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冬夜长考》出版记

丁东小群 2021-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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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本书

——《冬夜长考》出版记

岁月如梭。我步入了古稀之年。回首平生，想对自己的经历作些回顾。

我的写作爱好，可以追溯到少年时代，但出版第一本自己写的书，已经到了45岁。

这本书名叫《冬夜长考》。出书要感谢两个人。作家肖复兴和编辑李莉。

那是1996年，肖复兴和天津教育出版社李莉一起，策划了一套丛书，名为“书边草”，内含五册随笔。肖复兴是总策划，写了一篇序言。他说：“特约请五位中青年作家，或心游万仞纵横中国现代文学家的文曲心脉（李辉）；或取心析骨解剖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的荣枯得失（丁东）；或怀珠韫玉涉猎外国文学家的爱恨大潮（徐鲁）；或朝花夕拾聆听西方古典音乐的华彩乐章（肖复兴）；或探本求源追踪世界流行歌坛的波动轨迹（李皖）……五位作家对各自的领域和主题都有多年的关注和研究，因此，五本书不是一时的即兴之作，而是多年读书的结晶。”肖复兴的创意，让五本书具有专题特色，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出版社满意。五位作者只需自选发表过的相关文章十万字，结集成书。起印一万册，问世即付版税，作者也满意。其他四位作者，以前都有或多或少的著作问世，只有我是第一次出文集。

肖复兴长我4岁，成名于1970年代末。他曾到山西采访与知青相关的主题，我陪他到山西省委党校采访了蔡立坚，彼此留下良好印象。

这次他提议我进入这套丛书，是对我难忘的提携。

　　这本书收入我此前三年写成的32篇随笔。评说的对象涉及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郭沫若、冯友兰、梁漱溟、杨献珍、俞平伯、冯雪峰、张闻天、顾准、王元化、李慎之、蔡仲德、李希凡、蓝翎、钱理群、赵京兴、王晓明等学者，也涉及夏衍、冰心、巴金、萧乾、曹禺、余易木、王蒙、沙叶新、张承志、贾平凹等作家，还有对写作组现象、民间学刊现象、文革民间思想和黄皮书灰皮书等话题的探讨，虽然只是浅尝辄止，但还是能够呈现出一些整体的想法。当时，我开始思考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失落与重建。思考这个问题，首先是基于现实感受。在知识界谋生，不能不反省知识界自身。政治的暴风雨和经济的暴风雨反复地冲刷着书斋，让我思考知识分子是什么？中国知识分子从哪里来？向哪里去？

思考这些问题，与两位朋友有密切关系。一位是比我年长20岁的高增德，一位是比我年轻10岁的谢泳。高先生当兵出身，没有完整的学历，却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由于他喜欢独立思考，几乎每次运动都不漏网，直到离休。生前他一直进行着一项浩大的工程：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他主编了一套二十几卷的《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出到一半，出版社毁约。他又主编了一本三百万字的《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大辞典》，还就二十世纪中国社会人文学术的渊源、流派、师承、环境诸问题写了许多文章。他积累资料功夫甚勤，他的书房，就是一座二十世纪中国学者的资料库。谢泳原来专攻当代报告文学研究。后来转向研究知识分子问题。他父亲是右派，在他幼年便含冤而逝。这成为他追问历史的心理动力。他先是研究储安平和《观察》杂志，研究罗隆基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研究西南联大，又研究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我和他们围绕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问题进行过无数次切磋。书里有几篇文章，是和他们讨论的产物。

我供职于山西社会科学院。原来写文章多在山西报刊发表。影响面小，如结集成书不能面向全国图书市场。1990年代初，出台有关北京知青的政策，允许一个子女户口调回北京。于是，儿子的户口转到北京母亲身边，1992年到北京入读中学。儿子和奶奶两人生活，难免遇到问题。我1968年底离开北京到山西插队，已有二十几个春秋。父亲早逝。1990年，母亲的腿受伤，不良于行。儿子上初中，虽然能帮着奶奶换个煤气罐什么的，小群还是不放心，想往北京挪动。她在山西大学中文系教书，1990年代初，系主任从学生的课堂笔记中查找教师的自由化言论，查到小群头上，引起她的不快。正好，中国作协属下的《环球企业家》杂志创刊，唐达成向主编冯立三推荐，介绍她停薪留职，参与编辑工作，经马烽夫人段杏绵与社长张锲电话沟通，敲定了此事。小群1993年秋天到北京上班。我也不想一个人留在太原。山西社科院不坐班。所长雷忠勤关照我，默许我做不须停薪留职的“北漂”。时间长了，老雷虽有难处，还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我打圆场。这样，从1993年起，我就成了有单位的“北漂”，只有院里开会，才回去点卯。有的朋友以为我是自由撰稿人。其实我是有单位的人。当时单位经费紧张，拿不出多少钱来设置课题，让学者就范。我不花单位的科研经费，还经常发表文章，也让老雷有了包容我的理由。流浪北京的生活，对我个人的学术转型至关重要。北京是中国的思想文化中心。在这里可以最先感受到转型时代的脉搏。在太原，我想接近人文领域的前沿，总感到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到了北京，很快和一批处于前沿的学者、编辑成为朋友。后来小群启动右派系列采访，让我结识了一批“两头真”的老人。1993年，正逢国内出现某种程度的文化复苏，民间的学术、出版开始活跃。我在《东方》、《南方周末》、《读书》、《中华读书报》、《博览群书》等报刊发表文章，表达了一些个人见解，其中有些篇什被肖复兴读到，成为他邀我进入这套丛书的机缘。当时整体的出版环境比现在宽松，没有那么多审核程序。我交稿几个月，书就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