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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如水，理论如鱼；水无鱼则腐，鱼无水则枯。我们的宗旨：努力为伟大的书寻找合格的读者，通过伟大的书凝聚志同道合者。 人的自然善好：论卢梭思想的体系 亚瑟·梅尔泽   《人的自然善好：论卢梭思想的体系》 作者：[美]亚瑟·梅尔泽 译者：任崇彬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12 导论 任何被理解卢梭思想的热望所攫注的人，都无法避免被一大堆因意见分歧和激烈争论而出名的二手文献搞得畏缩不前。可以很公平地讲，没有任何其他哲学家像卢梭那样，得到了如此多样的解读和误读。 鉴于这一事实，或许最好的办法，并不是从最直接的问题——它们是什么意思？——开始，来研究他的著作，而是从一个可以表明如何回答前一问题的次一级问题开始，来研究他的著作：到底是什么导致了他的著作特别难以理解？ 抛开伴随着努力去理解一个比自己的头脑更加伟大，且处于遥远时空的头脑而自然产生的困难不谈，我认为人们可以指出四个使得解读卢梭变得特别困难的独特因素。按重要性作升序排列依次是：卢梭的“传记”，他在哲学和历史上的巨大影响，存在于其思想中的显而易见的矛盾，以及最后——这也是卢梭本人所强调的——将他的思想把握为一个独立的、成体系的整体的必要性和巨大困难。  卢梭的传记 人们误解卢梭的首要来源，在于他的性格和生活的格外奇异，这使得学者们很难严肃地将他的论证当作论证而非症候来看待。他的性格中充斥着各种心理怪癖：他渴望被人打屁股和暴露自己，他的怪病，他爱上了一个被他称作“妈妈”的女人，他的迫害妄想症。 在这样奇异的性格之外，他还有着不同寻常且动荡不安的生活：他的童年是在严格加尔文主义的日内瓦度过的，他在青年时代当过镂刻师的学徒、流浪者、男仆、音乐教师、法国驻威尼斯大使的秘书、一个法国包税人的助手，并和一个亚麻工人特蕾莎结了婚，他在中年时期成了全欧最闻名遐迩的哲学家，以及最终，他沦落为一位不断躲避迫害的不安的逃亡者，不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中的迫害。  更有甚者，卢梭通过写作他的《忏悔录》，这本透露了其生活最私密细节的书，攫住了我们。与在他之前或之后的任何其他思想家不同，卢梭允许、邀请、事实上几乎是要求传记和心理学方面的还原主义。并且，在同等程度上，他也接受这个。 然而，卢梭明确认为，其生活和性格的奇异性，恰恰使得他有可能发现有关人之自然的奇异且隐秘的真理。当然，在我们能够就其自身价值来理解和判断他的诸观点之前，我们没有资格对它们做心理学上的解释。[1] 卢梭的影响 使得准确解释变得困难的第二个因素——与此同时也使它变得尤为重要——是卢梭的空前影响。 在哲学方面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们往往被其门徒的信条所掩盖，这就需要一段精细的发掘过程，以便把他们的原初思想与他们在其他人那里所引发的类似却不同的观点区分开来。特别地，与事实上他的任何一个门徒相比，卢梭都是一位更为复杂且更不“固定的”思想家。在卢梭的思想中读出他们自己思想的共同倾向——比如说，把卢梭变成一位浪漫主义或康德主义者——常常歪曲了他的意思，尤其是通过过分简化的方式。 如果一位思想家在历史上很有影响，也就是说在重大的文化和政治巨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情况会更糟；因为在那时，党派利益会强迫性地把他改造为意识形态方面的盟友或敌人。 由于卢梭持久的历史影响，二手文献几乎从来没能摆脱这种扭曲。首先，由于其著作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所发挥的作用，在此之后，由于他对浪漫主义运动的影响，以及更后来，由于他对社会主义的贡献以及他在极权主义兴起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一些人赞美他，而另一些人则恶语中伤他。