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源流与版本

virn 2021-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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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本文原为编撰《论语时解》所做准备工作，成文于2010年。之后10年，笔者未能做到如《礼记·大学》所言“日日新，又日新”，因此本次仅将原上、中、下三篇合而为一，原稿发布。

《论语》源流与版本（上篇）

《论语》的含义

《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语录体典籍。

“论”是论纂的意思，即编辑。《论语》没有严格的编纂体例，每一条称为一章，集章为篇，汇总之后成书。其章与章、篇与篇之间并无严密的关系。

“语”既是指书中之言，也是一种文体。《礼记杂记》郑玄注：“言，言己事也，为人说为语。” 而王逸的注，说得更明白：“出口为言，相答曰语。”

例如《国语》、《家语》、《新语》即是此类语书。

关于《论语》的成书及其名称的由来，《汉书·艺文志》的说法最为权威：“《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成书与编订者

《论语》当由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编纂而成，这点没有疑义。至于具体由谁主要来完成（或者说最后的编订者）以及成书时间，则有不同的说法。一般而言，认为“孔子弟子尝杂记其言，然而卒成其书者，曾氏之徒也”（《柳河东集·论语辨》）——即最后由曾子及其门徒完成的，时间当在战国初期。

通行的版本

历代关于《论语》的书籍，各种注、释、疏、解、议、证、论、评……者，其作汗牛充栋，不一而足。

即便是《论语》本身的版本，也是各式各样，其间相互乖舛者大有人在，且还不断有新的考古发现。

其间最著名，且自成书后一直流传不辍，完整保存至今的主要有几种：

一、两汉时的《论语》

《论语》传至西汉，有三种本子：

今文的《鲁论语》、《齐论语》、出自孔壁的古文《论语》。

西汉末年，张禹以鲁论为底本，兼采齐论之善，而成《张侯论》。由于张禹出身博士，而且在当时地位尊崇（贵为帝师、位为丞相，赐爵关内侯，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真正封侯拜相之人），因此其说大盛，被“立于官学”，东汉末年，刻熹平石经以为蓝本。因此，此书成为定本，实乃今传《论语》之祖本。

东汉时，有郑玄之《论语注》。然其书久佚，故后世无以论之。唯近世出土文物中，复见其残卷，拼缀之下，亦颇能窥其全貌。然其影响，终不可与诸书同日而语矣。

二、《论语集解》

重要的《论语》集注本，三国魏何晏等撰。其《序》云：“前世传授师说，虽有异同，不为训解，中间为之训解，至于今多矣，所见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诸家之善，记其姓名，有不安者，颇为改易，名曰《论语集解》。”

该书汇集了东汉以前对《论语》的研究成果，又辅之以编者之意为断，遂成为同侪中最权威、最通行的本子。

至此，《集解》之前的本子，遂不复存。

三、皇疏和邢疏

南朝人皇侃，在《论语集解》的基础上，做《论语义疏》，对正文和注文都做了疏解。

该书博采前人、时贤、通儒之说，做到既与《集解》一脉相承，不破《集解》之说，又能酌存异说，兼具极高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

此书之出，遂成为宋以前最通行的本子。

北宋人邢昺重新为《论语》做疏，名为《论语注疏》（又称《论语正义》）。该书在皇疏的基础上成书，后成为“十三经”的标准注疏本。《四库提要》评论说：“其书大抵翦皇氏之枝蔓，而稍傅以义理，汉学、宋学，兹其转关。是疏出而皇疏微，迨伊、洛之说出而是疏又微。”

四、《论语集注》

南宋朱熹撰。朱子先前做《论孟精义》，《集注》即其采摘此书菁华，并兼取古注撰成。

该书的特点一是采众家而精要，二是多傅义理。

该书“元明以来以之取士，几于人人习之”，可称为钦定的科举读本，遂成为元明两朝之后最通行的本子。

五、《论语正义》

清朝刘宝楠父子撰。

清朝是考据学大盛的时代，在《论语》一书上，亦有其反映。

该书是清朝在这之前整理研究《论语》成果的集大成之作。其《后叙》云：“乃荟萃而折中之，不为专己之学，亦不分汉宋门户之见，凡以发挥圣道，证明典礼，期于实事求是而已。”

