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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董文茂 “试验表明，治理草原沙地种树不如保树，种草不如护草。”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提出，中国的草原生态恢复从思路上进行转变。 研究表明，严重困惑国家生态安全的沙尘暴源头，主要来自严重退化的草原、农牧交错区的农田以及草原上干涸的湖盆。其中我国各类草原的退化是造成沙尘暴的主要诱因，在草原上开荒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沙尘暴。 植物生态学家蒋高明提出的新思路是，通过“禽北上”和“畜南下”治理沙尘暴、保护草原。这一新思路来源于蒋高明曾负责国家“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中内蒙古正蓝旗浑善达克腹地的试验，而那里正是离北京最近的沙尘源。 蒋高明认为，这或许为困挠国家的草原退化、沙尘暴、食品安全问题找到一个突破口。 畜、禽为何迁居 “简单地说，'畜南下，禽北上’，就是将牧区的牲畜转移到秸秆过剩的农区饲养，将农区集中饲养的家禽转移到草原牧区散养，这样调整的结果是充分利用了草原的空间，和农区的秸秆。”蒋高明说。 按照这一思路，今后牲畜的主产区应由内蒙古、西藏、新疆、青海、宁夏等低光合生产的传统牧区进入山东、河南、河北、四川、湖南等粮食生产大省，即畜要“南下”。而国民需要的真正的“柴鸡”、“柴鸡蛋“应来自草原的传统牧区，即禽要北上。 蒋高明说，这一思路的核心出发点，是通过科技投入充分利用牧区和农区各自的优势，使得单位土地面积的光合产物增值，土地增值，节约出大量的土地用于生态保护。 “尽管国家明文规定不准烧秸秆，但由于我们没有给秸秆找到一个很好的出路，这个'令’根本行不通。如果将秸秆充分利用起来，其升值部分可能是粮食价值的5到10倍。”蒋高明算了一笔账，中国6-7亿吨秸秆资源中，玉米占38%、小麦占22%、水稻占19%，豆类、薯类、油料类各占4.8%、2.8%、8.3%，可做饲料的部分占94.9%，由于秸秆含有一多半的能量和物质，这些饲料足以喂饱全国的牛羊。 但是，现实的状况是“大量的生态空间浪费了。”以草原为例子，草原最大的优势是生态环境很好，但生产力很低，延续了几千年的畜牧业没有科技投入，牲畜一年里2/3的时间吃干草，甚至连干草也吃不上。 在农区，每平方米养鸡七八只；在草原，几百平方米养一只的空间都够，且草原虫害可得到控制，还可节省1/3的粮食。 如果秸秆中的能量和物质如果能够进入牛羊体内，再通过粪便或沼渣还田，就可以增加地力。全国10亿多只标准羊单位的“口粮”，仅秸秆一项就能全部满足，甚至当国民消费水平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时，农区的秸秆饲料也能满足。 全国的账算下来，理论上讲，粮食可翻一倍(即所有的光合作用产物都利用了)。而国家最头疼的草原退化问题，因为“畜南下”轻松解决。而草原的“数量”畜牧业向“质量”畜牧业转化，将牧区的牲畜数量减少到目前的1/10左右，而价格将提高5到10倍。 蒋高明认为，“畜南下，禽北上”，在草原解决的是沙尘暴、生态退化的问题；在农区解决的是烧秸秆、农田污染、农业生态不可持续的问题；同时，对农牧区来说，这一思路还可以解决当前农牧民共同的致富问题。 “畜南下、禽北上”着眼于生态和食品安全问题 2000年，浑善达克沙比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口增加了4倍，牲畜的数量增加了17倍。因此，减少牲畜压力，释放自然力是当务之急。 2001年，蒋高明和他的团队把4万亩严重退化的草场封育起来，结果当年的草长到80－140厘米。到了2003年，滩地草丛最高已达1.85米。这个高生产力一直维持到今年。最近出版的美国《科学》报道了这一成果。 但是，投资了10万元人工造林阻挡沙尘暴计划却失败了。防护林都死了，变成了牧民的柴火；飞机播的许多种子最终也没有竞争过本地的植物，造成了很大的浪费。 蒋高明他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浑善达克这样的沙地，种树不如保树，种草不如护草。而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要为草原牧民寻找替代生计，即放弃养牛而改育散养鸡。 蒋高明认为，目前国家的治沙工程，不管是国家林业局的退耕还林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还是农业部的退牧还草工程等，一个共同的缺陷是，国家的钱没有花到点子上去。 “如果国家的钱都用到点子上，让老百姓主动参与，生态治理是没有如此大的难度的。”蒋高明说，这就要求草原和农区有很好的产业，让农牧民可以致富，且可以为国家节约成千上万的生态治理费，农区也因此可以缓解土地和地下水污染等问题。 还有一个食品安全问题，当下活笼养鸡技术非常流行。但是根据蒋高明的明察暗访，养殖禽类的高药物残留，其根本原因是当前养殖技术本身是违背生物学规律的。 养殖户将鸡的生长周期由原来的200多天，缩小到不足40天，鸡萎缩在狭小的空间内(每平方米养7－8只)，天天吃饲料添加剂，这样的鸡发病率很高。导致鸡瘟、禽流感、鸡痘、肾型传染性支气管炎、法氏囊炎等疾病横行。 为了预防死鸡，一些养鸡场是磺胺类药物是和食物一起喂养的，个别地方甚至连禁用药物喹乙醇也在用。另外，养殖户投资搭建了鸡棚或其它设施，出租了土地，他们也着急回收成本，多赚钱。 这种严重违背生物学的养殖方式已经扩大到了鸭和鹅，后者的出笼时间也是40天左右，基本不让它们活动，甚至养起了旱鸭子和旱鹅，全国上下很多地方都在采取这样“唯利是图”的养殖，其结果是以牺牲国民身体为代价。“在我们调查的养鸡场中，进入食物链的死鸡超过八成。”有些地方收死鸡成了暴利产业，他们为收死鸡争地盘大打出手。 “我们必须寻找吃上放心鸡肉的出路。”蒋高明说，中国养鸡平均每年47亿只，平均每人年需求3.7只。从养鸡场到人们的餐桌，供应链环节非常多，且分散，政府难以完全监控，所以，得从养殖的源头上抓。 从动物福利的角度来看，中国这种养禽方式非常容易遭受国际社会指责。禽类需要的大量自由生存空间不仅仅是农家院，更不是在铁丝笼里，而在广阔的草原。这样，就不会出现“放在地上连路都不会走的鸡”。 同时，养鸡对草原根本不形成危害，反而会有效控制草原虫害。2005年4月到10月间，蒋高明和他的团队在浑善达克沙地草地养殖了1.5万只鸡，采用传统办法，不用任何添加剂。 按照这样的规模，每亩可养50鸡，去掉成本和人工费，亩可收入500元，是传统养牛和羊的50多倍，据悉，目前内蒙古退化草原的产值不足10元/亩。 畜、禽搬家存在的障碍 据蒋高明介绍，山东省临沂市正在做'畜南下’的试验，进展顺利，莱西市已有了小规模的应用。“现在，在山东莱西市，几乎见不到一根玉米秸，全市近10万头奶牛将能够吃的黄秸秆也不放过，当然更不会有人舍得烧掉了。”他说。 在那里，蒋高明和他的团队引用一种面包草技术，将秸秆通过微生物的作用变成动物喜欢吃的“鲜草”。 这种技术有效突破了农区养殖秸秆饲料运输难、贮存难、吸收难、转化难等众多难题。 其中，微生物和酶制剂、加工机械和外包装的技术创新，根本解决了青储饲料加工成本昂贵、时间短、烂窖、吸收转化低的许多问题。 在牧区养禽是解决市场问题，只要大城市居民认准消费来自草原散养的鸡而不是来自农区笼子里的鸡，哪怕价格接近，这个市场也会很快形成。 实际上，一些务实的农民早就开始了“畜南下”。山东农区的畜牧业产值是内蒙古的7倍，而土地只有内蒙古的1/30。内蒙古的那些大牌乳品企业早就在农区建场了。据农业部最新数据，中国的牛类有84%来自农区。 不过，蒋高明指出，农区畜牧业的潜力依然没有充分挖掘，如果将秸秆做成'面包’草这种技术得到更大范围的推广，则还能大大提高农区牛羊的数量。 “目前看来，启动经费是这一思路的主要困难。”蒋高明说，实际上，国家拿一个'973’项目的经费即可在全国做成南北两个示范点，已经在城市寻找到持续的消费者。现在，政府部门可能没有看到它的长远利益，不愿支持这个综合试验。” “秸秆转变成饲料技术在国际是领先的，这是中国人的原始创新。”蒋高明说，现在，很多专家受西方的影响太大，总是建议国家的农牧业走西方道路。事实上，在农牧民中行不通，说明这背离了中国的国情。 他建议国家加强“畜南下、禽北上”这一既解决草原退化、又解决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课题的研究，在农区和牧区分别建立示范区，利用技术和市场优势带动产业发展，实现生产发展和生态良好的宏伟目标。 近年来，蒋高明在内蒙、山东分别展开的“禽北上”和“畜南下”的试验也开始得到来自官方的支持和认可。 在山东省平邑县，“畜南下”项目已被写入该县200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内蒙古“禽北上”项目也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重视，今年9月该组织还将就此在锡林浩特和正蓝旗召开国际研讨会。而北京、湖南、广东和宁夏等地也向蒋表达了合作意向。 （本文载《环境》2007年第8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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