[2] 卢梭的作品被卷入了近两个世纪以来几乎每一场重大的意识形态斗争——结果是它们变得伤痕累累。当然，没有任何严肃的观念研究者能够或者应当忽视卢梭思想的危害，这些危害是相当真实的。只不过它们是些最好通过理解来化解的危害罢了。  卢梭的不成体系且相互矛盾的著作 妨碍理解的一个更大困难源自卢梭著作的内在特性：它们看起来既不成体系(unsystematic),又自相矛盾(self-contradictory)。 很难否认，卢梭的写作风格是不成体系的。因为他相信，当你对着人们的内心(hearts)讲话时，他们的头脑(minds)会紧随其后，所以他倾向于描述(paint)而非论证(argue)。在他的作品中，小说和论文一样多。恰恰由于他的目的是赋予观念以生命，所以他会避免分析和解剖这些观念。不过，虽然这种风格确实是他的魅力之一，但往往使得读者难以搞清楚卢梭自己的论证。 更糟糕的是，这种风格常常掩盖了论证的存在。正由于其文学技巧的娴熟，卢梭的著作才显出无技巧的样子，仿佛它仅仅是强烈情感之非反思的、狂热的倾泻一般。就像伯特兰·罗素使我们确信的那样，他看起来有些像诗人或者预言家，但肯定不是“现在被人们称作哲学家的人”。[3] 看起来他只是让我们去感受(feel)，而非去思考(think)，似乎“理解”卢梭的真实含义，就是富于同情地进入他独特的“视界”(vision)。  与这一点相关的常见假设是——很难高估它在多大程度上完全决定了我们对卢梭的所有回应——无论他可能说了些什么，也无论他所说的多么有趣，他讲的东西并不难懂。在智识方面，他并不像比如说亚里士多德或康德那样难以理解，我们也无需苦思冥想，发展出长长的、精妙的推理链条，并且绞尽脑汁。就这样，卢梭诗性的且不成体系的风格，尽管很吸引人，但搞得他的读者察觉不出其论证的迹象，而且也阻止了读者们付出必要种类和程度的努力。 当然，这一问题由于指控中的第二条而变得更为糟糕：卢梭的著作不但不成体系，事实上还自相矛盾。的确，在他的作品中，我们似乎可以找出至少四大矛盾。 第一个，也是这里面最明显、最著名的一个，是《第二论文》*中的极端个人主义与《社会契约论》中的极端集体主义之间的矛盾。人们还可以在这个矛盾里加上随之而来的某些其他对立：卢梭赞美孤独与赞美共同体之间，赞美懒散与赞美行动之间，赞美自发性与赞美自我克服之间，赞美彬彬有礼与赞美军事勇敢之间，以及赞美世界主义的人文主义与赞美排他性的爱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第二个，是存在于以下两者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是卢梭的极端平等主义、他对人民的过分赞美、对无限制的人民主权的要求、对纯粹的直接民主制的坚持，另一方面是他的精英主义、他对人民的贬低、对公民宗教之必要性的坚持、他所给出的要有立法者甚至是能够型塑和操控人民的行政权的建议，以及其他看似反民主的或权威主义的政治措施。 第三个，卢梭跟随孟德斯鸠（并且先于伯克）的脚步，强调既定习俗、历史背景以及地区差异对于政治的重要性，接受“自由并非所有气候的果实”这一从根本上说是保守主义的原则(SC III-8: 92)。但是，这种审慎的、颇具政治家风范的(statesmanlike)灵活性和保守主义，是与他那教条主义的、非历史的、具有普遍颠覆性的宣言相矛盾的：任何不能与《社会契约论》中那些几乎很难满足的苛刻原理保持严格一致的国家，都是不合法的。 最后，也就是第四个矛盾——它可以被看成其他三大矛盾的源头，或者至少说是汇总——涉及到卢梭在政治思想史中的身位问题。一方面，卢梭看起来很明显是一位现代的、启蒙运动时期的人物，他首先受到诸如霍布斯和洛克这类思想家的影响：他们的个人主义和社会契约理论，他们的平等主义，以及他们对建立在自我保存之根本目的基础上的普遍合法性原则的宣告。 