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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将八卦符号认定为人类契约的起点，原因是八卦符号是人类历史中最早的系统化的独立符号系统，而符号的本质则是契约，符号的产生和传播过程都是契约式的。这一点清晰地体现在“符”这个汉字的义项中。“符”的主要义项不仅包括符号，而且也包括符契。符契就是书契、契约。下面就“符”这个字的字形和义项做一个详细地考释，以帮助诸位更好地理解为何符号就是契约，更好地理解八卦符号是人类契约之祖。 “符”和“府”，以及春秋之后的“付”，其母字都是西周时的“付”。或者说，“符”、“府”及春秋之后的“付”，都是由西周金文“付”所孳乳。这也意味着，春秋之后的“付”，与西周的“付”，尽管在字形上为同字，但是在内涵上却发生了变化。西周的“付”，其内涵要比春秋的“付”宽泛的多，几乎囊括了“符”、“府”和春秋后的“付”所有义项。或者说，春秋之后，西周“付”的义项被分拆了，分拆到了很多新生字例中。 因此，要准确理解“符”的内涵，必须将其与其母字“付”，已经兄弟字“府”结合起来考察才行。从目前的资料看，“付”出现在西周，“符”和“府”都是出现战国。 在详细介绍之前，有必要提一下汉字的孳乳规律，也是汉字演变上的一次重大变革。 甲骨文之后，汉字一共出现了两次重大变革，第一次发生在春秋战国期间，第二次发生在民国期间。从而也使得甲骨文之后汉字的发展历经了三大阶段和三种形态。商周时期是第一个阶段，此时汉字的形态是甲骨文、金文。作为汉字最早的形态，甲骨文、金文实际上并不是成熟的文字形态，并不能独立而完整地去表达语言性信息。最突出的表现是，甲骨文、金文与语言高度不同步，因此导致甲骨文、金文的文献资料异常难懂。 我将甲骨文、金文称之为“微言文”，意思是此时，汉字的语言因素含量还非常低，对语言的表达能力还非常低。“微言”取自“微言大义”。“微言大义”是对《五经》经文，尤其是《春秋》经文的形容。但是传统上仅仅将“微言”理解成经文风格比较凝练，因此用字非常少。其实，《五经》经文的字少并非因为是风格上凝练，而是在于其所使用的文字形式与甲骨文、金文相同，是一种不成熟的文字形态。 春秋之后，汉字开始历经第一次变革，汉字形态从微言文（商周甲骨文金文）变更成文言文。至此，汉字才成为成熟的文字形态，才可以独立表达语言性信息，才可以书写成篇的文章，并由文章而书籍。 就《五经》来说，经文和传是分属与两种文字形态的，经文属于微言文，传则是属于文言文。 第二次变革则时由文言文变革成白话文。这样汉字就历经了三种形态：微言文、文言文、白话文。  就“付”来说，尽管在字形上存在连续性和一致性，西周的“付”与春秋之后的“付”是分属两种汉字形态的，前者属于微言文，而后者则属于文言文。“符”和“府”都产生在春秋之后，也都属于文言文。 尽管微言文，不是汉字的成熟形态，但是，春秋之后的文言文却是由其孳乳而出。这样，微言文就是文言文的“母字”。弄清汉字形态的演变和孳乳上的母字关系，对正确理解汉字的含义至观重要，但是，自东汉许慎以来，在这方面就变得非常混乱。  尽管，从总体上来说，西周金文与商朝的甲骨文金文属于同一形态，但是，西周金文较之甲骨文为晚，而且，就“付”字来说，还是一个组合词，由“人”和右边的“手”组成。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右手。要确定右手符号的含义，需要对甲骨文进行深入研究。 在甲骨文中，这种手字形结构是非常基础的字形结构，有左手，有右手，还有左右手同时出现的双手。在双手中，有上举的，有下捧的。关于手字符，我会在针对字形解释的文章系列中专门讲，这里只是简要指出一些结论。 首先要告诉大家的是，这种手字符不是象形文字，尽管的确有点象手，而是契约文字，是根据当时的契约机制而造出的。或者说，手的字形的构造，是置身于契约机制的场景之中的。 这里的契约不是现代的契约，而是春秋之前的中国最传统，也是最原始的契约，即结绳和书契。 在这种契约机制中，结绳是一对打着绳结的绳子，书契则是一对刻有契齿文的方形小木片。契约达成之后，一对结绳或书契分契约双方所持有。通常债权方持右绳或右契，而债务人则持左绳或左契。这样契约双方就可以称为左右方，左方是债务人，右方式债权人。而甲骨文中的左右手符号，其本义就是指契约的左右方，直接读为左右。  由于左、右这两个甲骨文是基于契约机制的背景的，因此其内涵并非是指纯粹物理空间上的左右，而是指契约的左右方，并由契约左右方延伸，再去泛指一切的左右、纯粹物理空间的左右。 因此，甲骨文“左、右”是“佐、佑”母字，“佐、佑”的义项原本都包含在甲骨文中，只是春秋时期发生汉字第一次大变革之后，出现了文字数量上大跃进式的增加，很多新的字形由甲骨文金文中所孳乳，母字的义项就被新生的新字所肢解了。 “佐”是辅佐，“佑”是佑助、保佑。这理解这些，还是要回归到契约机制。左方是债务方，也是资产的借入方，右方是债权方，也是资产的借出方。从甲骨文研究可以得知，在当时已经有利息的概念，但是，一般并无专门以获取利息为目的的契约，也没有以利息为业的人和职业。