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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先觉守衡阳的时候，确实很困难。 第十军在第二次长沙会战的时候，第一次被划归第九战区指挥。但因为薛岳指挥不当，将第十军的三个师分开，轮番投入战场，去增援三十七军，导致第十军的三个师变成了轮流挨揍，最后全部被击溃。而在战后，薛岳还倒打一耙，向重庆军委会告状，说李玉堂指挥不力，重庆下令，将李玉堂撤职。 到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时候，第十军奉命坚守长沙，充当炉膛。临时没有办法，只好命令李玉堂代理军长，死守长沙。日军到长沙城下时，补给已经相当紧张，第十军在外围稍作抵抗，就退入城内坚守，战斗也十分激烈，预备第十师伤亡超过三分之二。第三次长沙会战胜利结束后，李玉堂又因功升任第二十七集团军副总司令，第十军军长由预备第十师师长方先觉继任。 常德会战中，薛岳认为这是新成立的第六战区的事，因此增援常德态度消极，在重庆三令五申之下，才不情不愿地将第十军派出去增援。但在指挥上，薛岳又将三个师分开来指挥，师长周庆祥遇见日军，未战先逃，部队溃散。另一个师长孙明瑾在撤退途中，遭日军飞机扫射而死。另一个师被薛岳派往别的地方，也被日军击溃。战后，第十军被迫撤往衡阳整顿补充。方先觉认为这是薛岳故意陷害他。 因此，到第四次长沙会战时，方先觉与薛岳关系已经十分紧张，很不信任薛岳。而薛岳因为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居然飘起来了，认为从此日军不敢进攻长沙。重庆方面再三提醒说，日军有进攻长沙之意，薛岳始终不相信日军还敢再来。所以，在第四次长沙会战之前，薛岳毫无准备，日军来了之后，薛岳又有意让第四军露脸，将守长沙的任务交给了第四军。 但此次日军来者不善，和前三次进攻长沙完全不同。东线并不着急前进，而是稳扎稳打，逐步压迫国军战线整体向南后撤，占领一个地方，就开始修整道路，维护交通，建立补给线，西线则越过洞庭湖防线，东西两线齐头并进，既没有把外线让给国军，也没有一路猛打猛冲，直奔长沙，薛岳的天炉战法失灵了。 日军到长沙城下时，第四军没有什么准备，战区司令部仓皇撤退到湘南一带去了，留下的第四军军长张德能指挥不力，将部队重点放在河东地区，河西制高点岳麓山反而没有留太多部队。等到留下指挥的战区参谋长赵子立提醒后，张德能才慌慌张张地将部队往河西撤，部队转移时，日军一顿猛攻，国军大乱，仓皇溃逃，长沙失陷。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原本是作为后方的衡阳，突然成了决战战场，原本调往衡阳整补的第十军，也成了决战的主力军，仓促上阵，准备不足。而此时粤汉线东边的国军，已经在日军压迫之下，整体退往湘赣边界地区，与衡阳之间也被日军隔绝，无法增援衡阳。西边王耀武二十四集团军奉命增援衡阳，路上又遭到日军强力阻击，无法突破。 第十军此时全军三个师，配属指挥暂编54师，共计约1.7万人，奉命坚守衡阳，掩护西南大后方，方先觉和周庆祥、葛先才、饶少伟等人，就率领这1.7万人在城中坚守。从一开始，方先觉就对薛岳不抱什么希望，而是直接和重庆联络，希望重庆的蒋校长能给他调派援军解围。但蒋校长回电，也只是一再勉励他继续坚守，也承诺增派援军，但却始终没有看到援军的影子。 第十军在衡阳孤城苦战47天，部队仅伤员就达到了七千人，能拿钱继续作战的只剩下三四千人，不得不一再把机关工作人员、后勤工作人员都派到一线部队去，但仍然等不来援军。按照第十军将士的回忆，在最后时刻，方先觉发出衡阳最后一电，确实有突围的准备，但考虑到七千多伤员无法带走，留给日军又怕惨遭毒手，所以才不得不投降了。 葛先才的说法则不太一样。他说，在坚守到第46天的时候，方先觉率下属将领给重庆发出衡阳最后一电，确实是准备杀身成仁，因为此时日军已经攻进城了，肯定是守不住了，突围也不一定能出去，他们准备自杀，但师长周庆祥在关键时刻私自和日军联络投降，日军承诺第十军降汪不降日，之后改编为南京汪伪政权的伪军“先和军”，方先觉才同意投降。 但参加了外围增援解围战斗的部队，如六十二军和五十八军的部队都认为，并不是增援不力，尤其是五十八军，曾经派出一个突击队到达指定和地点，去接应方先觉突围，但他们到达之后，却始终未能等到第十军的人，最后不得不自己车走了。第十军的人则说，他们派人去了，根本没有看到接应的人，又退回去了。 但无论如何，投降都是耻辱的。无论方先觉是被周庆祥骗了，还是因为不忍心放弃七千多伤员，这些都不是他投降的理由。虽然前面的四十七天坚守在当时也是轰动中外，衡阳最后一电更是震惊世界，但毕竟最后他以投降结尾，还是让第十军和他自己都蒙受了无法挽回的名誉损失。他后来找机会又逃回重庆，虽然蒋对他大加表彰，但可能是后来知道了真相，此后信任过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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