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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王朝闻来重庆
五十年代早期，在一本杂志上见到一幅大漫画，其中包罗了许多活跃于当时文坛的知名作家和文艺理论家，每个人的旁边标着姓名。我在图画中的一间房子里找到了王朝闻，他病了，伴着药罐，瘦得几乎只剩下一双大眼睛，眼眶还黑着。 大约是1958年，他到重庆来看画稿，兼看川戏。一见之下，我真佩服那漫画的传神了。还是瘦瘦的，大眼睛闪动着、搜索着、询问着，像不断的要从周围的事物中找出什么有趣的奥妙和答案。 在一些画稿前面，他“随便谈谈”起来。从一些画的优缺点出发，把话头引入深广处，机锋所向，无论直陈精义、暗点关节，或条分缕析、言彼喻此，都常是远远超出那作品的躯体而给作者开启着艺术灵魂的天窗。他浓重的川南口音和敏捷的思路之间不免造成表意时小小的碰撞，有点像从覃思逸兴中迸出而来不及打标点的诗文，然而，你只要不走神，就全能理解，为之心智豁然。其言也，何尝“随便”。 “不眠的灵魂！”这是我和他第一次接触中闪出的第一感觉。全是感觉，说不清为什么会把“灵魂”、“不睡觉”这些僻涩的意念连到他身上去了。 从那以后的30年来，我们在四川、北京、武汉、杭州等地的许多次晤面总是愉快的。那愉快，大概是由于在互不设防的舒坦中，他找到一个喜欢听他高谈阔论的而不打岔的人；在我，当然主要是从他那里得到了教益，而对其言谈行状的认识积累，或可说是增多了理性的成分了吧，然而这些积累似乎都在证明我30年前对他的第一感觉基本不差。这点，后来也由他自己来证明了。前几年，他不是启用了一方文曰“夕不甘死的图章么？按其初志，朝闻道，夕就应该安心死了，但如今闻道之后却又宣布他不甘心死。有意思！但不是食言一一真理之道本来无穷，求道之路正长着，求道者怎能甘死？王朝闻的灵魂又怎能睡觉！ 青年时代，在读过的极有限的几本文艺理论书中，给我印象较深，影响较大的，一本是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另一本就要算王朝闻的《新艺术创作论》了。 解放后，做文艺刊物的美术编辑，实际是忙于结合各项政治运动的宣传工作。当时，新的文艺理论全是从苏联运来，又兼之“政治第一文艺第二”，实际是政治吃掉文艺的指导思想高悬在上。自己虽然很快地顺应了，但又感到自己的艺术心田缺乏了些什么，然而又是无可告诉的⋯⋯然而，我忽然又高兴起来，因为读到了王朝闻的《新艺术创作论》。 “多好的书呵！”我掩卷叹息，暗自庆幸现在到底也有了不拿空洞的政治口号吓人，而是持之有据、言之成理、踏踏实实、生动有趣地来谈文艺美学的书了。随时间的推移，在我的书架上，和《新艺术创作论》排在一起的王著的队伍渐渐变长了。 就在他初到重庆，在美协讲话之后，临走又来到我的办公室，在那幅嵌在玻璃框里的水印版画《谷雨时节》前看了很久。这是一幅借鉴了中国水墨画技巧表现川东山区雨中插秧的小景版画。看着，他突然冒一句：“外国人会喜欢这样的画的。”当时，我没有深问，因为车己在外等着了。但我理解他是在说艺术的民族性、地方性和国际性的关系。这不仅在其理论中是相当重要的命题，而且从以后的交往中愈益感到那民族和地方的泥土气，甚至是贯穿在他的一些生活爱好中。例如，毎次到重庆或成都，“正事”之余，他必定是要看川剧，听曲艺的。 一次，我陪他从化龙桥向进城的方向走，一路找那可以凑合的热闹。走到李子坝那家小茶馆，见里面正有说评书的，他情绪马上高涨。一进去，坐在那破破烂烂的竹躺椅上，叫了两碗茶，边听，又时而议论着，或突然指出那段子的某些说法与过去某某人的说法有哪些不同，或哪里说得有败作等等。他又提起另一个说书艺人逯旭初的艺术来，说那《李顺盗墓》的段子，对四川旧社会的山川风物、世态人情、性格心理、行为言语等等的描写是如何生动传神，令他心折不已，而今天这个实在说得不行。算了，那就走吧。 出来继续往城里走，他似乎想着什么，突然问我知道中国古代有哪些善于滑稽的人。我实在从来没想过这类事，只好背出《史记·滑䅲列传》中东方朔、优孟这些人的名字来搪塞，并说他们那些对上的讽谏，引不起我多大的滑䅲感，比起卓别林差远了。