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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学的主要特征与功用是鉴定版本
版本学只有在基于两个前提之下才会产生：一是人们认识到书籍具有文物价值；二是出现伪造版本牟利，遂有鉴定版本之需求。在根据有关文献并结合客观实例作了较为充分叙述与分析之后，本文得出版本学起源于明代中后期苏州地区的结论。 需要指出的是，作者提出的关于书籍文物观、明抄本勃兴与仿宋刻本诞生的原因、对明代仿宋刻本需作界定等，观点新颖，持之有据，值得学术界关注。 版本学的起源与书籍文物观及鉴定版本需求相关 在当代，人们通常将版本学归属于文献学。文献学，又称古典文献学，是近现代才出现的新名词，或者叫作新学科。初始，文献学只讲版本、目录、校勘；后来陆续有人扩而充之，乃至将辨伪、辑佚、注释、考证、小学、编纂、检索等门类作为分支一股脑儿都归于文献学之下，于是有些人又称前者为狭义文献学，后者为广义文献学。 说起来，这些门类既独立又相互有一定的关联，尤其是版本、目录、校勘三者的关联相对更紧密些，故以文献学进行统揽，似无不可。但在学术界于此“狭义文献学”向来存在不同意见：或称校勘学（亦称“校雠学”），将版本学、目录学两门作为隶属于校勘学的分支；或称目录学，则将版本学、校勘学两门作为隶属于目录学的分支，惟皆不以“文献学”称名。大家只要查找以“校勘学”（或“校雠学”）、“目录学”命名的有著作便可知道，在这里不作繁琐例举。 但实际上，称“文献学”也好，曰“校勘学”或“目录学”也罢，名目虽异，所讲的内容则大致相同。而当代继起者讲文献学似乎并无太多的发明，如果说与前人有明显的不同，也就是从“狭义”发展到“广义”的变化而已。 笔者长期从事图书馆古籍整理编目工作，每天翻书开卷必须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辨识版本（其实不管从事何种学问的研究，只要接触古籍，何尝不如是？只是许多人现成利用他人辨识版本的成果罢了，但其所利用的成果准确与否，自己或缺乏意识，或无从把握，只能碰运气了），故最为关心的是版本学。 窃以为版本学早已是一门独立的学问，不必一定要与目录、校勘之学合在一起讲。即便要合着讲，也不一定是上述那些文献学、校勘学或目录学几乎一式的讲法。因为，前人也有将目录学、校勘学隶属于版本学之下者，这便是编纂于清代乾隆年间的我国第一部官修善本书目——《天禄琳琅书目》。目录学的最核心部分不就是分类吗？而《天禄琳琅书目》之编次却以版本为纲，分类为目，将分类置于各类版本之下。至于鉴定版本、区别版本优劣往往会用校勘手段，似乎在该书目表面上显现不出来，但编过古籍书目的内行一定知道实际上也是存在的。 《天禄琳琅书目》这种突出版本统领地位的做法，具有历史性的版本学意义，然而，至今许多从事文献学或版本学研究者却视而不见。这或许与他们长期受到《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总目》的误导有关。因为纪昀等人固守目录学壁垒，根本上对版本学的独立持反对态度，乃至罔顾事实，贬低《天禄琳琅书目》的版本学成就（注一）。 但这并不是关键所在。倘若你翻检一下有关文献学（包括校勘学、目录学）著作不难发现，其实他们对版本学与校勘学、目录学的根本区别并没有搞得很清楚，尤其对版本学的起源没有弄明白，又如何能识得《天禄琳琅书目》的版本学意义呢？ 概括起来，过往对版本学的起源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西汉说，认为早在西汉已经有版本学：刘向整理国家藏书，搜罗各种本子，校异同，删重复，订讹误，最后撰写成叙录，这便是版本学。持这种说法者，大都认为版本、校勘、目录之学是同时产生并相互依存的。不少有关“文献学”、“校勘学”、“目录学”的著述都如此立论，故而欲让他们分开讲这三门学问，尤其是单独讲版本学，就不知所措了。 