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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有一个词特别流行，就是“干货思维”，我一直提醒大家要特别警惕干货思维，因为那些所谓的干货，在挤掉了水分的同时，也挤掉了这些干货的前提条件、隐含条件、适用条件等等这些关键信息，就像我们从某些大佬那里听来的一些“干货”，我们假设他们是出于真诚之心，而不是刻意的误导，这些干货咋听起来会让我们很兴奋，但是具体使用的时候，我们又不知道应该从何下手，因为这些干货隐含掉了他的思维境界和认识水平，也就是他驾驭这些干货、方法的思维，同样也隐含掉了他所拥有的可以支撑这些'干货’能够最终起作用的资源和条件。 从这个角度来说，《论语》就是最干的干货。 我们都比较熟悉，现在通行本的《论语》一共20篇，500条左右的语录，绝大部分都隐藏掉了对话的背景信息，其中很大一部分连对话的对象也隐藏掉了，这就极大的提高了读懂《论语》的难度，也极大的提高了造成误读的空间。 传统上，解读《论语》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以《论语》解《论语》。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对《论语》当中的一些关键概念，比如仁义礼智信，在具体的语境中，不好解读的时候，大多数人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引用《论语》当中，其他的和这个概念有关的语句进行强行的解释。 因为孔老夫子本身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对于同一个问题，或者说同一个概念，他会因为对话的对象的性格、所处的地位等等，给出不同的回答，甚至是有很大的差别，所以，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解读，几乎必然会导致误读。 我们先来说简单的说一下《论语》被误读、误解、误用的五个主要的阶段和各个阶段最为重要的特征。 第一个阶段，孔老夫子去世之后，儒分为八，众弟子们因为他们记录下来的内容有很大的区别，每个人的理解也不尽相同，这就导致了极大的争论，但是绝大部分还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偏差。 第二个阶段，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大量的儒家的典籍资料丢失，学术的传承也只能通过口口相传的形式进行，这种方式也必然会导致出现一些误读、误解和无用。从70年代以来出土的大量的简帛资料，大部分都是属于儒家这一点来说，可以作为印证。 第三个阶段，汉朝，这个阶段最典型的特征就是以“治统”为最高原则进行系统性的误读、误用，甚至是刻意的篡改。汉王朝和之前的夏商周，包括秦都有着极大的不同，刘邦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布衣天子，而之前的王朝的建立者本身就是一方诸侯，拥有自己的地盘和势力，而刘邦则是完全从一介布衣最终成为了皇帝。这种不同带来的最致命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如何来解释自己能够坐上皇帝宝座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不是一个什么重要的问题。但是，对于这样一个王朝而言，却是致命的问题，在中国历史上，上一次碰到这个问题是周灭商，商周之际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底色，最核心的特征就是“人命关天”，也就是由君权神授，转变为了民命就是天命的代表和体现。 所以，汉王朝建立之后，最迫切的一个命题就是如何解释他们能够得天下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如果不深入思考，大家很容易忽略这样的问题，觉得就是一个说法而已，没有那么重要，实际上一政权如果不能合理的解释自己的合理性、合法性、正当性，就会导致暗流涌动，最简单的说法就是，你刘邦也是一介平民，为什么你能做皇帝，我也是一介平民，我可能在某些方面比你还要强，为什么我就不能呢？刘邦作为开国皇帝，有具体的历史功绩，相对来说还要好一些，反对的声音不会很大，但是，到了他的子孙的时候，这个问题就越来越迫切，一是那些开国功臣们，没有了刘邦的压制，自己逐鹿天下，过把皇帝瘾的想法也会越来越强烈，即使是在刘邦的家族内部，同样也是暗流涌动，他们想的是，同样都是高祖的子孙，为什么是你来做皇帝，而不是我来做皇帝，这基本上就是汉王朝初期几十年的主题。其间，各种说法轮番粉墨登场，比如五德终始说，以及各种谶纬之学等等，非常热闹，直到汉武帝时，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才算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当然他是有一套完整的解释体系，而不仅仅就是这四个字。但是，这其中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特别是对于孔老夫子的或者说是儒家的终极政治理想理解和解读，我们之前讲过，孔老夫子终极的政治理想是天下大同、天下为公，而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基本上完全走入了家天下的政治伦理和政治模式，这种家天下的模式，也就是小康之世，反而是孔老夫子所批判的。 我们现在经常还会用到的几个词，比如家国天下、家国情怀、四海为家，这些词的含义，从我们现在的理解来说，基本上都是比较正面的，或者说是褒义的，这已经和它们的本意相去甚远，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这里的家指的是帝王之家，四海为家指的是四海之内都属于帝王的私产，当然这既包括自然资源，也包括所有的子民。