因此，借出资产的行为，在当时一般被看成善举，是对借入方的帮助，是右方对左方的帮助。这样，很自然地，右方就有帮助的含义。 那么，左为何又有佐的含义。这源于契约机制中的比对程序。契约到期，作为债权人的右方为持着右绳或右契去找左方要钱，右绳或右契就是最始源的借据、债券。在有争议时，左方会拿出自己所持的左绳或左契，与右绳或右契相比对，当完全相同或相合时，右绳或右契才为真。因此有“左证”或“佐证”一说，即由契约的左方来进行验证，或者为左方、帮助左方进行证明。 同时，由于结绳和书契本身的信息记录能力有限，更负责的契约条款是用附着在结绳或书契之上的口耳相传的语言记录的，而语言可能会被遗忘，或被有意篡改。因此，要证明就比较麻烦，这是可能需要求助第三方，即作为契约中介的大人，在甲骨文中用“大”来表示。“契”中的“大”就是作为契约中介的大人。大人一般都是当地德高望重的人，他们充当契约中介也是处于自愿和义务。大人帮助左右两方提供证明，就是辅佐。 这样，就会很清楚，尽管“佐”、“佑”都有帮助的含义，但是其区别还是很明显的。佐是来自第三方的帮助，较疏远，佑则是来自直接合作对象的帮助，比较亲密。 “付”的字形所描述的场景，就是契约机制中，右方将资产交付给左方，即资产的转移过程、交付过程。“人”就是指左方、借款人、债务人。同时，这个字形也被指代契约本身，即后来的“符”。 战国时期，通过加⺮而成“符”。 竹子头表示材质，显然，此时的“符，主要指代当时契约的主要形态——书契。此时，书契上并进刻有契齿文，而且开始在上面写字，以记录更多的信息。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已经将书契看成是汉字的起源。其实，这是一种天大的误解。当然，书契本身的确出现的很早，至少比甲骨文要早很多。但是，早期的书契上，是没有文字的，而仅有契齿文。到战国，才开始书契上添加文字，到汉朝时，上面写有文字的书契，已经成为书契的标准形态，这导致东汉的许慎产生一种错误认知，以为书契一直就是写有文字的。 其实，东汉的书契，即“符”，已经是书契的第三种形态，第三个阶段。最早的书契是小木片，上面仅有契齿文。这种书契出现在大约7000年前。第二种书契是玉质书契，即玉瑞，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玉质礼器、玉器，主要是玉圭和玉璋。玉瑞的盛行时期是三代，春秋之后开始衰落。  较之此前的木质书契，玉质书契的材质显然比较贵重。到了战国时期，尤其是两汉，书契在材质上又回归简朴，开始出现了竹质书契，同时，随着汉字新形态的出现，即文言文的出现，汉字的应用开始普及，也在书契上开始添加汉字。这种新形态的书契被起了一个新的名称——“符”。 因此，“符”的主要义项就是书契、契约，或者说，符就是契约符号、信用符号。 高中语言有一篇文章，叫《信陵君窃符救赵》，这个“符”，也是书契新形态的一种：应用在军事中的“兵符”。有些兵符就做成老虎的形状，因此叫“虎符”。不过兵符一般是用贵重材质做成，譬如铜、玉，而非廉价的竹子。  “符”还有符合的义项，所指的在书契比对时，左右契的相合。 “府”这个字也是产生在战国，也是由“付”所孳乳。《说文解字》说：“府，文书藏也”，即认为府是贮藏文书的地方。这里的文书就是指契约。这是“府”的原始义项。显然，在“府”的字形中，付的义项就是契约。广字头则是宫的简化，指代房子。 在“府库”中，“府”是藏文件的地方，“库”则是藏财物的地方，因此，“府”比“库”要高大上。因此，官员的机构叫“官府”、“政府”，甚至高级官员的家也叫“府”，而高端的学校则叫“学府”。  对现代人而言，“符”的主要义项则是符号，其契约背景则被遗忘。其实在汉朝以前，符号与契约是同一个东西，因为符号就是约定。就中国文明而言，甚至就整个人类文明而言，最早的独立的符号系统是八卦符号，因此八卦符号也是人类最始源的契约。后来的结绳又是在八卦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然后再由结绳发展出书契。 因此，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对八卦、结绳和书契的记录在根本上是正确的。他说：“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黄帝之史官仓颉，……初造书契。……。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 许慎把八卦、结绳和书契归为同一类，都是“文”。只是许慎对其中的契约背景已经不是很清楚了。这又导致，许慎不仅混淆了文、字的区别，而且对汉字的根本属性产生了错误判断，认为是象形文字。其实，汉字的根本属性不是象形，而是借符，继承和借用契约符号。汉字不是象形文字，而是借符文字、契约文字。“文”的本义就是契约，当然也是符号、符，而字则是在文的基础发展而来。在下面我将会对“文”的字形含义进行专门的解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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