他没有再说什么，我不了解他为啥突然考我，也没有去想他对我的回答是否不以为然，我只惊异于他对民族的这些“老东西”竟是如此兴味盎然。转而，我意识到，他对这些“老东西”不光是为了好玩，而是在把它们纳入新的思考，寻找那“老”和“新”的关联吧。 他在谈到他认为是不可移易的原则性问题时，常常显得相当严肃，但通常总是情绪轻松的，甚至流露着孩子似的天真。 大概在“文革”后期，我和老伴到北京时，去他的宿舍里看望他。他身体似乎不怎么好，躺在椅上，但仍是那么健谈，谈他正进行的《论凤姐》的写作。忽然话一转，高兴地说起他吃虫的事来。他说做了一筒炒面，是准备来不及做饭时用开水调了吃的，不料生出了虫，虫毫不客气地大吃其炒面，他很气愤，不耐烦把虫一一拈出，就连面带虫一起吃下肚去。“它吃我的炒面，我就吃它！”他快意地嚷起来，那对自己的“报复”行为的得意，令我们哈哈大笑。告辞出来，走在街上想，还带着“文革”的创伤就忙不迭花费如此大的精力，以如此大的篇幅来剖析王熙凤这个如此复杂的人物，，那“寄兴”是多有意思，连这偶然说起的吃虫，不是也很有意思么？“它吃我的炒面，我就吃它。”对。但那孩子般的天真和书生般的无可奈何不也透着愤懑？ 1980年3月初，他偕同夫人解驭珍同志到重庆，为的是找个清静的地方写文章，住在学田湾第一招待所。其实也清靜不了，川剧界的来访和外出应约，占了他白天很多时间，文章常常是熬夜写。 一个早上，我去看他，台灯亮着，他戴着睡帽坐在桌前写东西。一问，才知他四点钟就起床工作了。他谈起这次要写的文章里包括出版社约请他写的拙作版画选集的序言。关于我的创作，我前此已在来往信函里按他的提问谈过了，这次他又提出一些问题要我补充。这样，我们又陆陆续续地晤叙了好多次。写作告一段落之后，他们夫妇的旅程是东下武汉，并计划中途在三峡一带游览。为此，我特拜讬重庆长航局的业余画家李华生同志陪同，以便一路照顾。我送他们到朝天门轮船码头，握别之际，他实然将我抓住，一定要我同舟东下作乘兴之游。我真为难了，我没有和家人打招呼，没有任何准备，身上也沒有带足钱粮，但他却毫无商量余地地坚持他的要求：“不怕，不怕，司机回去向你爱人请个假，钱粮我们这里有，扯着用吧。”我终于也就一起上了船。一路看风景之外，时而天南地北的扯谈，时而是边嚼着煮得很硬但又特具轮船风味的饭食，边听他着语成趣的长篇发挥。到奉节上岸，几天逗留中凭吊了杜甫当年寓居的遗址、刘备驾崩的永安宫废墟，白帝城当然也去登临了。 逛街，对那些卖民间工艺杂品的摊店，他总是要停下来慢慢看的。若遇到土陶铺，那更是必须进去，在那些碗、罐、盆、钵间留连，时而捧起一个陶钵久久凝视，时而托起一个陶罐慢慢转动着，那边一堆盐缸子、醋罐子、灯盏子又引得他忙挤过去，干脆蹲下细细检玩⋯⋯对他这样的嗜好，你奇怪么？假如你知道那年他在重庆白市驿机场刚下飞机，就要我陪他到附近的镇上买了一个大土罐子，以后又捧回北京的事，就不会奇怪了。 在蘷峡口鱼腹渚的卵石滩上，他惊喜地捡集那在漫长岁月中被江水冲磨得各具异态的根株。或玲珑剔透，或浑然朴拙，像什么，又不像什么，那抽象的意趣，简直把他迷住了。天然的树根雕啊！神灵的创造啊！摩尔的作品啊！一大筐大自然的馈赠，随我们坐汽车直到巫溪县下榻。 下榻而不滞留，东向深入，朝湖北省的神龙架靠拢，我们希翼着原始森林的出现，但在越来越大的山上，能看见的却是稀稀落落的小树。听当地农民诉说“大炼钢铁”毁灭森林的往事，他又气愤叹息。好在当地特具情调的高亢得出奇的山歌和锣鼓，弥补了他的遗憾。一段叫“牛擦痒”的锣鼓牌子，那谐趣的乡土味，使他乐得闭不上嘴，在公社农民歌手、乐队的表演会上，他一一录了音一一又是一大收获。 
在巫峡中仰观神女峰（前排（中）白发者为王朝闻前排一为作者） 从巫溪县到巫山县之间的大宁河，是我们这次游览的重要目标。本来每天有一班汽船的，但他却主张包一只木船，由一个艄翁划着，慢悠悠的顺河而下。两岸奇峰绵亘，真像是按比例缩小了的大三峡。在离绝尘世烦嚣的行程中，我们被大自然的宁静和森严拥抱着。他长时间的靜默，但时而又在本子上记着一一是的，他一路上不管是正游览风景名胜、逛街，还是坐茶馆或是正和别人谈着话，都可能突然从口袋里摸出个小本，迅速记下些什么。他不放过那些迎面闯来，一纵即逝的生活现象所引发的智慧的闪光，那可能是构筑他美学的活材料。 