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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我18岁，但实足年龄其实还不到17周岁。这一年我选择了提前插队当知青。对于那时候的我们来说，高中毕业一般有三条道路：一条是响应号召，到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成为插队知青；二是假如是独生子女或者身体有残疾的人，可以照顾安排工作——一般是集体性质的单位；三是参军，通过这样的方式逃避插队。第一条道路，是多数人不得不走的，虽然从内心来说，没几个愿意，但形势逼人，不得不去。第二条道路是“特殊人群”的最佳选择。比如，我初中同学，也曾经是同桌的朱小冬，因为听力问题，“顶替”了他父亲，进了饮食行业，继续了父辈的工作。第三条道路则是有人头、有门路的人，比如说一些有头路的人的子女方才可能的选择。我小学同学袁兵兄弟两个以及我姨兄就是走的第三条道路。记得我们高二（3）班20多位男同学毕业之时还去小城照相馆集体留影了，这张照片我迄今依然保存着。照片中，班主任汤瑞祥坐于正中位置，他的两边是他的两位爱徒——倪国强和崔建华。当年我看这张照片的时候的感觉与现在有不小的出入：当年，我觉得汤瑞祥很有“小老头”的味道，而今天则却得他相当青春。为什么会这样？应该是那时的我相当年少，故而汤瑞祥与我们相比，太过老成了；今天，我已经是年过六旬的人了，而照片中的他只有40岁出头。沧海桑田，让人无限感慨。汤瑞祥老师对高中毕业集体留影他左右两边的崔建华和倪国强为什么特别喜欢？那是因为崔建华那时很朴实，很阳刚，同时还又能够在校运会上星光闪耀，轻松得拿下诸如800米1500米等两到三个项目的第一，为集体争光；倪国强则属于那种喜欢围着班主任老师转，班主任长、班主任短，把你捧得心痒痒的人。但非常不幸的是，这两个汤瑞祥老师的爱徒后来都不太争气，其人生道路出现了较大的波折。按照当时的知青政策，插队的最低年龄是18周岁，所以，我本来是可以暂缓一年而不必急着下乡的。但是，我念着这样几件事，还是提前知青了：一是当时有规定，知青返城至少需要锻炼3年，因此，早些下乡也就意味着可以早些回城；二是我对于农村充满好奇，很想体验体验农村生活；三是我那时正处于青春期，逆反心理很强，与我父亲关系不佳，插队农村可以远离是非。知青下乡事实上也有多种选择：一是插队农场，二是知青点，三是单独插队。插队农场的好处是，年轻人集中，不致太过寂寞，生活等诸多问题有组织管着，麻烦较少；知青点是由一些规模较大的企业与业务上与之存在一定联系的公社联办的，因此，插队在知青点的往往可以进入社办企业，不会太过辛苦。而我选择的是最后一种途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母亲心里有这样一个小九九：在农场或者知青点知青高度集中的地方，我们这样普通人家的子女，日后返城，不具任何竞争力；其次，我大姐已经插队三年，假如我到她那里，可以得到她的帮助。所以，最后我去了我大姐插队的那地方：建设公社二大队十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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