全书体例谨严、内容详博，是《论语》整理研究的经典大作。

六、《论语集释》

近人程树德撰，是书兼顾训诂、考据和义理，亦是一部《论语》整理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关于编撰此书的原因和目的，其《凡例》云：

“《论语》注释，汉时有孔安国、马融、郑玄、包咸诸家，魏则陈群、王肃亦有义说。自何晏论语集解行而郑玄、王肃各注皆废；自朱子集注行，而集解及皇侃论语义疏、邢昺论语注疏又废。朱子至今又八百余年，其间名儒著述训诂义理，多为前人所未发，惜无荟萃贯串之书。兹篇窃本孔子“述而不作”之旨，将宋以后诸家之说分类採辑，以为斯书之助，定名曰《论语集释》”

该书的体例和内容，尤其是其对材料、观点的取裁，在《凡例》中做了精到的说明。其立意也，本为经世致用；其所取裁也，则“是书职责，在每章列举各家之说，在学术上力求不分宗派，苟有心得，概与採录，以供学者研究。”确实做到了“不分门户，期于求一正当解释，以待后来学者，藉此以发明圣人立言之旨。”

《凡例》短短千言，其间展现出来的学识与胸襟气度，令人叹服；其真知灼见，几乎可以称之为对《论语》研究的纲领性、指导性文件。

《论语》源流与版本（中篇）

《论语》为中华民族千古不易之典，故近世以来，虽有打倒孔家店之颠覆、“破四旧”之扫荡、“文革”之浩劫，乃至于西学之冲击、异端之肆虐，而不改其为中华民族传统主流思想之地位，其光芒自在人心。历朝历代，都有关于《论语》研究的经典之作，于近人亦然。

本篇所言之近人，其历史断代为满清终结之后，大致对应中国近代、现代史时期，为叙述方便，也包括当代的一部分。

本文之《上篇》主要讲《论语》的古籍版本，《中篇》主要讨论近人之作，并结合今人读《论语》的实际，重点讨论《论语》的版本选择问题。

《论语》虽为中华民族千古不灭之典，然古文深奥、圣言高深，因而今人读《论语》，面临了两大难题：

一是古文功底问题。《论语》成书于两千多年前，言辞古奥，非今人所耳熟能详；且文字本身也存在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同一字词、语句，在不同时期，往往会有不同的解读，殊非今日读者所能把握。

二是历史背景问题。《论语》多载圣言，其辞也简奥，其旨也精深，且孔圣每好用微言大义之法，寓褒贬于一字，若无史学以徵之，则茫然失其所指矣。诚如伟大革命导师列宁所言，当求一“具体的、历史的结合”。而这也是我们在《论语》研究、学习中，一直强调“经史互参、经史互证”的原则，并看重这方面著作的原因。

且读《论语》者，意在求道，意在求得一社会之真理，在求得人生之真谛，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程树德先生云：“盖义理而不本於训诂，则谬说流传，贻误后学；训诂而不求之义理，则书自书，我自我，与不读同。二者各有所长，不宜偏废。”故训诂与义理，就成为研读《论语》最关键的两个要素。如何妥善处理这方面的问题，如何结合新时代，尤其是针对当前读者的特点和需求，出一本适合今人研读之书，就成为近人孜孜以求的目标——钱穆先生有云：“故《论语》虽为一部中国人人必读之书，注《论语》者虽代不乏人，而就今言之，则仍缺一部人人可读之注。”

关于近人之著作，适合今人阅读、名气大、较为流行的主要有：

一、《论语疏证》，杨树达撰。

其书宗旨“在取证一疏通孔子之说”。

内容包括文字训诂、义理发明、史实例证诸方面，可谓合理。

取裁标准，除前人古说外，亦辅之以作者审断与独创。

作者是文史界前辈高人，是书学术价值高，体例亦有新意，然结合其行文，且为繁体竖排本，似并非雅中今人易读速成之思也。

二、《论语译注》，杨伯峻撰。

该书成于1958年。作者系现代著名学者、语言学家，其学术背景及家学渊源，形成了他的《论语译注》注重字音词义、语法规律、修辞规律及名物制度、风俗习惯等的考证的特征。该书特点在于严谨平实，是普通读者了解《论语》较好的一本入门参考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可以说是风靡一时。此书对于初学者，助益颇大，可对《论语》文意粗通之。