另一方面，卢梭似乎怀着厌恶拒绝现代性，并且返回到高贵的古典世界，返回到柏拉图和普鲁塔克、伽图和吕库古、罗马和斯巴达：他们的集体主义，他们的不平等主义，以及对于建立一个能将其公民的德性提升到至高水平的政制所必需的罕见且复杂的条件的激赏。  查看这份清单，人们会惊讶，它并不包含每个作家都会有的那种模棱两可和张力，而是包含着诸种两极对立。虽然卢梭特意强调他的作品并非真的矛盾重重，但他也没有否认，甚至是公开哀叹，他的作品的确看起来是这样。[4]造成学者们在理解他时所遇到之巨大困难的最主要原因，就是这种不可避免的表面上的矛盾。 关于这一点，我们的结论可以归纳为，两个世纪以来，卢梭的思想呈现为这样一种矛盾，该矛盾存在于其反常性格的内部，并被包裹在有意的扭曲之中。 卢梭的体系和他的矛盾 最后，我们转向卢梭自己就人们对其著作的误解（自从《第一论文》*发表以来他就极为关切这一问题）所给出的解释。卢梭坚称，除非将其思想当作单一的、成体系的整体加以全面地把握，否则他的思想将一直为人们所误解甚至是显得充满矛盾，不过，由于各种原因，他的读者们不愿意或是无法做到这一点。[5] 实际上，任何熟悉卢梭的人都知道他的著名说法，亦即他的思想是成体系的，不过他的许多解释者们都是以抽象的方式来理解这一点的；一旦轮到分析他的著作，他们就倾向于忽略这一点，并且被他不成体系的风格、尤其是自相矛盾搞得垂头丧气。这样一来，卢梭的读者们似乎陷入了一个怪圈：他们因为那些矛盾而无法发现那个体系；又由于未能找到那个体系，所以看到了那些矛盾。 要想破解这一难题，从这两端发起进攻可能是个管用的办法：问问那些认为矛盾是真实的人，他们如何解释卢梭犯下的如此明显且基本的错误；然后仔细盘问一下卢梭，如果事实上他的思想是极为自洽的，那它为何又显得如此矛盾重重。 对于卢梭的矛盾之处，最常见的解释有两种。简而言之，第一种解释认为，卢梭的看法随时间而改变；第二种解释认为，它们是真实的矛盾，但他没有注意到。 根据第一种观点，人们必须“从发生学的角度”(genetically)解读卢梭：他的思想随时间的流逝而发展，因此，看起来矛盾的事物可以被解释为仅仅是思想的变化。毕竟，许多思想家的看法发生过根本改变，这有他们自己的证言为证。 但这种观点与卢梭自己的证词直接相反：在其写作生涯中，他的观点从未在任何重大方面发生过改变。他声称，“我就不同的主题进行写作，但都是遵循相同的原理：都是遵循相同的道德，相同的信念，相同的准则，以及如果你愿意的话，相同的意见。”(Beaumont, 928; 参见933, 935; Mals.,1136; Dialogues I: 687, II: 829, III: 932-934) 他终其一生都在反复申说的这一主张，由于以下事实而变得格外可信：他在三十八岁这个相对成熟的年纪开始写作，他所有重要的哲学作品都是在仅仅十二年中完成的，他的矛盾的各个方面在其每本著作中都有体现，尽管程度不同。 第二种观点经常被假定，但却从未被明确表述过。这种观点认为，卢梭被相互竞争的欲望或作用于他的外在影响拉向不同的方向，并且由于其思想极不成体系的特性，他无法解决——因为无法察知——自己思想中产生的重重矛盾。这一观点的优势在于，它既解释了卢梭的矛盾，又解释了他对矛盾的一再否认。 此外，卢梭本人在抱怨自己思力不足时，似乎也认可这种观点：“我乐于沉思、探求、创造；我厌恶赋予事物以秩序，而证明我的理性弱于精神的证据是，转变(transitions)总是让我付出最大的代价”(OC I: 1128-29)。再则： 我的观念在我的头脑中形成，要经历最难以置信的困难……随之而来的，是我在写作中遇到的极端困难。我那些被涂来改去，弄得脏兮兮、乱糟糟、无法辨认的手稿，见证了写作带给我的痛苦……我是在晚上躺在床上难以入眠的时候，才在头脑中进行构思……在适合落笔之前，好些片段都要在我的头脑中翻来覆去过上五六晚。（Confs.III: 113-114）[6] 这种论点认为，卢梭完全没有能力进行成体系的思考，因此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思想中的矛盾。  然而，认为卢梭完全没有意识到每个大学新生都能在其作品中发现的明显矛盾，尤其是当他明确承认其作品中包含着看起来的矛盾的时候，就太让人难以置信了。