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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的诊断概念 作者：Joel Dor（拉康派著名分析家） 译者：张涛 巴黎第八大学精神分析博士，个人执业分析家 通过考虑弗洛伊德对此诊断问题的一些想法，我们开始研究精神病理学领域的诊断问题。早在1895年，也就是从精神分析开始，他就谈到了在运用布鲁尔的检查和宣泄治疗方法治疗歇斯底里时遇到的技术困难，并得出了几个重要的结论（Freud and Breuer 1895）。他指出，一方面，他发现如果不深入分析就很难对神经症的病例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但是，另一方面，他却补充说，在我们详细了解病例之前，我们需要进行诊断，以确定治疗的方向。换句话说，就在弗洛伊德刚开始工作时就指出了围绕临床精神分析诊断问题的含糊之处： 这种悖论是使精神分析诊断独特的原因。我们需要将其与医疗领域的诊断概念进行比较，以阐明这一概念并将其放在正确的位置。通过两个标准启动医学诊断。首先是观察标准，旨在根据固定的意义系统确定投诉或疾病的性质，然后是分类标准，该标准允许在患者体内检测给定的病理状态。术学的框架。因此，医学诊断总是从双重角度进行的，既涉及病因学又涉及鉴别性诊断。此外，医学诊断不仅可以确定疾病的重要或功能性预后，而且可以确定最合适的治疗方法。为此，医生可以使用复杂的检测系统。他首先进行记忆检查，以收集患者有关疾病的回忆，然后，他开始使用技术的、器械和生物学手段进行直接检查。 在临床精神分析领域，主体的结构使这种进行诊断的方法成为不可能。分析家拥有的唯一检测技术是聆听。因为直接检查是不可能的，所以患者提供的唯一临床材料就是他或她的话，因此从一开始就将临床研究的领域限制在正在说出的行为和所讲的内容上。 然而，正如我们所知，这种言语世界充满了谎言，并被想象的结构所污染。实际上，正是幻想在这里展开上演。在这里，主体也暴露了自己的盲目性。他不知道用自己所说的话说的是关于他的欲望的真实性，因此是他变相的欲望的根源所在。因此，无法基于可客观验证的经验数据去进行诊断。这种评价从本质上就是主观性的，因为它仅取决于患者的话语，并得到分析家的倾听作为支持。 尽管这在医学诊断方面构成了根本性的差异，但在主体间领域内仍存在着稳定的指导原则。这不是一个纯粹的移情互动或暗示影响的领域。一旦弗洛伊德意识到他必须保持干预措施不涉及暗示之后，精神分析学就假设移情为这一门学科的特殊性质。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确实可以绘制出精神病理学主诉的地形图，这种地形图是基于建立界标的方法上的，它考虑了其对象的最基本属性，即精神的因果关系，尤其是无意识运作的不可预测性的因果关系。 诊断与治疗选择之间的逻辑关系是独特的。尽管这与临床医学中的逻辑问题无关，但分析家必须能够依靠某些稳定的因素来制定诊断以及选择诊断所需要的治疗方式。就像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如果不成为弗洛伊德谴责的那种野蛮分析，以这种方式去建立地标就需要有高度的警惕。 在对野蛮分析的简要研究中，Freud（1910）很好地说明了在诊断中必须采取的谨慎措施，并指出了基于医学领域工作中的逻辑因果关系进行干预所带来的危险。他向我们展示了“野蛮”的解释如何总是源于基于假设演绎方法的过度的因果推理，这种推理没有考虑将言语行为与所说的行为区分开的那个距离。但是，对患者进行的解释并不只是给定诊断的纯粹而简单的逻辑结果。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们将能够参考有关精神分析疗法的论文，就像各个医学学科在其各自领域中利用此类著作一样。 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史上这么早就揭示出的洞察明理，这使我们能够对诊断的这一问题得出一些初步结论。首先，诊断是临时性的；在临床实践中，诊断行为从一开始就刻意保持在悬置的状态，并将其交付给未来。在分析进行到一定深度之前，几乎是不可能进行可靠的诊断评估的。然而，我们仍然必须去制定诊断立场，以便首先确定出治疗的方向来。 诊断的这种临时状态得出第二个结论在于：由于我们正在处理的评估只能在一段时间内得到确认，因此这种潜力就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中止掉了进行具有直接治疗价值的干预措施的需要。第三个结论是从前两个得出来的，涉及在做出有关治疗的任何决定或计划之前要花费的观察时间。这是专门用来进行初期会谈的时间，或者正如弗洛伊德（1913a）所说的那样，就是试用期。但是，即使这个初始时期是观察的时间，弗洛伊德也指出它仍然处于分析框架之内： 初期会谈本身就是精神分析的开始，所以必须符合其规则。可能会有这种区别，即让患者几乎可以进行所有谈话并且仅说明其他内容，而不是让他继续他所说的绝对必要的内容。[p。124] 因此，弗洛伊德强调必须从一开始就允许患者能够自由发言。实际上，这是诊断问题的基本要点，因为诊断是根据患者的说话行为而不是根据其讲话的内容来定义的。这就要求紧急调动分析家的倾听能力，因为倾听是诊断评估的唯一手段，必须优先于分类学的知识和因果推理。 莫德·曼诺尼（Maud Mannoni（1965））对这个话题进行了出色的研究，她强调倾听的迫切动员：“这就是为什么第一次接受精神分析家访谈时，言语被扭曲的方式比言语的真实性更能说明问题。 ”（第164页）。曼诺尼在初次会谈中对事态发展的总体描述与弗洛伊德从一开始就警告我们的模棱两可但无法回避的问题高度相关。 附：日常精神病的概念 雅克 阿兰 米勒 译者：张涛 日常精神病并没有一个严格的定义。我们欢迎所有人给出他对日常精神病的感受以及他的定义。我没有要透过日常精神病去发明一个概念。我只发明了一个词，我发明了一种表达，我发明了一个能指，以便给出一幅关于它的定义的草图，借此来吸收围绕这个能指的不同的意义、不同的意义的反思。我更没有致力于如何使用这个能指的诀窍。我下了个赌注，以便这个能指可以在临床家、专业人士那里唤起一种回音。我想它得到广泛发展然后再看看这个表达能去到哪里。 我曾因为拉康用“通过”的概念所造就的东西得到启发。你们制度他把真正的分析之结束，称为“通过”。拉康当时只是给出了通过的定义的草图，然后让其他人去实验来看看一旦这样予以定义后所产生的东西，而这些是实践它的人们所贡献的。我想用日常精神病的概念来做同样的事情。而且我相信它会具有潜力的。 选文选自：Quarto 94-95：日常精神病特刊 相关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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