然是书也，重训诂而忽义理，以至当训不训、不当训而滥训之处不少见之；其训与义理相悖者，更是多见。这和杨伯峻先生虽博通小学经史，却雅非儒家思想的修行实证者有关，因此该书之注，相对来说有寡而失要之嫌，尤其在儒家义理的阐扬上是欠缺的。因此，网络上称该书为“可谓仅得皮毛的工具书”，似不为过。

平心而论，将《论语》当做一本平常书来了解者，可选此书；而有志于《论语》之精义而求修齐治平者，是书恐不逮也。

三、《论语新解》，钱穆撰。

宾四先生一代国学宗师，著作等身，本书乃其倾力之作。

该书的起因和目的，作者在其自序中说得甚是明白：“故《论语》虽为一部中国人人必读之书，而就今言之，则仍缺一部人人可读之注。此余之《新解》所由作也。”

其做法，则“备采众说，折衷求是，而特以时代之语言观念加以申述。”

其体例，则“旨取通俗，求其为一部人人可读之注，体求简要，辞取明净。”

据作者本意，该书注重了对各家说法的取裁折衷和“如何用今代之语言观念阐释二千五百年前孔子之遗训而能得其近是，使古今人相悦而解”两个问题。而这也正是《论语》今读的重大课题。

应当说，宾四先生所言，立意佳、体例好，确实切中今人研读《论语》之要害，诚能依此为之，则实为《论语》今读之开山大作也。

然观其书也，言过其实，其弊在二，作者虽知之而不能救也：

一是文字不文不白，令人不忍卒读。尤其是其“白话试译”部分，更是惨不忍睹，几不知是何方之文也。宾四自云，此书“最先属稿时力求通俗，专用白话。成稿未及四分一，乃复悔之。”盖作者认为“意谓解《论语》，难在义蕴，不在文字。欲以通俗之白话，阐释宏深之义理，费辞虽多，而情味不洽。”乃改弦更张：“意不如改用文言，惟求平易，较可确切。”其昏乱程度居然到了一厢情愿之地步：“虽读者或多费玩索之功，然亦可以凝其神智，而浚其深慧。”这种前后矛盾到了胡说八道地步的做法，导致了其对汉语文法、句法的生搬硬造，实令人或喷饭、或惊悚、或掩面狂奔矣。为文如此，言其不伦不类，恐尚属轻微也。

二是附会义理，肉麻与悖理同在。宾四自序亦言：“意谓解《论语》，难在义蕴，不在文字。”既然“不在文字”，故其文字可知。然就义蕴而言，宾四先生亦不能免诸腐儒之俗：一是牵强附会以为己能，妄代圣人立言，谬种流传；二是以今人方古人，乖谬不可名状。

故牛泽群讥是书为钱氏著作中“最大之败笔”，似不为过。

然是书也，亦有其可取可观之处：

一是先生所提出的关于《论语》今读版本的著述立意，其方法值得提倡。

二是其注释内容，亦多有可取之处。宾四为一代宗师，学识渊博，其所旁征博引，蔚为可观也。

四、《论语别裁》，南怀瑾撰。

南老者，国学之大师、学界之宗师也。

该书本是南老关于《论语》的讲演录整理而成，其说法、解法独辟蹊径，颇有启发。

该书特点是行文流畅、娓娓道来，妙语连珠、启人心智。

虽然作者在《前言》中说，本书“并无学术价值”，但大概正因如此，此书具有极强的普及价值——盖其确为一部人人认可读之书也。

当然，作者亦自云：“本书定名为别裁，也正为这次的所有讲解，都自别裁于正宗儒者经学之外，只是个人一得所见，不入学术预流。”因此从不入学界青目。不过，令笔者讶异的是，连一向在学界当刺儿头的李零、牛泽群这样的另类，也对该书大加挞伐：“迂阔、陈腐、谬误、悖理，一应俱在……蹩脚的海侃神聊大杂烩。”不禁想起南老诗云：“古道微茫致曲全，由来学术诬先贤，陈言岂尽真如理，开卷倘留一笑缘。”

