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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举报了甘炳成》一文的影响，有许多各式各样的回复，当然表示支持甘炳成的就两三个。但是在我的熟人圈里，有个别说法让我感到不妥，因此有必要在此专门写的东西予以说明，因为大家都是同行相熟，所以不点名也不争吵，我只是把我的个人观点说一说。 第一个观点是老生常谈，就是不该得罪人，这个不是主要问题，所以简单点说。 我不得罪人，人家就不得罪我了吗？这个世道如今这么虚假招摇过市，才让我们的生活空间如此逼仄，制度缺陷固然是一个问题，那些造假的和麻木不仁的人其实也难辞其咎，如果造假会得到广泛批评，制度也不会如同虚设。制度并没有明目张胆的的容忍造假，制度只是没有给出应有的纠错机会，造假者和麻木者才是实施这种行为的最大始作俑者。 可以换个说法：所有造假者，都是诚实者的天敌，造假就是得罪诚信，所以一切造假的人，其实都在直接或者间接的得罪我。人家都先得罪你了，你还要有话好好说，这不啻于自带枷锁。直接得罪我的如我现在的所长潘湖生，就是个抄袭混账低能儿，甘炳成也不幸同样是个所长，同样靠作假作威作福，虽然与我没有直接联系，但他就是诚信者努力者的公敌。 这不是个人得罪问题问题，而是社会两种力量的天然对立问题。 第二个说法貌似有理，那就是说甘炳成的问题不是唯一的问题，中国造假的多了去，你管得了吗？ 貌似有理当然不是真的有理，首先我不是职业打假，而是仅仅针对我所能够知道的问题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揭露批评，这是一个守法者的义务。中国的造假问题，理应由专门的部门去打击，或者有对口的部门去管理，我的举报不是自行打假，而是在法律、制度、程序的框架下做正常的事情。谁有这个要求我打假或者为打假负责的资格呢？凭什么？ 明明知道的问题，有条件有信息支持有程序可循，做不做相应的动作，可以是一个人的选择，我或许不可以要求所有人同样做法（实际上作为国家公民的义务的可以要求的），为什么反倒有人可以要求我不做合理合法合规的行为呢？ 虽然我知道说这话的朋友并不是参与其中的人，但很有点准备跃跃欲试的味道，似乎因为造假的多了，他不干就有吃亏了感觉，而我的行为可能会阻止他继续朝造假之路前行。 这样不好吧？难道，丢了东西就是做贼的理由了？ 第三个问题是真的有少许道理，不过可惜的是，道理少的太严重。持这个观点的人认为，中国的各种奖项均存在夸大成绩的实际，所以甘炳成的问题性质并不比别人更加严重。 这位朋友举了些例子，确实，我虽然不敢肯定他说的有多靠谱，但相信都不是空穴来风。 所有在体制内工作过的人都知道，中国有个荒谬传统叫评先进，你一年到头辛辛苦苦下来，努力于此时却没有多大关系了，先进不是做出来的，而是评出来的。所以到头来，大家不得不都夸大成绩，因为评优还涉及职称晋级，如果不服从这种狗屁规则下场就都如同我这样，尽管某些教授或研究员都不配给我提鞋，我却只能是中级，这是光荣的中级还是耻辱的中级？ 所以即使许多人在评比中确实夸大了成绩，但如果仅仅是夸大了成绩，那也是被制度所强奸，因为制度并不较真评比材料的水分，甚至连真伪也不追究，得靠举报。当然事实上这么大国家，所有东西都由一个机构去弄清楚也不现实。并且以甘炳成的事情为例，公示期一过，链接都没有了，这显然也有点不太希望有监督的意味，都已经公开过，为什么要关闭呢？无非是防止穷追猛打的深究。 不夸大就直接出局，有什么办法？社会环境逼良为娼，娼妓就不是耻辱。不夸大就等着和我一样做中级，让一个高级sb来管着你。 所以我用一个例子来比喻，不造假只夸大的，和既造假又夸大的的，他们的异同在哪里？那就好比饭店里的大厨和传菜，大厨做了八道菜接待了十个客人，夸大成做十道菜接待了二十个人，而传菜的也说自己做了十道菜接待了二十个人，着两者能一样吗？大厨的问题和传菜的问题，怎么可能没有不同？我认为那是相当大的不同。 尤其是，如果规定，接待客人不到20人就不给营业的话！ 回到中国古话说的“五十步笑百步”，现在倒是没上阵的说别人退了50步？呵呵，这道理也叫理？ 所以我绝不因为所有奖项有水分就质、量不分，无中生有之假是质假，夸大成绩之假是量假，是完全不同属性的假，大厨远比传菜的要重要，大厨不夸大也确实能够做出菜，传菜的没有大厨，连夸大的根基都没有。 羊肚菌栽培的外援营养袋技术这件事，谭方河才是大厨，甘炳成只是个传菜的，甘炳成的假，是质和量的双重造假。 所以，对不起，朋友们，你为甘炳成的辩护很苍白无力，恕难从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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