而且，当一位天才抱怨自己的精神缺陷时，我们不应当过于草率地表示赞同。卢梭或许的确缺乏像休谟或康德那样的思想家所具备的分析才华，但这并未妨碍休谟称他为“一位非常优秀的天才”，也并未妨碍康德宣布他为道德世界名副其实的牛顿。[7] 如果卢梭反复宣称，赋予他的思想以秩序需要有意识的、艰苦的努力，那么我们肯定无权得出结论说，他无能或没有做出那种努力；特别是当他告诉我们说，与此相反，他对自己弱点的敏锐意识促使他在这一领域做出格外努力的时候，就更是如此了。 一个更准确的结论是伊波利特·丹纳(Hippolyte Taine)给出的，他在引用了同一段落后，继续说道： 然而，另一方面，在这个燃烧熔炉中，在这种漫长而紧张的思考压力之下，他的风格不断地被锻造和再造，获得了一种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密度和硬度……此外，他的著作的不同片段是联结在一起的；他写的不仅仅是几页纸，他写的是书；没有（比他）更严格的逻辑学家了。他的论证被一针一针地织进一卷、两卷、三卷书里，就好像一张没有出口的巨网，不论你愿不愿意，都会被困在里面。 他是一个体系论者(systematist)：他转向自己，固执地盯着自己的梦幻或原理，每天都深入其中一分，逐一揭示它的后果，并且始终掌握着作为一个整体的织体。[8] 我认为，由一位卢梭思想和影响的坚定反对者写就的这段话，相当漂亮地描述了其著作的特点，并且非常接近地反映了卢梭的自我理解。 如果事实上卢梭的思想是严格自洽的，那么，当我们转而聆听卢梭解释为什么其思想显得如此自相矛盾的时候，丹纳的称赞就是一篇很好的引言了。  在《社会契约论》中的某处，卢梭带着些许恼怒说到：“我的全部观念都是相互配合的，不过我却无法同时展示它们”（II-5:65）。[9]卢梭想要提出一套新颖且复杂的观点，并且这套观点只能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但它不能作为一个整体“同时”呈现，而只能在他的不同作品中相继呈现。 他声称，他的读者之所以总是在其作品中看到“矛盾”，是因为他们急不可耐地抓住了局部的、一知半解的、片面的陈述，就好像它们是完整和确定的一样。 但是，我们有权去问，为什么他的读者总是犯相同的错误？为什么相较于其他作家，这个问题困扰他更多呢？ 卢梭给出了两个答案。第一个答案，也是他给予重点强调的（过会儿我们会以更长的篇幅考虑之），是怪罪他的读者们。通过将针对他的指责调头转向读者，卢梭声称，读者们并不如他独自实行的那样，习惯于真正成体系地思考，因为“没有什么（比这）与本世纪的哲学精神更背道而驰了”(Dialogues III:934；参见932)。 卢梭承认，他的读者无法将他的思想作为整体来理解的第二个原因，与他撰写其著作的方式有关。 由于种种原因，他从未对整体做过全面的陈述（尽管《爱弥儿》最接近这样做），他的不同书籍也从未形成有序的发展，在其中，一部作品捡起另一部作品留下的问题。相反，他让自己的体系流入互不相属的各个部分中(Bordes,114-115; Confs.VIII: 388; Dialogues III: 933)。 在我看来，第二个原因实际上更为重要，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卢梭应当受到的责备多于他所承认的。或许可将一般的观点表述如下：卢梭的思想的确非常成体系——但他的著作却非常不成体系。这种思想与表达的极端不一致，是我们所有误解的首要源头。 这种不一致不是偶然的，因为卢梭的思想恰恰以赞美懒散和孤独、厌恶作家生活为其顶点。诚然，卢梭也强烈渴望为人类服务，但成体系地展示他的观念,并不一定就是他做这件事的最好方式。他解释说，他的头脑中总是装满了上百种不同的文学计划——此外还装着搁笔的愿望——因此这些计划中的哪一个得到落实完全取决于机运（Confs.IX:407-10）。  想想卢梭的著作。没有别的哲学家会就偶然出现的且并非出于自己计划的问题或主题，写出如此多的重要作品：《第一论文》和《第二论文》（以及未发表的《论这样一个问题：英雄最需要的美德是什么？》）