以吾观之，此书开卷有益。

五、《论语今读》，李泽厚著。

李氏此书，由于作者和当时所处时代的关系，声名甚著。

然本书也，笔者实难置喙。

六、《论语译注》，金良年著。

就体例与内容编排而言，该书甚是符合《论语》今读的普及性。且其中有“段意”部分，姑不论其论说是否全然正确，此形式对读者尤其是初学者，帮助颇大。

《论语》的传承，是讲师承的，尤其在汉代，家法甚严。金氏学识功力与名气，皆未达一流，这大概是该书虽通俗实用而声名不著的缘故吧？

七、《论语新探》，赵纪彬著。

赵氏于《论语》研究，于当时亦堪称一方家。然所谓生不逢时者，亦正是此公也：在文革那样的年代，能够出版的著作，又有多少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是为赵公一叹，是为《论语》研究者一叹。

八、《论语本解》，孙钦善著。

作者在该书的《引言》中写道：“《论语》是一部思想著作，此书在古文献中看似语言平实，但含义深奥，各条语录的具体语境大多不明确，必须对语言文字、思想内容，乃至历史背景作全面注释、考述，才能有助于真正读懂。”

应该说，作者对《论语》的定位是把握得非常好的，对于如何解读《论语》，也是把握得非常到位的。在这种准确把握的基础上，作者通过对“语言文字、思想义理、时代背景”三者的解释与辨析相结合的方法，“尽量对《论语》做出符合原意的解释。”

笔者认为，《论语》研究、研读中最重要的两大准则，一是以《论语》解《论语》，还《论语》的本来面目；二是讲求经史互参、经史互证，还《论语》的真实面目。而《论语本解》的宗旨，大率不离此两条。

该书及其作者，名气皆属微末——然正是此书，使笔者放弃了对名气最大的李泽厚《论语今读》的评点，转而推荐该书。

以吾观之，不论从专业或普及的层面上看，该书皆不在杨伯峻、李泽厚二人之下。

《论语》源流与版本（下篇）

在概括地介绍了《论语》的源流及通行版本之后，考虑到其版本的繁复与各具特色，感觉确如钱穆先生所言：“异说纷陈，使读者如入大海，汗漫不知所归趋。”因而似乎确有必要针对今日之读者，将诸本子做一厘清，做一说明与对比，做一重点的推荐。

就古代部分而言（即本系列的《上篇》部分），笔者推荐《论语集释》，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中华书局出版，2006版。

固然该书成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作者又主要活动于二十世纪上半叶，时间归属上当为今人之作，但正是由于占据了这样的历史高点——时间高点，作者得以对之前的、前人的研究做一个全面的整理，得以编撰出一部《论语》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其质量与价值毋庸置疑。

同时，该书收入《新编诸子集成》，极易寻得。且该书有原作者之女公子程俊英等人的点校，虽为繁体竖排，然已是属于较为易读、易玩之本子。

就近人部分而言（即本系列的《中篇》部分），笔者推荐《论语本解》，孙钦善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9年版。

笔者认为，对于广大读者，于《论语》研读，有这两个本子，当足矣。

《论语》注释本，最关键的是体例与内容。就这两点而言，最适合今人研读的本子，其构成要素应当为：

一、正文及编次

1、篇章划分与数量

例如杨伯峻《论语今译》的具体做法是：

公冶长篇第五

共二十八章

（何晏《集解》把第十篇“子曰，始吾于人也”一下又分一章，故题为二十九章；朱熹《集注》把第一、二两章并为一章，故题为二十七章。）

2、篇章次第

即在每章前加注篇章序号，以便于查询。例如：

2·12子曰：“君子不器。”这“2·12”表示该文为《论语》的第二篇第十二章。

3、原文

原文重在对底本的选择，要采用通用的、权威的本子作为底本，具体内容可参考本系列文章的上篇和中篇部分。笔者较常采用的是程本和《集注》。

二、注解部分

1、注释。该部分涉及的具体内容非常广泛，凡有助于读者学习、理解的，都包括在内。常见的重点有：

字音：之所以强调字音，倒不是指古音之同异，而是因为学《论语》者，其目的本在求经世致用，在日常生活中运用、引用，所谓“不学诗，无以言”，不知其发音，又何以言呢？同时，学习《论语》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念诵，这也离不开正确的字音。