这种家天下的模式正好满足了封建帝王们的统治需求，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政治治理逻辑，帝王也就超脱了所有的人，成为了独立的存在，而所有的规则都是给普通人的，在汉王朝的为了解释治统的模式之下，整体的社会逻辑就变成了只有那些道德修养水平较高的人，才能得到青睐，被重用，也就是举孝廉的人才选拔模式。 在这种家天下的模式之下，这种微妙的平衡就是皇帝们从理论上接受人民和上天的监督，实际上基本没有任何约束力，而对于普通人的要求则是无条件的接受皇帝们的统治，而且要通过自身的道德修养来获取被发现和被任用的机会，这也就导致整个社会进入了一条道德竞赛的轨道，这基本上是之后的中国历史的主流。到了东汉末年，这一套运行了几百年的理论体系积弊越来越严重，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普通人已经没有了上升的通道，所有的资源分配基本上都成了世家大族们才有资格参与的游戏，这也就导致了中国陷入了几百年的混乱，与此相伴随的就是儒家的没落，长期的战乱和无法改变现实的无力感，让绝大多数人开始遁入佛、道，玄学大兴，道家、道教、佛教开始大行其道，而到了隋唐重新实现大一统。 第四个阶段，唐宋之间，中国实现了一次重大的变化，就是从贵族社会彻底的转变成了平民社会。 为了避免再次陷入混乱，李唐王朝，特别是唐太宗李世民自身也有对抗关陇集团势力的现实需求，只能倚重和大力提拔那些跟随自己打天下的新的普通人出身的军功集团，这也就代表了需要大力的发掘和发挥普通人的力量，而不是再被世家大族们所左右和裹挟。与此对应的，就是有文化自觉的人，比如韩愈，开始大力提倡恢复道统，重新回到儒家的轨道，隋唐的繁荣得益于经过数百年的战乱之后，人心思安，同样科举制，作为普通人能够改变自身和家族命运的主通道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文化上的表现对于接续从孔老夫子到孟子的道统，而弱化道家和佛家的思想，当然，这个时期的道家和佛家也开始更入世，而在社会形态上，从唐朝开始一直到宋朝的主题就是把中国从一个贵族社会逐步改造成了平民社会，随之而来的就是全社会创造力的大爆发，这也造就了大宋王朝的璀璨文明、灿烂的文化，生产力水平的巨大跃迁。但是，大宋王朝为了避免重武轻文容易引发的社会的动乱，矫枉过正，重文轻武，同时在北方游牧民族长期的袭扰之下，节节败退，更趋于保守，甘于偏安一隅，这也就是中国文化越来越文弱，越来越保守的开始，而标志性的就是把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读本，这也就让中国文化逐步丧失了思辨精神，丧失了时中，时间的时，中间的中，也就是要与时俱进，因时制宜的权变的精神，而这种思想在盛唐的时代还有着极其鲜明的特色，这也体现为一种宏大的包容性。 宋朝是在道德竞赛的轨道上越走越远，这种竞争的极端化，就是忠孝这些概念演变为了愚忠愚孝，而被极端褒扬的一些忠孝的行为，基本上都是反人性的，与此对应的就是女人缠足、郭巨埋儿等等我们都熟悉的所谓的封建的糟粕。 宋明两代都是被异族入侵而亡，不是没有原因的。可以说，从朱熹的思想被确定为标准版本开始，中国几百年的衰落就已经注定了。宋明两朝我们很容易产生误解的地方在于，经济都非常的发达，我们也经常说在明朝的中后期，中国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实际上就是这两个王朝用放松对民间的经济管制来换取政治上的稳定，以此对冲政治上的僵化。这里，我们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也不需要把责任都推给朱熹，从学术的角度来讲，朱熹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对于四书的注释也都有很多非常高明见解、独到的阐释，如果只是从学术的角度来谈，朱熹可以说对于中国文化的复兴和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到了清王朝，统治技术可以说已经发展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如果没有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清王朝高超的政治管理能力，可能还会让他们的统治持续更长时间，但是与之相对应的很可能就是一潭死水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代重复一代的无限循环模式。 第五个阶段，从鸦片战争到至今。 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这一两百年以来的主题，就是救亡图存，而其中不管是对孔老夫子，还是对儒家的或捧或贬，都可以说是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化变革的风向标，背后就是中国人的国民性的演变。 不同的时代，对于《论语》的阐释和解读都沉淀到了我们今天的中国人的国民性之中去了，这对于我们理解我们很多思想的来路，对于我们理解当下的中国和思维，都会非常有帮助。 在这里，我之所以要花这么大的篇幅跟大家讲中国思想文化的演变，是想让大家建立起一个整体的概念，要不我们在讲解具体的内容的不同理解的时候，很容易陷入迷惑，不同时代的解读和阐释，实际上都是为了解决当时存在的问题，脱离了历史背景，脱离了具体的历史环境，单纯的从文本和思想上进行评判也很容易陷入偏颇的境地。 我们下一篇文章聊聊，解读《论语》的三个层次，以及应该如何真正的读懂《论语》，也就是读懂孔老夫子的真精神，真学问，都需要参考哪些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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