二是南宋说：“版本”一词既出现于宋代，南宋尤袤所编的《遂初堂书目》又出现前所未有的著录版本现象，这难道不是正宗的版本学吗？尤其在版本学界，持这样观点的学者相当普遍。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如果说一旦有目录著录版本就意味着版本学的产生，那么从历史纵向观察，在《遂初堂书目》之后直至明代中期长达三四百年的时间内，公私目录几乎都未效法《遂初堂书目》著录版本，又该如何解释呢？难道版本学甫一产生又倏忽消亡了吗？ 而我认为，刘向整理图书注意到不同本子，是出于校勘方面的需要，属于校勘学范畴；尤袤在《遂初堂书目》中对为数很少的书注明版本，或对某一种书注明不同版本，如“杭本《周易》”、“旧监本《尚书》”、“京本《毛诗》”、“川本《史记》”、“严州本《史记》”之类，其实与刘向《叙录》中所专门表出某一种书有“中书”、“外书”、“太常书”、“臣向书”、“臣某书”等官、私藏本一样，目的也是提供当时某些经史书籍校勘之用，该目录并不是具有版本学主要内涵的版本目录。因为不是版本目录，尤袤也并没有编纂版本目录的主观意识，故于《遂初堂书目》对所收录的大部分书籍不著 录版本，而对少量书籍虽著录版本但并不刻意追求蒐罗完备（类如西汉刘向校书，凡所能够采用的校本，客观上既受局限，主观上也有选择）。 然而，近人叶德辉氏却自作多情地对《遂初堂书目》提出质疑，谓该书目于“南宋中盛行之建本、婺州本绝不一载，岂非以当时恒见之本而遂不入于目欤”（注二），这实在是叶氏对《遂初堂书目》性质的误解，而后来许多研治版本学者受缚于《书林清话》而未能跳出其藩篱，此亦其中之一端也。 所谓版本学的主要内涵，或者说版本学的主要功能与特征是什么呢？是鉴定版本，这是与校勘学、目录学最本质的区别。校勘学的主要任务是发现与纠正书籍文字的讹误；目录学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如何对图书进行分类与编目（即目录组织）问题，两者皆不承担鉴定版本的任务。而鉴定版本，说的稍许具体点，就是揭示一种书不同版本的面目、性质——或真或伪，或原稿或传抄，或原刻或翻刻，或重刻或增刻，或初印或后印，或修版或补版，或原校（包括题跋）或过录，等等，其中鉴定真伪最为关键。 尽管人们可以在纸上漫无边际津津乐道各自眼中的版本之学，可是回到现实之中面对实物，头等要紧的是必须识得版本面貌，只有将不同版本面目搞清楚了，才能作出版本源流、版本系统、版本优劣与价值的判断。因此，研究版本，鉴定始终处于第一位的。刘向时代虽然没有雕版印刷之本，但有稿本与抄本，他与后来南宋的尤袤做过鉴定版本的事情吗？没有，因为从汉至宋，或有辨别伪书的必要，却无鉴定版本之需求。可以这么说，只有出现鉴定版本的需求，版本学才会随之产生。 那么，鉴定版本的需求从何时开始、版本学何时发端的呢？我在二十年前发表的《中国古籍稿抄校本图录·前言》（注三）中曾明确提出：版本学发端于明代中后期（中期指弘治至嘉靖前后，后期指隆庆至崇祯），鉴定版本是从鉴定宋本真伪开始的。同时又指出，“善本”一词，在宋元时代只讲文字准确与文本完整，属于校勘学范畴，到了明代中期，已嬗变为具有文物价值内涵的名词，为版本学所用。 之后，我又在有关场合与著述中阐述类似观点，并进一步指出，版本学的起源，与人们意识到书籍具有文物属性有直接关系。正是人们意识到宋本具有文物价值，市场上才会出现伪造的宋本，人们才会研究如何鉴定宋本。若置书籍的文物观这个前提于不顾，不仅弄不清楚版本学产生的原因，而且于许多版本学现象都不会真正看明白，诸如明代中后期抄本风气重开的背景，明代中期仿宋刻本出现的原因，乃至对《天禄琳琅书目》版本学意义的认识等等。而在此，我想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提出版本学实际上起源于明代中后期苏州地区的观点。 明代中期以前国人未视书籍为文物 如上所言，追溯版本学的起源，必须从国人对书籍所持文物属性的认识讲起。毫无疑问，现在人们都知道古籍具有不同程度的文物价值。