字义：对字词的解释，尤其要注意古今之不同。

句法：适当、简要地介绍一下语法，或有举一反三之效。

相关资料：人物、地名、器物、历史事件等。

按断：凡编书，必有按断，盖无按断则汗漫庞杂不知所归、无按断则相互乖舛不知所从。然其按断之原则、依据各有不同，从中亦可窥见所编之书的特点与价值。

2、说明。主要是对义理的解说，该部分务求简要、得当。

注解部分是最重要、最关键的部分，不论是编者还是读者，皆须慎之又慎。

三、白话译文

对古文的白话翻译是解决古文今读、今人读古文的一个很好的尝试，事实证明，也是一个甚有助益的办法。

语言翻译的标准或要求，其极致，在国内公认是严复先生提出的“信、达、雅”三原则，拟之于《论语》的今译，亦是如此。

信：忠实于原文、原意。信为首务，解经而弗求信者，必致荼毒圣人、谬种流传，故不可不慎、不可不戒也。信之首戒，在于勿执一己之见、勿求标新立异；信之首要，在求真本意；信之至善者，在得其真意也。

达：一说为风格与原文的一致，一说为译文晓畅通达。笔者以为二说皆通，二者皆重要，盖形似、神似，缺一不可也。钱穆译文之谬，即在于几不知达为何意也，试观其对“朝闻道，夕死可也”的白话译文：“人若在朝上得闻道，即便夕间死，也得了”——“得了”，罢了，我看还是饶了的好——饶了诸位读者吧！

雅：多指译文之雅致。然在《论语》翻译中，笔者尤其强调的是，解经需用雅言。雅言者，一指标准语言，一指雅致之语言。盖《论语》虽多为口语，且篇次之间无因果连结，似呈混乱驳杂，然其所涉，多为修齐治平之大道，故译文不可失之于轻佻草率，如宾四之译文，通篇咿咿呀呀，犹若一闹哄哄之市场。以今日之会场观之，即使是最闹热的辩论会，发言者亦且多不用“啊、呀、哦、咦、唉”之类的“谓语助者，焉哉乎也”，况乃一圣人传道授业之杏坛乎？

四、解说

《论语》确实不是一部容易读通的书，对于今人而言，读懂《论语》的困难主要在于：

1、年代久远、古文难懂。《论语》的编纂，大致始于孔子身故之后，成书时间则大致在战国初期。这一时间距离现在的我们已经有2500年，无论从文化的发源还是历史的传承，确实是太久远、太漫长了。这期间，很多事情发生了改变、很多事情湮没无闻，史实扑朔迷离、文字以及含义变化巨大，要读懂那时候的古籍，对今人尤其是非专业人士而言，确实是勉为其难了。

2、语境无考，其指难明。《论语》多采用语录体记事，当时的环境如何？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下、为的什么讲的这些话？是否有所指还是另有所指？这些具体的问题今天都无法查证，这无疑给读者准确地把握当时的情况、正确地理解文字的含义增加了极大的困难。

3、义理无据，其旨难达。读《论语》者，重在执其义理而习之。然圣言简奥，其旨精微，且其间不乏微言大义、寓褒贬于一字者。如何明断义理，如何避免失之毫厘而谬之千里，是《论语》学习中的重点和难点。

因此，如果能有一部准确、简要、易懂、通行、融会贯通的权威论断本子，对于读者的研习《论语》，求得圣人之道，实在是善莫大焉。

在这方面的典型著作就是南怀瑾南老的《论语别裁》。此书对于《论语》正文，分诸篇章娓娓道来，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化高深烦难为通俗易懂，确乎是讲解类的代表作。然学界一般认为，该书之失有二：一是不够严谨，二是圣言中有己言，混己言为圣言。因此在权威性方面，有所欠缺。

笔者认为这方面最好的本子，当属张居正主持编纂的《四书直解》（《张阁老直解》）。此书的特点在于：

1、准确性与通行性

该书多采自朱熹《论语集注》，底本权威、义理明审，是元明后最通行的本子。

2、简要易懂

该书乃张居正等饱学之士为童年时的万历小皇帝所编的教材，彼时万历不过一十岁孩童，因此该书之语言与道理，都须是浅显，易知易会易行。

3、融会贯通与权威性

为便于理解，《直解》中引用了大量生动的典型事例，同时，进行了有针对性的阐发——须知张太岳身为明代最伟大的政治家，其识见之高水准，他人难望其项背。出自其人其口之言，其权威性傲视群雄。

五、评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