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ure大调查显示 ：全球1/4博士生想换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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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智元、Nature、齐鲁博士论坛

“如果可以再来一次，我将重新选择导师。” 

在Nature的一次对全球6300名博士的调查中，有将近四分之一博士生这么说。

Nature曾发文大谈博士抑郁、学术难搞、工作难找，对博士进行官方“劝退”之后。这次，Nature聚焦了那些想换导师的博士。

这些博士都希望导师能给予更多的学术和就业指导，那么，这些导师能解决博士“学术难搞、工作难找”的抑郁困境吗？

当代博士生到底有多苦，学术不好搞、人际不好处、工作不好找、钱就不好挣，逐渐自闭、逐渐抑郁。

你以为这是博士的吐槽吗，不，这是Nature发布的博士调查文章里，用数据和访谈呈现出来的博士现状，这份调查报告俨然一场大型“博士劝退”。

其中，学术不好搞和工作不好找的“苦水”最多，于是Nature将重点又放在了博士与导师上。

Nature再度发文解读博士调查，进一步呈现博士生的“多彩生活”。

这次重点是那些对导师不满意的博士生。在Nature的解读文章中，博士呼吁导师提供更多的一对一支持和更好的职业指导。

6300名博士：四分之一想重选导师，五分之一认为与导师的关系不利于自身发展

彼得·巴特勒在英国布里斯托大学读物理学博士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没有跟导师合作过，基本都是自己研究问题，导师袖手旁观。这种感觉大概就是，身边坐着一个从来不给你讲题的学霸。

他觉得这样的袖手旁观不是自己期待的师生关系。他也承认导师给了他很多很好的决策建议，并帮助他发表了论文。但是，他认为要想像个科学家一样，有导师的指导和帮助还是很有必要的。

《自然》杂志共调查了6300名博士，巴特勒是其中之一。这些博士对于所处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届的指导情况谈了很多，多数博士都谈到，自己通常无法从导师那里得到期望或需要的东西。

该调查完整的数据集可在go.nature.com/2nqjndw上获得。其中有一项统计数据表明，将近四分之一的人说，如果可以再来一次，他们将重选导师；2017年的数字与此类似。

大约五分之一的博士表示，他们不满意与导师的关系状态，这种关系脱节不利于他们现在和未来的发展。“得到有效指导的学生要比没有得到指导的学生好，”纽约威尔·康奈尔医学院的导师助理Ruth Gotian说。

还有报告指出，导师积极的指导是“完成STEM（科学，技术，工程或数学）学位的最重要因素”。

该报告还引用了一些研究，表明受到有效指导的学生更有可能发表论文，并且可能完成博士学位课程。

幸运的是，对于学生而言，指导并不是一个人的工作。

英国剑桥大学科学家咨询公司EJW Solutions的作者，职业教练兼创始人Emma Williams说，调查结果强调了在导师缺席时，可以填补空白的网络的重要性。

“应该从一开始就鼓励博士生拥有各种导师，”在剑桥大学获得医学物理学学位的威廉姆斯说。

每周见面一小时，导师作用有限，职业决定靠自己

要想获得导师的指导，首先，导师得有时间。

在调查中，49%的博士研究生表示，他们每周与导师一对一的时间不到一小时。平均下来一天不到9分钟。他们发现，不是所有的导师都有充足时间指导学生的。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 Williams说。她说，虽然有些学生可能只需与导师每周面对面一小时、甚至更少的时间也能顺利完成学业，但大多数学生需要更直接的指导、更多的关注。

她也说道，自己的博士导师学术成就很高，但是她没有多少跟老师相处的时间。“他曾在我读博士的时候叫错了我的名字”，她说。

博士生每周与导师见面的时间

除了学术之外，对于博士生来说，就业也是个大问题，但他们也不能总是指望导师为他们指明方向。

在调查中，只有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从自己的导师和其他博士课程获得的职业指导感到满意，这低于2017年调查的40%。

当被问及他们是如何做出目前的职业决定的时，只有28%的受访者认为是采取了导师的建议，而两年前的调查中这一数字是34%。

职业决定靠自己

值得注意的是，6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职业决定是基于自己对某个领域的研究。

Williams说，不幸的是，尝试自己动手的学生可能不会意识到他们所拥有的全部选择。她补充道：“他们只会去Google脑子里已经想好了的东西。”

美国国家超导回旋加速器实验室物理学博士生Nick Valverde表示，许多导师似乎过于专注于自己的科研，而不愿提供职业建议。

“要找到一个了解职业趋势的导师几乎是不可能的，”他说。“导师们有很多事情要做，而且职业趋势也在改变。”

工业方面的职业指导尤其难。只有28%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在寻求学术界以外的职业时得到了有用的建议。

导师过于关注学术，可能无法提供就业指导

为什么老师不提供充足的职业指导？

Gotian说，部分问题在于，那些把整个职业生涯都花在学术上的导师可能不会考虑太多其他的职业道路。

她补充道，如果导师们将焦点从学术上移开，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提升学生的职业前景。

“他们可能对行业了解不多，但他们可能有可以与学生联系的人脉。然而，这种情况并不经常发生。”

还有，导师不一定接受过人员管理的相关培训在，这可能会导致特别严重的后果。

在调查中，21%的受访者表示遭遇过歧视或骚扰。同样比例的人还报告了欺凌行为。其中，近一半的受访者说他们的老板是作恶者。

“在这种注重结果的文化中，你会非常依赖比你年长的人来推动你的事业发展，” Williams说。“这是欺凌和骚扰的沃土。”

Williams说，这些数字再次表明，学生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导师。她说：“我在一所著名大学的一位当事人被欺负了。找一个能给她提供意见的人真的帮了她的忙。”

战胜科学挑战，仍然需要好的导师帮助

面对如此多的风险，选择一名导师或导师团队可能是研究生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Kovačević说，在加入目前的实验室之前，她曾向可能的导师问过问题。“我认为问什么是我的权利，”她说。“而且我认为回答这些问题是他们的工作。”

但是，并非所有的学生都有这样的选择。“我在选择博士导师时没有发言权，”印度班加罗尔贾恩大学的心理学博士生Samhita Krishnaswamy说。

她说，她在自己的课程中受到一位颇有成就的教授的启发。但这位教授不是她的导师，她很少有机会与他当面交谈。

她认为，总的来说，导师可以更好地指导学生。她表示：“在印度，导师需要更深度的技能。他们主要考虑的是发展自己的事业，而对研究领域之外的话题感到非常不自在。”

即便如此，Krishnaswamy表示她对自己的博士生涯还是很满意的。她可以灵活地研究多个心理学课题，包括印度土著居民的心理学。“我在这里拥有了所需的一切，”她说。“这给了我成为一名独立研究者的基础。”

在国家超导回旋加速器实验室的第三年， Valverde说他也在构建基础。但这并不容易。最初，他被回旋加速器研究人员的经验和知识给吓住了。

他说：“你的同事已经工作了40年。他们在谈论粒子和对称性，而我就是个菜鸟。”

Valverde设法弥补了他知识上的一些空白，并与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建立了真正的联系——因为他必须这样做。

他说，归根结底，科学太具有挑战性了，如果没有人帮助，这些挑战是无法解决的。

他说：“如果你想一个人做这件事，可能会很麻烦。”“这就是导师的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