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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旭 《西厢记》原名《崔蕾莺待月西厢记》，它是王实甫的代表作．但《西厢记》的题材井非王实甫自创。有关莺莺和，张生的爱情故事，最平见于中唐大诗人元稹的传奇《莺莺侍》。《莺莺传》写的是悲剧性的爱情故事，它虽然也成功地塑造了莺莺这一富有叛逆性格的女性形象，但从整体上讲，却存在着很大的缺陷。《莺莺侍》最终并没有超脱出封建文人固有的伦理道德观念，作者对张生和莺莺那种不合传统规范的结合是基本否定的。所以，在传奇中，莺莺是个悲剧性的角色．莺莺要争取爱情自由，又对张生的负心，对封建势力压迫的逆来顺受，在性格上显出了重重矛盾。特别在后半部，作者有意夸张莺莺的失悔：“既见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献之羞，不复明侍巾愦，没身永恨。”于结局处，又极写莺莺委身他人，从善如流，张生虽欲以外兄求见，而“崔终不为出”，并且还正告张生“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在作者看来，这大约就是所谓迷失的本性的复萌，但它却还是这个传奇最大的败笔．传奇中，封建士人对妇女的传统偏见也十分突出。传奇通过张生之口，宣扬“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于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伟笑”那一套老调。张生明明是玩弄女性，轻薄无行的登徒予，作者却要把他装点成“内乘坚孤，非礼不可入”的君子；对张生始乱终弃，忘情寡义的行为，作者不着一字贬斥，却指责莺莺为“尤物”，认定“不妖其身，心妹于人”，让张生以“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这类滥辞诡辩，处处加以卫护，甚至褒扬张生遗弃莺莺为“善补过”。所有这些，都暴露了作者思想道德观念方面的偏差，显出了《莺莺传》的局限。 如此差劲的主题与人物处理，这是千千万万读者所难以接受的，于是，这个爱情故事在民间长期流传的过程中，就自然地经受了广大人民群众不断的再加工，融入了封建社会广大青年男女的共有感情和愿望，它由小说而变为戏剧，终于出现了飞跃，最后脱胎换骨，在王实甫的笔下，以全然不同于传奇《莺莺传》的精神面貌，焕发出它夺目的光彩，显示了它反抗封建礼教的极其巨大的战斗力。 首先，从情节和主题看，《西厢记》比之于《莺莺侍》已有了质的变化。《西厢记》对传统的题材作了极大的更动：它删掉了张生无情抛弃莺莺的有关情节与说教，而让张生与莺莺并肩协力地去与封建礼教作不屈的斗争，为了突出这对青年男女的共同斗争，《西厢记》详写了孙飞虎围困普济寺，张生邀兵解围，张生害相思，莺莺大胆约会，并以身相许等情节，这不仅增加了全剧的戏剧冲突，增强了艺术感染力，更成功地突出了张生、莺莺间真挚深厚的感情，以及青年男女对封建礼教的反抗性。《西厢记》还成功地把《莺莺传》的悲剧结尾改成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喜剧结束，从而表达了封建杜会中千万青年男女的共同心愿。在这一点上，我们特别应注意，王实甫在这个杂剧中，曾有意先明明白白地交代莺莺已经父母之命许配给郑恒的事实，然后再让莺莺在曲折的发展中为自己婚姻幸福而斗争，作者最终竟焦不顾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套传统陈式，而让莺莺与张生结合在一起。可以说，这种大胆的安排，实在已经把封建社会那套固有的伦理道德金科玉律全然踩到了脚下，它使《西厢记》赞扬青年男女为自由婚嫁不屈斗争，批判封建礼教的崭新主题完全代替了《莺莺传》那种一般化的男女爱情描写，突出地显示了作者恢宏的气魄与思想上民主性的光辉。 其次，《西厢记》对人物形象也作了极大的更劝与再塑造。这一点，在张生和莺莺这对青年男女的身上表现得特别突出。剧中，不仅张生的身份已由原来的世家弟子，变为“书剑飘零，风云未遂”的穷书生，在性格上，他也已由薄情绝义的伪君子，变成了至诚至性的情种。剧中写张生一见莺莺就“魂灵儿飞在半天”，以至竟“不往京师去应举”了；他手找一切机会亲近莺莺，而孙飞虎兵围普济寺正为他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他于是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发挥自己的智慧和才干，为莺莺一家化解了这场危难，也终于因此而赢得了莺莺的爱情，他在老夹人赖婚时心肝俱碎，害起了相思，竟至垂垂病危，长亭送别，赴京应考之后，他又在梦中也想念莺莺；高中状元之后，张生更没有忘掉莺莺，他及时赶田普济寺，揭穿了杜恒的骗局，终于与莺莺最后结为夫妇。