都是应学院有奖征文而作；《纳尔西斯》的序言，这篇“我的不错的作品之一”，是为同名喜剧所作的导言和辩护(Confs.VIII:388)；《论政治经济学》是为《百科全书》撰写的辞条；有关圣皮埃尔神父的作品是在神父家人的请求下撰写的;《致达朗贝尔的信》是为了回应《百科全书》中有关日内瓦的词条；论科西嘉和波兰的作品，是在这些国家的代表的请求下撰写的；《山中来信》和《卢梭评判让-雅克》*是为了回应别人对他本人及其著作的攻击；《忏悔录》至少部分地是应其出版商的请求撰写的(Confs. X: 516)；最后，《爱弥儿》，这部“我最好的作品”，是“为了满足一位好母亲的要求”，并且，“友谊的力量促成了这一计划，尽管就其本身而言它不太合我的口味，但比所有其他计划更贴近我的心”（Confs.XI: 573; Emile, Preface; Confs.IX: 409，强调为笔者所加）。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契约论》似乎是卢梭哲学作品中唯一一部或多或少凭靠他自己的动力而写成的作品，尽管这本书也只是他的一部更庞大作品亦即《政治制度》的摘录而已，在放弃这部作品之前，他断断续续地写了大约二十年。因此，不但卢梭的风格是不成体系的且倾向于将他的论证隐藏起来，而且其重要作品的顺序和主题也是如此。[10] 因此，在卢梭那里，人们遇到了一种反常的情形。作为一位成体系的思想家但是碰巧的作家，他和盘托出的只是一些偶然的、受外部激励而产生的篇章。 当构思这些作品时，他的方法是“拆解”其哲学体系：为了讲好手边的特定主题，他把自己的诸种观念从其在整体中所处的位置上拿下来，并进行重新组装。例如，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发现那些在卢梭的体系中拥有特定含义的术语，像“普遍意志”、“存在的感受”、“美德”或者“法律”这些，经常是在一本书中被使用，却是在另一本书中得到界定的。 同样，在他的某部作品中得到表述的结论，可能最终是以在另一部往往是更晚的作品中得到辩护的前提为基础的。例如，《第一论文》的核心论点——艺术和科学在道德和政治方面具有腐化作用——在它的许多读者看来太过奇怪，这是因为它是以在稍后作品中得到表述和证明的前提为基础的：只有在一个由具有公共精神的公民所组成的斯巴达式小共同体中，道德和政治上的健康才是可能的。（鉴于这一未明言的前提，他的结论还是相当明显的，这其实只是古典政治理论的一个常识而已。）夸张一点说，卢梭采用了其统一思想体系的不同部分——它的概念、观点和论证——并将其不成体系地散布在他的诸种著作中。 这种思想和写作之间的不协调，不仅隐藏了卢梭的体系使其不为人所见，还使得其作品显得确实混乱不堪且自相矛盾。因为，一方面，这使得它的各部著作极为相互依赖。既然这些著作是由单一体系的相互分离的片段所构成，那么这些著作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于以不成体系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的东西，情况就更是如此了，比如，不是指书与书之间，而是指句子与句子或观点与观点之间，此处的前提和彼处的结论之间。 因此，正如卢梭所言，他的诸种作品是“不可分割的，并且构成了一个整体”，它们“彼此之间可以相互解释”。[11]当然，在某个层面上讲，它们意在独立存在，且能够如此，但最终，它们是不连贯的，除非在每一点上都能相互参照。 然而，另一方面，既然它们并是以不成体系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它们看起来确实是独立存在的。它们看起来恰恰是其所是的反面。就这样，卢梭的读者们就被鼓励如此对待完全相互依赖的作品，就好像它们是完全独立的那样。既然把碎片误认为完整的整体，读者们就必然会发现没有前提的结论，没有定义的术语，未经论证的学说，而这些论证则可以解释各个学说的适用范围——简而言之，他们发现卢梭是自相矛盾的或者是不自洽的。  