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懒悟和唐云、葛康俞的书画缘

 cjs芈人 2021-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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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场景,是九十年前的重演。1928年的3月16日, 28岁的校长林风眠,带着八十多位师生,首秀西子湖畔的平湖秋月,留下了堪称经典的一张合影。这张合影,宣告了中国美术学院前身国立杭州艺术院的诞生,也揭开了中国近代美术教育的新一页。这一天,教务长林文铮、西画主任吴大羽、雕塑主任李金发、图案主任李既漂、国画主任潘天寿、研究部导师克罗多悉数亮相。在参加合影的56名新生中,有一位18岁的帅哥,叫葛康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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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康俞,安庆怀宁人。祖父葛振元是光绪12年的进士,历任保康知县、沔阳知州。外祖父邓绳侯是书法巨匠邓石如的曾孙,曾任安徽省教育厅厅长。父亲葛温仲,和陈独秀在日本同学,历任安庆全皖中学校长、北京大学教授。葛康俞入学前,和陈独秀一起住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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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长莺飞的初春,一群穿着洋装的红男绿女,在西湖边招摇摆拍,自然引起了路人的注目,连沿街铺面的朝奉伙计,都跑出来看新鲜。“吃瓜”群众中,有两个人格外抢眼。一个是穿着唐装的少掌柜,一个是僧袍加身的青年和尚。少掌柜叫唐云,家在杭州开“唐记参店”。这位少掌柜,不会敲算盘,却痴迷丹青,对元代画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情有独钟,曾作诗:“玄诒仿大痴,真得大痴趣”。那个青年和尚叫晓悟,刚从厦门的闽南佛学院归来,在灵隐寺充当香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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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云的父亲喜欢交结僧人,人称“唐菩萨”。而唐云天生一双如来佛的耳朵,也甚得僧众的欢心。一天,唐云在家读《瓯香馆集》,发现清初画家恽南田,早年在灵隐寺做过和尚。唐云喜欢猎奇,便跑到灵隐寺里探个究竟。当唐云路过殿堂时,发现一个和尚正在画粉蝶。虽然色泽艳丽,却没有一点脂粉气。唐云不由自主的停下脚步,示意和尚再画一幅山水。在和尚起笔落墨、皴擦点染之间,唐云发现了和尚的绘画潜质。惺惺相惜的唐云,遂有意结识了这位书生模样的晓悟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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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唐云从城里来到灵隐寺,给晓悟带来几本珂罗版画册,正赶上国立杭州艺术院的开学典礼。于是,便有了那“吃瓜”群众中的一僧一俗。