在大昌镇泊宿一夜后，第二天中午到达巫山县城，巫山神女峰当然是首要去游览的了。我们乘航标站的小汽艇进入巫峡，从好几个角度又观赏了神女峰后，又在靠近峰脚的对岸陡壁间的孤屋野店前坐下来，久久地仰瞻神女凌云的姿容。从他兴奋的屏息中，我感到他神思的驰骋。 回到县城招待所，一坐定，他就以极其欣羡的心情赞叹起来，说那能发现这块石头的美，并给它命名为“神女峰”的人是艺术家。并进而谈到不管是对自然物的感受、艺术的创造，以及对艺术品的欣赏都必须具备一定的主观条件，而那条件是由生活经验、学识、个性、心理状态⋯⋯综合形成的。 大约一年以后，我读到他《自有我在》的文稿，其中那以神女峰为例所展开的关于发现、创作、欣赏的主客观关系的论述，恐怕与这次对神女峰如此亲近的观照是不无关系的。30多年来和王朝闻同志的交游，使我更加觉得王朝闻其人的风格也正是他美学的风格。他的著作并不全赖于抽象思辨的推演，他那充满唯物辩证法的论说既联系着社会，又联系着自然。那丰富的、生动的形象、鲜活的意趣、民族民间文化的精英翕然融会于他的著述之中，形成其美学体系的宽厚度和色彩感，甚至使那理论本身也获得艺术美的形态了。这也许是他的美学体系在中国诸多美学院派中得以独具特色的原因。 不久，他为出他文集的事，又偕夫人来成都，见面摆谈中，他忽然提出希望有机会去綦江县转转的想法。他知道我以前曾在那山里工作过，较为熟悉，当然，我也是乐意奉陪的。已经八十的人了，游兴竟仍不亚于当年，他真是个“夕不甘死”的人。王朝闻简介：雕塑家、文艺理论家、美学家。1909—2004），别名王昭文，后取《论语·里仁》中“朝闻道，夕死可矣”语义，更名王朝闻。笔名汶石、廖化、席斯珂，卓越的文艺理论家、美学家、雕塑家，艺术教育家，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王朝闻1909年4月18日生于四川省合江县。早年学习绘画、雕塑。1926年在成都艺专等校学美术，1932年在杭州国立艺专学雕塑。1937年参加浙江抗敌后援会所属的浙江流动剧团和五路军战地服务队，从事抗日文艺宣传活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在成都私立南虹艺专等校教书，任成都民众教育馆美术部主任。1940年12月赴延安后，曾在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系任教。1941年为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创作的大型毛泽东浮雕像，被称为解放区美术作品的代表作。
新中国成立后，曾在中宣部文艺处等部门工作。历任中央美术学院副教务长、《美术》杂志主编、顾问，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顾问，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华美学学会会长、名誉会长，中国作家协会顾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政协第三、四、五、六届委员等。五十年代后期，他的文艺评论虽以造型艺术为主，也广泛涉及文学、戏剧、电影、曲艺、民间文艺、摄影等领域。他的理论发现，源于直接和间接的审美经验，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把艺术创造和艺术欣赏融为一体，在全国拥有广大的读者群。2004年11月11日23时10分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编者注）
作者简介：吳凡（1923一2015）1948年毕业于国立艺专，国家一级美术师，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版画家协会理事，四川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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