卢梭体系的本质 接下来，我们必须找到卢梭拆解并分散到其纷乱著作中的那个体系。但是，卢梭用“体系”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这个事情有些不好着手，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卢梭显然是厌恶体系的。他在他所说的“体系的精神”(systematic spirit)与“观察的精神”(spirit of observation)之间做了区分：前者是大胆归纳的倾向，以组建由抽象和普遍的原则所构成的体系；后者则谨慎地遵循经验观察和具体事实(LM, 1090, 1093; Emile, Preface: 34, V: 386-387)。 就像他的大部分同时代人一样，也像我们的大部分同时代人一样，他对体系精神有种出自本能的不信任，并认为哲学上最大的危险就在于徒劳地高估理性的力量。所有的智慧都始于怀疑主义或某种智识上的节制和内敛。当涉及他自己的思想时，卢梭坚称：“与屈从于体系精神相反，我给予推理尽可能少的信任而只相信观察。我并非立足于想象的事物之上，而是立足于观察到的事物之上。”(Emile，IV：254)[12] 在这里，卢梭抨击了我们所谓的“体系化论者”(systematizer)：他们徒劳地推理却很少诉诸经验，到头来强行把事物联结在一起。然而，他称自己的是一个“成体系的思想家”(systematic thinker)：他厌恶“体系化论者”，然而却相信一位真正的哲学家绝不会停止询问整体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绝不会放弃这一追问和问题。与单纯的观念和见解的收藏家不同，卢梭一直在寻求——尽管是谨慎地、心存怀疑地、并从经验出发地——一种统一的视角。 此外，他声称，在这一重要方面，他在其同时代人中是独一无二的，正如他在我们的同时代人中看起来所是的那样。[13]他那个时代的其他思想家，怀着对十七世纪的“体系化论者”（或者在我们的事例中，是十九世纪的“体系化论者”）的可以理解的恐惧，将自己从对“体系化思维”(systematic thinking)的合理且必要的关切（亦即对全面性和统一性的关切）上转移开去。他们听任自己陷入一种狭隘的精确性或肤浅的折中主义。 这一问题因另一相关问题而变得更为严重：自启蒙运动以来，哲学家们全都丧失了与社会的必要距离。 实质上，他们都是在社会中并且为了社会而接受训练的“文人”；他们对思考的整个态度，是由人们可以在社会中觉察到的躁动不安和对新奇的热爱所塑造的，是由不甘为人后、有话要说要印的需要所塑造的，以及最重要的，是由那种急躁且奢侈的折中主义所塑造的，这种折中主义在各种观念中挑挑拣拣，从每一种事物中提取有趣的或令人愉悦的部分，并将其余的部分扔掉(Beaumont, 967; FD, 52-53)。趣味和习惯不再欣赏那种静默的、持续的、全面的沉思了，后者被卢梭称之为“体系化的”(systematic)。 但卢梭本人，因其对真理的真诚渴望与对孤独和沉思的喜爱，而与众不同。他在描述自己的作品时说道： “这些书不像今天的书那样，只是孤立思想的集合，读者的头脑可以休憩于其上。它们是一位孤独者的沉思；它们需要持续的关注，而这并不十分符合我们民族的趣味。当一个人坚持追寻它们的线索时，他就必须努力且一再地返回它们。”(Dialogue III:932;参见829) 他独立地思考，小心翼翼，不屈不挠，在漫长的、不间断的推理链条中，力求将事情想个桶底脱落，透过其每一个变异而紧紧抓住问题不放，揭示并检验其信念的所有后果，统一自己的理解，观看生活的整体。[14] 但是卢梭进一步延伸自己的主张——以至于断言：通过这种全面的思考，他最终获得了有关整体的真实视野，亦即一个哲学体系。在长期的阅读、思考，特别是无与伦比的广泛观察的基础上，他得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新见解，这一见解在一阵突如其来的幻觉亦即所谓范塞纳的启迪中首次成形于他的脑际。