有个别病人注射时药剂漏出血管，哪怕一小点，局部就会肿胀疼痛，医务人员就得日夜给以热敷冷敷来减轻病人的痛苦。医生们业务水平虽不高，但他们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精神极其可敬可爱。那时极少有医疗差错，医生把病人看做自己家的人，一点也不考虑个人的得失，无私地奉献青春。有一位管理排长叫邹维钧，也是黑热病患者治愈后留院工作的。他深深体会到黑热病治疗中营养的重要性，天天东奔西走购买蔬菜、鸡蛋，动员全体工作人员参加种地、养猪、养鸡等副业生产，使休养所每周能几次吃荤菜，改善伙食。当地老百姓来所诊治，一文钱也不收，老百姓很穷，只带粮食在农家吃住。凡是休养所改善伙食，也给他们发鸡蛋和猪肉，一直管到他们病愈离所。被治愈的老百姓感激不尽，回家时给所长、指导员、排长、医生跪着磕头的不计其数。休养所自1944年成立后，很快在周围百里内名声名远扬，病人不顾远道，不怕过敌伪封锁线的危险，纷纷来所医治。至1945年12月，这个休养所治愈了近千名黑热病人。每当治愈出院的战士或老百姓离所时，诚挚的道谢和互相勉励的欢乐情景，让人难以忘怀。
新四军第三师医务主任章央芬 1945年夏，上海公共卫生医学博士余新恩教授前往第三师卫生部参观。他在章央芬陪同下参观黑热病休养所，观察医生为病人做胸骨穿刺，翻阅病人的病历记录，看到重病人的脾块图随着治疗逐渐缩小的记录等等，深有感触地说：“真了不起，我也是防治黑热病的工作者，若不是我亲自来看到，我是不能相信你们在这么贫困、这么简陋的条件下能做出这样科学的有效的治疗工作的。奇迹，奇迹！佩服，佩服！”之后，他又看了简陋的看制剂室，见到屋顶和四壁都是白纸糊的，一尘不染，设备虽简单，但清洁、整齐地安排在几张操作台上，工作人员白衣白帽手套齐全，正聚精会神、有条不紊地操作，不禁说：“了不起！了不起！这样严密正确、严格操作制出来的药品，我相信一定合格。上海药厂制剂也只是这个水平，我回到上海一定为你们争取支援。”回到上海后，他真的从上海设法带来了一批仪器设备和一些特效药品，新四军三师黑热病休养所也因他的宣传，在上海医务人员中得到好评。在根据地军民的共同努力下，防治黑热病取得了巨大成效，有效防止了黑热病的流传。其中，盐阜区的阜宁再没有发生老百姓因黑热病而死亡的事情。（本文史料来源：章央芬《黑热病休养所》，路渊《防治黑热病工作的回忆》，原载陆军第三十九集团军编《新四军第三师卫生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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