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期间，有代表提出“取消英语中小主课地位，不再将英语（外语）设为高考必考科目”的建议。提议一出，就引发了热烈讨论，一部分人认同代表的建议，认为英语只对不到 10% 的大学毕业生有用，成果应用率低，不如让学生把时间和精力花在别处。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语言学习不能局限于语言本身的应用。 关于语言“另外的用途”，美国语言行为学家莱拉·博格迪特斯基做过实验。莱拉在世界各地设立实验室，致力于关注不同语言使用者的心理表征和认知差异，探究语言、思维与世界的关系。 本文整理自《光明日报》2011 年 05 版，郭济摘译莱拉在《科学美国人》期刊发表的文章“HOW DOES OUR LANGUAGE SHAPE THE WAY WE THINK?”，原题目是“语言如何塑造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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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大利亚北部约克角城西边一个叫做波姆普劳（Pormpuraaw）的原住民小部落里，我让站在身旁的5岁小女孩指出北方，她毫不犹豫就抬手一指——指南针告诉我，她是对的。 后来回到斯坦福大学演讲，我向听众提出了同样的要求。这些听众都是杰出的学者，是各类科学和天才奖项的得主，有些人已经在这间屋子听了40多年的演讲。我请他们闭上双眼（这样就无法偷看作弊了），然后指出北在哪儿。很多人没有指，因为他们找不着北了；而那些指了的人则是先想了一会儿，然后抬手——哈！指向什么方向的都有。这个测试我在很多地方演讲时都重复过，在哈佛和普林斯顿，在莫斯科、伦敦和北京，结果都差不多，很多杰出人士都找不着北。 一种文化中的5岁小孩可以轻松完成的事，却让另一些文化中的杰出科学家束手无策。这种认知能力的巨大差异，该怎么解释？答案可能会让人大吃一惊，原因也许就在于语言。不同的语言可以赋予不同的认知技能，这种说法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20世纪30年代，美国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和本杰明·李·沃夫（Benjamin Lee Whorf）就对不同语言间的差异进行了研究，提出不同语言的使用者会有不同的思考方式。虽然他们的假说一开始大受欢迎，却遇到了一个问题：几乎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种假说。到了70年代，多数科学家对萨丕尔-沃夫假说已经不抱希望，随着一系列声称语言和思维是普适性的新理论登上舞台，他们的假说也最终被人遗忘。但是如今终于出现了大量根据研究得来的坚实数据，显示了语言塑造思维的过程。这些证据逆转了人们长期坚持的有关普适性的信条，对知识的起源和现实的构建提出了引人深思的认识。这些研究结果对法律、政治和教育都可能会产生重要影响。语言塑造的方位感我所在实验室和其他很多实验室的最新研究揭示，语言如何塑造人类经验中最基本的方面，比如空间感。以我开头提到的波姆普劳为例。那儿的人说库塔语（Kuuk Thaayorre），与英语或汉语不同，这种语言没有“左”、“右”之类描述相对空间位置的词，而是用东、南、西、北等词来描述绝对的基本方位。当然英语和汉语也会用到基本方位，但只用在较大的空间范围。例如，我们不会说“把吃沙拉的叉放在主餐叉的西南边”。但在库塔语中，无论范围大小都用基本方向来表示。也就是说，他们会说“杯子在盘子的东南面”或者“站在玛丽南面的男孩是我弟弟”。荷兰奈梅亨马普心理语言学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Psycholinguistics）的斯蒂芬·C·莱文森（Stephen C. Levinson）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的约翰·B·哈维兰（John B. Haviland）在过去20多年的研究已经证实，使用有赖于绝对方向的语言的人更擅长掌握自己的位置，哪怕身处陌生环境，无论室内室外。比起那些生活在同样环境但所用语言不同的人，他们能更好地掌握方向。事实上，他们这种能力之强，已经超出了科学家过去设想的人类所能达到的极限。正是在语言的强化训练下，他们获得了这种认知能力。不同记忆的根源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在描述事件时也会采用不同的方式，因此，他们对到底是谁做了这件事的记忆程度也不一样。例如，说英语的人倾向于用“谁做了什么”来表述事情，就算描述的是意外，也更喜欢类似“约翰打碎了花瓶”这样的及物结构。讲日语或西班牙语的人则相反，他们在描述意外事件时不太提及做事的人。在西班牙，人们也许会说“花瓶碎了”，或者“花瓶自己碎了”。最新的研究发现，语言差别会影响人们对事件的理解，造成目击记忆（eyewitness memory）的差异。让受试者观看视频并复述内容的实验发现，尤其在描述非主观故意造成的事件时，相比说英语的人，讲西班牙语和日语的人较少使用主动句式，相应的，他们对究竟是谁做了这件事也没有讲英语的人记得牢。语言会影响我们能记住什么，自然就会影响人们学习新事物时的难易程度。比如，有些语言中表示数字的词可以很清楚地显示基本的十进制结构，比如汉语里的11和13记起来就不像英语那样费力，小孩在学习这类语言时就能比较快地理解认识十进制。而根据数字音节的多少，背电话号码或进行心算也会有难易之分。语言甚至还能影响孩子对自己性别的理解。美国密歇根大学安阿伯分校的亚历山大·吉奥拉（Alexander Guiora）曾比较了三组分别以希伯来语、英语、芬兰语为母语的孩子。希伯来语对性别有多种指代方式（就连“你”字也根据性别有不同的形式），而芬兰语中没有对性别的指示，英语则介于两者之间。结果，成长于希伯来语环境中的孩子对自己性别的理解，要比讲芬兰语的孩子早一年，讲英语的孩子则恰在两者中间。认识世界的“工具箱”有关语言不同而导致认知差异的研究发现还有很多，前面提到的只是其中一部分。但是，我们怎么知道，到底是语言差异造成了思维不同，还是思维不同导致了语言差异？事实证明，答案是两方面都有：我们思考的方式影响了所说的语言，但语言又会反作用于思维。过去10年里，一系列精巧的实验表明，语言的确是塑造认知的原因之一。多项研究显示，如果改变人们说话的方式，他们思考的方式也会随之改变。例如，人们在学到了描述色彩的新词汇后，分辨色彩的能力也发生了变化。而教会别人一种表达时间的新方式，也会同时赋予他们一种新的思考时间的方式。弄清这个问题的另一种策略是，调查那些熟练使用两种语言的人。研究结果显示，当下使用的语种会改变他们对事物的认识。2010年发表的研究证明，哪怕是喜欢谁不喜欢谁这类基本问题，回答也和提问时使用的语种有关。研究人员发现在双语使用者中，无意识的偏见会根据测试时用的语言而发生很大转变。例如同时熟练使用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的试验参与者，在用希伯来语测试时，他们表现出的对犹太人的肯定态度，要比用阿拉伯语测试时强。人类智力的标志性特征是它的适应性，也就是创造和重新整理自己对世界的认识来适应不断变化的目标和环境的能力。这种灵活多变的一个结果就是，全世界涌现出了丰富多样的语言。每种语言都提供了一套独特的认知“工具箱”，囊括了一种文化历经数千年发展得到的知识与世界观。每种语言都包含一种在世界里如何感知、归类和实现意义的方法，这是从我们的祖先开始，一代代发展改良而成的无价指南。研究语言塑造人类思维的方式，有助于科学家揭示人类如何创建知识体系、构造真实世界，以及我们如何变得像今天这样智慧和成熟。反过来，这种认识又会帮助我们理解最本质的问题，即人何以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