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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罢苏东坡，我觉得我们可以稍稍提一下黄庭坚。黄庭坚是北宋晚期非常重要的文化大家，他与张耒、晁补之、秦观都游学于苏东坡门下，合称为“苏门四学士”，其实黄庭坚比苏东坡只小八岁，苏轼对他一直以朋友相称，但黄庭坚对苏轼却一直以师事之，或许也正是这个原因，黄庭坚一生仕途的起伏受苏轼的影响非常大，苏轼起，他跟着起，苏轼落，他也跟着落。就算是苏轼已经去世，苏轼的政敌依然没有忘记对黄庭坚的打压。 
徽宗崇宁二年（1103），苏轼已去世两年，但对“苏党”一派的打击仍在继续，蔡京立元祐党人碑（“苏门四学士”全部在列），黄庭坚因此被除名，编管宜州。宜州在广西，这算是远贬，黄庭坚直到第二年的五、六月间才赶到任上，贬到宜州的第二年即崇宁四年（1105），黄庭坚写了一首词，即《清平乐·春归何处》，全词如下：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鹂。百啭无人能解，因风飞过蔷薇。“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报任安书》） 好的文学作品，都诞生在作者的人生低谷时间段，比如，苏轼的好作品都出自他贬谪期间（黄州时期尤甚，因为那是他的人生最底点），黄庭坚一生留下词作将近200首，但为后人称诵的作品不多，几近晚年的这首词算一首，另一首《虞美人·天涯也有江南信》也算一首，“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所传递的暮年之愁，让人慨叹！这两首词都作于宜州，花甲之岁，人生迟暮，作完这些词，黄庭坚就在宜州溘然长逝了。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开篇就发出这向天一问：春天去哪儿了？这很让人警醒。季节的变迁本来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春天走了，明年还会再来，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但是作者还是发出了问话。这当然是惜春，可他惜的春天不只是自然界的春天，还有他人生的春天，还有他仕途的春天，他老了，所以珍惜春光，他在仕途上遭受打压，所以他希望留住“春光”，所以他珍惜春天，寻找春天！他当然找不到春天，因为四处找不到春的脚印，周遭一片沉寂。
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春残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春去也是任何人都无法挽留的，但词人却有妙思，他转头问（虽然无人可问），希望有人知道春天的去处，并且唤她回来，要跟她同住。这是曲笔，因为有了这层婉转，小词似乎有了情节，有了厚度，因此更加耐人寻味，也更表现出词人对“春天”有着强烈的渴求。
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鹂。词人当然只能失望，因为谁也不知道春天去哪儿了，这又是一转，他也当然知道春天不可能被唤回来，但他却仍保留有一丝希望，希望黄鹂能知道春天的踪迹，这种联想是顺理成章的，因为黄鹂常常同春天一起出现，寻找春天，问黄鹂再合适不过了。
百啭无人能解，因风飞过蔷薇。黄鹂有回应，它唱出了婉转的啼声，但词人仍然不知道它在说什么，谁又会听得懂呢？或者说，黄鹂的叫声，是静中之动，它更加重了词人心头的寂寞和失落。他注视着黄鹂，却又看见黄鹂趁着风势，扑扑楞楞飞过了蔷薇花丛，消失了。
为什么是蔷薇，因为蔷薇只开于春夏之交，而且它一年只开一次，蔷薇不像月季，在每年的花期之内每月都开。蔷薇花开，证明夏天已经到了，春天是彻底回不来了。结合黄庭坚写词时的境况，他的惜春、伤春，当然也是对自己的哀叹，自然界的春去无影，来年还能回转，而对于黄庭坚，人生的春天却再也回不来了。黄庭坚的诗词有宋人的通病，他喜欢在诗词中掉书袋，他爱用典故，喜欢说理，诗词一旦开始说理，就毫无趣味了。但这首词很纯粹，就是惜春，所以说这是他难得的好词。黄庭坚的词，历史上褒贬不一，宋代陈师道称：“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耳，唐诸人不逮也。”（《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二引），这评价很高，秦观在家族兄弟中排行老七，人又称“秦七”，黄庭坚在堂兄弟中排行第九，所以又称“黄九”。他看得上的词人，只有这两位；清代陈廷焯则在《白雨斋词话》里直接说“黄九于词，真是门外汉。”这个评价又很低。评价悬殊这么大的原因，一则是因为文学审美的不同，一则是因为黄词的确水平不一，高下差别很大。实际上，一个人身后的评价，谁又能做得了主呢？我们只需静下心来欣赏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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