这是1749年的早秋；卢梭从巴黎步行去范塞纳，那是他的朋友狄德罗被囚禁的地方。 “我口袋里装着一份《法兰西信使报》，在路上随便翻翻。我看到第戎科学院的问题，这促成了我的第一部著作[《论科学与艺术》]。如果说曾经有过什么类似突然的灵感的东西，那次阅读时在我身上发生的运动就是了；忽然间，我感到我的头脑被万千光束所照耀……噢，先生，如果我能把我在那棵树下所看到和感受到的四分之一写下来，我会何等明确地展示社会体系的所有矛盾；我会何等有力地揭露我们制度的所有弊端，并以何等简洁的方式证明，人天然是善好的，仅仅由于这些制度，人才变得邪恶。”(Mal., 1136;参见Confs. VIII: 351; Dialogues II: 828) 卢梭还看到，这一新见解构成了“所有道德的基本原理”，并且通过给出它的所有后果，卢梭构建了一个全面的道德和政治哲学体系（Beaumont, 935）。[15] 因此，绝不应当把卢梭自称拥有的那种体系，与他如此不信任和厌恶的那种理性主义的、笛卡尔式的演绎体系相混淆。卢梭并不是从一个理性自明的第一原理出发，然后在其上进行建构，而是经由一系列包含着推理和观察的不同论证，上升到他的第一原理——人的自然善好。即使在这之后，他从这一原理推导出的结论也并不仅仅是建立在那一演绎的基础之上，它们本身还要经过经验的检验。 还应当把卢梭的思想与那种将整个自然和天宇涵括在内的宏大形而上学体系区分开来。他的思想绝非对超越人类范围的诸种问题无动于衷或与之无关，但是在可能的范围内，它都努力在形而上学方面保持中立。他的严格意义上的“体系”是关于人性的理论，是一种道德和政治哲学。 这种对误解卢梭的来源的解释，如果是准确的话，表明了为了正确地理解他所必须从事的工作。人们应当从他的互不相同的每部作品本身出发来接近它们，并且给予其特定的且常常是特殊的“时机”(occasion)以谨慎的关注：独特的意图，行文的角度，以及给予每部作品以稍微不同色彩和视角的受众。但是鉴于这些作品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人们必须把它们放在一起进行研究——不仅是循序渐进地，还要同时地进行研究，不仅是一本书一本书地，还要一个观点一个观点地努力把卢梭拆散的东西（亦即其思想的复杂的、成体系的整体）的重新组合起来。在这一过程中，人们还必须努力恢复其综合思考(comprehensive thinking)的技艺。 在研究卢梭时，我试图以此种方式行事，并且在目前的工作中，我尝试着展示他的经过重新组合的思想体系。为了将本书保持在可控的范围内，当我转向卢梭体系的建构性部分时，我将首先把自己局限在他的政治思想上，并且试图证明何以《社会契约论》和《论政治经济学》应当被理解为且只能被理解为自然善好原理的严格后果。 希望通过这种阐释，我们能在最大程度上理解卢梭的哲学思想，并且能从其中获益良多。 目录 前言 致谢 缩写 导论 第一部分 卢梭的基本原理的含义 1. 人的自然善好 第二部分 卢梭对自然善好原理的证明 2. 存在的内在善好：内省的与心理学的论证 3. 一个变化的物种：历史的论证 4. 卢梭对文明人之邪恶的刻画 5. 社会的矛盾：社会论证 第三部分 卢梭原理的后果 6. 治愈人性：卢梭的解决方案 7. 卢梭的学说：政治权利的原理与政治的准则 8. 用社会契约和主权代替自然统治和自然法 9. 作为主权的普遍意志 10. 普遍意志作为新政治学的基础 11. 行政权力或“政府” 12. 行政权、立法者与“权威主义的卢梭” 13. 卢梭的“使命”及其著作的实践意图 参考文献 译后记 注： [1] Kelly（1987）对《忏悔录》的评论出色地阐述了卢梭对自身人格之发展以及这种发展与其哲学发现之关系的看法。最好的卢梭传记出自Cranston（1985），这是一个宝贵的信息来源。另可参见Guehenno（1966）。 [2] 参见Gay (1954), pp. 4-8. [3]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p. 684. *《第二论文》指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下文同此。