在迷一连串戏中，张生显得那样地迂，那样地呆，却又是那样地守信重情。他鄙弃功名利禄，对爱情执着专一，已是与莺莺风雨与共，一起跟封建势力竖决斗争的美好青年男子的形象了。 莺莺的形象在《西厢记》中也作了很大的改动，王实甫在剧中着意突出了她叛逆的性格。《西厢记》中的莺莺，对凭父母之命谇给索无感情的杜恒一事，她并不理解，一开始就并不满意，她无名地伤感，“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张生的出现，更在她的心池扬起了波澜，如果开始时她只是朦胧地伤感的话，那么这时她已开始有了其体追求的对象，深蕴在内心的“闲怨”已一变而成为爱情的火花；作为大家闺秀，她思想上也臂有矛盾和疑虑，但他终于主劝和张生在花园中相会，井大胆地表白了内心的爱情。莺莺对老夫人这个封建礼教的维护者逐渐不满，始而埋怨老夫人“直恁般提防着人”，继而批评老夫人赖婚是“口不心”，“黑阁落甜话儿将人和，请将来着人不快活”，恼恨因此而使自己“这相思何时可了”，大胆诉说自己的相思是“昏邓邓黑海来深，白茫茫陆地来厚，碧悠悠青天来阔”，指责老夫人“将颤巍巍双头花蕊搓，香馥馥同心缕带割，长搀搀连理枝挫”。甚至大胆控诉封建礼教包办婚姻“虚名儿误赚了我”，直言不讳地称老夫人“口不应心的狠毒娘”。莺莺对封建束缚的不满与反抗，不仅宣之于口，而且贯之以行，她终于主动约张生幽会，直至以身相许。当然，这一切在剧中全是曲曲折折，反复无定的演进的，这除了更符合莺莺特定的身份外，也显出了莺莺是在与时时处处无形地存在的强大封建势力的斗争中变化的。唯其如此，莺莺的斗争也就显得更加大胆和坚定。崔莺莺已完全由《莺莺传》中逆来顺受的被损害者，一变而成为封建礼教的大胆的叛逆者和反抗封建礼教的胜利者。张生和莺莺这对青年男女形象的变动，是符合所有具有良知的读者的良好愿望的。这成功的改动和再塑造，客观上也大大地增强了《西厢记》的战斗性。 同样的更动，也明显地反映在红娘这一角色的塑造上。《莺莺传》中的红娘，也曾起到过递信传情的作用，但她却是那样地苍白单薄。王实甫则着意刻画了红娘的机智泼辣、仗义助人的性格，从而使她在剧中处于突出的地位，成了全剧举足轻重的角色。从全剧唱曲看，红娘主唱的曲子共有八套，占了全刷的三分之一以上；从剧情发展看，红娘是沟通张生和莺莺的重要人物。她是莺莺背叛封建礼教的鼓励者和支持者；又是张生爱情追求的出谋画策者。她完全是出于正义感和同情心而冒着重重危险来帮助和成全这对青年男女的爱情追求的。她还十分地机智，这特别表现在《拷红》一折戏中，王实甫在这个小角色身上下了浓墨重彩，十二分地渲染红娘机智泼辣的性格特点。在老夫人滥施淫威拷问时，红娘对老夫人内心世界和心理弱点是那样地了解，她的应变又是那样地高明冷静：红娘先是指责老夫人“人而无信”，再而指斥老夫人“不当留请张生，使怨女旷夫，各相早晚窥视”，以至“有此一端”，指出罪过全由老夫人酿成。红娘口口声声都有孔老夫子的理论依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直杀得老夫人无言以对。不仅如此，红娘还指出老夫人破坏莺莺和张生婚姻的严重后果：“一来辱没相国家谱”，“二来张生日后名重天下，施恩于人，忍令反受其辱哉；使主官司，夫人亦得治家不严之罪。官司若推其详，亦知老夫人背义而忘恩，岂得为贤哉?”就在老夫人目瞪口呆，无所适从之时，红娘又抓住有利时机，果断地忠告老夫人“莫若恕其小过，成就大事，掴之以去其污，岂不为长便乎？”她终于折服了老夫人，成全了莺莺和张生。《西厢记》正是有了红娘这一成功的形象，剧情才能如此顺利地展开，戏剧效果才能如此生动地产生。王实甫在这个小脚色身上倾注了如许心力和热情，更使《西厢记》平添了耀人的民主性光彩。 老夫人这一角色，在《莺莺传》中完全处在可有可无的地位，元稹并未对她作多少勾描。但在《西厢记》中，王实甫在她身上却花了大量的笔墨。老夫人是相国夫人，她接受的是与她身份相称的教育，她自有她的是非爱憎。她疼爱她的女儿，也自然地用她的一套来规范女儿，以她看来理所当然的方式翼望女儿。而客观上，这一切却都在摧残她女儿的心灵，损害她女儿的幸福，老夫人事实上就是封建势力的化身。剧本因为有了活生生的老夫人的存在，才构成了戏剧冲突的另一方，使封建约束与反约束的斗争形象生动地产生、展开。《西厢记》以老夫人的不讲信义和专横，突出封建势力的虚伪和残酷；以老夫人谋画失策，着着落败，显示了封建势力的外强中干，终将没落的必然性。 王实甫在《西厢记》中对这几个角色的再塑造，不仅使这些形象显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客观上也因此而赋予了全剧以反封建礼教的民主性，更好地突出了它全新的主题。 文/肖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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