有了晓悟做内应,恽南田在灵隐寺的逸事,很快就弄了个水落石出。他们还打探到,恽南田从灵隐寺还俗后,主攻的是山水画,和虞山画派的王石谷一样,学的都是“元四家”之首的黄公望。两人的山水画,在伯仲之间。而恽南田不愿与王石谷争锋,遂弃山水改工花卉。恽南田的礼让和胸襟,对于猎奇的唐云和初习绘事的晓悟,无疑是一场醍醐灌顶。后来,晓悟由王石谷入手,继追吴门画派的沈石田,处浙地而与浙派无涉,和唐云早期的绘画路径隐隐暗合。晓悟不仅汲取了恽南田枯而有润的笔法,更是参得恽南田淡而有致的天趣。这种形而上学的顿悟,恰恰是沈石田、王石谷的未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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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艺术院的各科主任,除了教国画的潘天寿,都有着留洋背景。校长林风眠1919年入法国第戎国立美术学院,继入巴黎国立美术学院,因创作了饱含人文主义精神的油画《摸索》,而受到蔡元培的青睐。而林风眠此次执掌杭州艺术院,便是肩负着蔡元培革故鼎新的重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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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命惟新的林风眠,认为传统的中国绘画,已经到了超越规矩、另辟蹊径的历史节点,遂祭起“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的大旗。林风眠推出西画和国画合为一系的新政,每周西画二十课,国画四课。这样的安排,显然带有重西轻中的味道。舶来的素描、水彩、油画、雕塑,很快受到了新潮学子的热捧。而潘天寿的国画课程,却是门前冷落鞍马稀。来自安庆怀宁的葛康俞,是潘天寿为数不多的拥趸者之一。不过,国画教室的听课生寥寥无几,居然还有来蹭课的。这位不请自来的蹭课生,便是灵隐寺的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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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天寿对蹭课的晓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认了这个方外的“旁听生”。在册的葛康俞和蹭课的晓悟,就这样同了学结了缘。寒来暑往,葛康俞和晓悟的朋友圈里,又多了一个唐云,多了一个若瓢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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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山脚下的西子湖畔,晨钟暮鼓的古风道场,他们一起习画参禅,一起击剑弹琴,一起游山历水,一起神思飞扬。他们比象牙塔的骄子,多了份灵动少了份刻板,多了份散淡少了份森严,多了份宁静少了份贲张。这样的岁月,一直持续到1930年。这年冬天,晓悟的母亲在河南潢川故去,晓悟悲感交集,改法号晓悟为懒悟,并离开杭州开始了云游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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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军兴,葛康俞随舅氏陈独秀入川,在江津的国立九中教美术。抗战胜利,葛康俞回到阔别八年的故乡,在国立安徽大学任教。一天,葛康俞带着外甥吴孟明,路过安庆梓桐阁的一家裱画店,吴孟明指着一幅山水画说:“这个赖和尚,画得不赖呀”,葛康俞一看,笑着对吴孟明说:“是懒和尚哦,和我一起在杭州学过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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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十年前,吴孟明先生的口述。因是一家之言,我没有传播。2017年夏,合肥的一位藏友出具了一份履历表,系懒悟手书,记录了1928年懒悟和葛康俞在杭州共同求学的经历,和吴孟明的口述相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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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康俞和懒悟同入潘天寿的绛帐,二人终生受益。那时的潘天寿,无疑是寂寞的,除了每周四个课时的教学,他把大量的精力用于编写《中国绘画史略》。1946年,葛康俞应宗白华之邀,在重庆的《时事新报》上,发表《中国绘画回顾与前瞻》一文,在绘画理论上承袭了潘天寿的衣钵。葛康俞认为:文化之争生存,甚于民族之争生存。中国文化统系在世界文化统系中屹千年而独立,中国绘画亦应如此。而调和东西美术或以西画运动代中国新绘画复兴运动,都至为孟浪。而懒悟在水墨实践中,不追波逐流、不入时人之眼,是潘天寿中国绘画统系中自我精神的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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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天寿先生作为二十世纪中国美术现代化的巨匠,集书画家、理论家、教育家于一身,桃李满天下。重审中国美术史,重塑中国绘画自信,重构中国美术教育之体,林风眠、徐悲鸿并不唯一,潘天寿也是一座高峰。承其余绪者,有童中焘、张立辰、吴山明、孔仲起,得其骨者有葛康俞,而摄神铸意者,懒悟则不遑多让。

有台湾学者著书,说懒悟和林风眠在杭州有师生之谊,其实文献无征,亦乏佐料。不过林风眠在法国期间,对西方大师的作品虽然倾倒,却不一味临摹,传承的是艺术的内在精神。而懒悟抚临明清诸家,虽然冠以石田、石谷、石涛、石溪,其实也是他自己的渐悟和顿悟。慎思明辨,取其神而不袭其貌,这倒是懒悟和林风眠的共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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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末,已是上海中国画院副院长的唐云,由沪抵淝专访懒悟,并为之作画存念。意想不到的是,懒悟竟谢而却之。唐云挚友、张大千弟子曹大铁先生,到明教寺诘问缘由,懒悟曰:“贫僧远显近晦,恶热好凉。唐君此来,行从如云,可谓显矣热矣,心实畏之。其画不如前,有作家气,即若令师张大千亦不能免其度。入时人眼者则不合贫僧之意”。

唐云不以为忤,得知友人白蕉到合肥讲学,特地拜托白蕉代为看望懒悟。那日,主办方安排白蕉、懒悟、萧龙士、童雪鸿、徐子鹤、葛介屏合影留念,而懒悟始终不肯入座。最后,只好在旁边留下一个空位,活生生的把懒悟拽进了画面。这张“我欲逃禅逃不出”的合影,是懒悟在合肥拍下的唯一一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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懒悟和唐云一样恋旧。他们的好友若瓢和尚,不事山水专擅兰竹。所以懒悟的山水,纵有各式各样的树木花卉,你却很难找到一竿竹枝、一丛兰草。原来,懒悟没有忘记和唐云在灵隐寺的执念,毕生膜拜恽南田的礼让和胸襟,如张大千擅虎而不画虎。这,可能就是唐云敬重懒悟这位少年旧契的原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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