——译者注 [4] 参见Dialogues III: 932; SC II-4: 62n, II-5: 65; Emile II: 93; OC III: 7 ln, 105-106. * 《第一论文》指卢梭的《论科学与艺术》，下文同此。——译者注 [5] Dialogues III: 932; Mais., 1136; SC II-4: 62n, II-5: 65. 虽然有许多评论家听信卢梭的话，去寻求其思想的内在统一，但他们对于这种统一是什么，却几乎没有达成共识。对这些观点的一个简要评述， 请参见Peter Gay (1954), pp. 17-24。我将在陈述我自己观点的过程中，尝试对其中一些比较重要的观点进行回应。总的来说，在我看来，要想判断卢梭是否成功，这种对于卢梭体系的表述必须能够解决上述四大矛盾，并且必须能够解释其主要著作的内容，并不仅仅是像《第二论文》这样的简单案例（它显然是关于人的自然善好的），也包括像《社会契约论》这样的棘手案例（在这本书中，那一原则从未被提及过）。 [6] 请参见Letter to Deschamps Sept. 12, 1761, reprinted OC I: 1844. 这一段落也展示出了，在卢梭的风格中，自发性的表象是多么地富于技巧。 [7] Letter to John Home, March 22, 1766, reprinted in Ritter (1988), p. 197. 关于康德，请参阅他在同一卷中所转载的笔记节选，页207-208. [8] L'Ancien Régime, pp. 352-353. [9] 参见p.62n：“细心的读者，请不要急于指责我在这里的前后不一致。考虑到语言的贫乏，我无法在我的术语中避免它。但是，请等一下。” * 该书全称为《卢梭评判让-雅克：对话录》，梅尔泽有时也简称其为《对话录》。——译者注 [10] 通过迫使卢梭两件事一起做，卢梭大部分作品之由外在因素所激发的特性也使这些作品变得更为复杂。例如，在《爱弥儿》与《第二论文》中，卢梭的首要目的是证明人的自然善好并推出它的某些后果，但这一目的必须与该著作不同的（尽管并非无关的）官方目的——呈现一个教育计划，并且揭示不平等的起源——交织在一起。卢梭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你说得很对，不可能产生一个爱弥儿。但我无法相信你会把叫这个名字的著作当成一本真正的教育论著。毋宁说，这是一部有关人之自然善好原理的哲学著作，而这一原理是作者在其他著作中提出的”（Letter to Cramer，1764年10月13日，强调为原文所有）。 [11] Mals., 1136（卢梭在这里提到了两篇《论文》以及《爱弥儿》）, Beaumont, 950-951; 参见Dialogues III: 932-933. [12] 参见Emile II: 110, IV: 214n2, 268. 关于卢梭同时代人的看法，请参见比如《百科全书》中的“哲学家”词条。 [13] 关于我们自己的时代，请考虑Macintyre (1981), p. 10. [14] 请记住，卢梭和其他人在体系化思考（systematic thinking）能力上的差异，是他对为什么他的读者总是看不到他的思想的全部所作的首要的也是更被青睐的解释。就他是正确的而言，他的哲学思考最被忽视的方面，恰好是我们有着最多了解的方面。 [15] 参见951; Dialogues III: 932-936, 828-829, 687 ; Mais ., 1135-1136; Confs. VIII: 351. 理论与历史 而远方的景像依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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