譬如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中期编纂出版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专为“善本”的评定制定了所谓“三性”（即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以及九条入选该书目的标准（注四），尽管 “三性”与“九条”有自相矛盾之处，但将“历史文物性”置于首位则成为人们的共识。那么古人也是这么认识的吗？非也。长期以来，一直流行这样的说法：我国浩如烟海的古籍，流传至今已是十不存一甚至百不存一，究其原因，乃天灾人祸所导致。天灾大家都明白，不用多作解释；人祸主要有二，一是战乱，另一是政府出自政治原因对书籍的禁毁。这种说法固然不错。但我认为还有另一种或许更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明代中期以前，总体上说，国人没将书籍视为文物，客观上造成书籍的自然损毁无时无刻不在发生，这种现象其实比特别时期发生的天灾人祸对书籍造成的损毁更为厉害，只是过去人们没有意识到罢了。
在宋人叶梦得（1077-1148）所著《石林燕语》（注五）第八卷中有这么一段话：“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学者以传录之艰，故其诵读亦精详。五代时冯道奏请，始官镂《六经》板印行。国朝淳化中，复以《史记》《前后汉》付有司摹印。自是书籍刊镂者益多，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学者易于得书，其诵读亦因灭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无讹误。世既一以板本为正，而藏书日亡，其讹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 叶氏的这段话曾被许多学者的著述所引用，可谓耳熟能详，但冷静思量，却发觉很少有人真正从版本学角度加以领悟。叶氏说的“版本”即雕版印刷之本；“藏书”乃指写本（即抄本）。请诸君注意，他的这段话不仅揭露因雕版印刷业兴盛，书容易得到，人们反而不好好读书的现象，同时还指出“书籍刊镂者益多，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世既一以板本为正，而藏书日亡，其讹谬者遂不可正”的问题。虽然叶氏所言系从校勘角度有感而发，可是却反映出另外两个客观存在的现象：一，唐五代以前写本的亡佚，不是或并非仅仅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天灾人祸的缘故，主要是人们有了刻本丢掉写本，这至少是北宋人不将旧写本当文物的实录（《石林燕语》撰于南宋初建炎二年）。其造成不堪的后果是，倘若不是1900年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至今存世的五代以前写本甚至比晋唐书画的数量还要少（而敦煌藏经洞之文献以佛经为主，于今观之，只是子部一个门类的一部分而已）（注六）。二，既然人们任随旧写本亡佚，说明那时即使校勘学也未形成风气，而版本学则根本不存在。因为版本学不仅强调版本鉴定，也重视版本的文物价值，换言之，没有文物观的学问，不是版本学。那么，南宋至明代中期，人们是否具有书籍的文物观了呢？我们试以某些客观存在的现象进行分析。譬如，收录有六十种宋本之《琅函鸿宝——上海图书馆藏宋本图录》（注七），观其图版书影，其中曾经随意用朱墨笔在书上批抹圈点者，就有浙江刻本《武经龟鉴》《王建诗集》《才调集》《丁卯集》《唐鑑》《春秋经传集解》《吕氏家塾读诗记》《重雕足本鉴诫录》《艺文类聚》《刘子》，江苏刻本《杜工部集》，安徽刻本《文选双字类要》《汉隽》，江西刻本《资治通鉴纲目》《补注蒙求》，福建刻本《皇朝编年备要》《东莱先生吕成公点句春秋经传集解》《婺本附音重言重意春秋经传集解》《李学士新注孙尚书内简尺牍》《林公省元集注资治通鉴详节》《分门集注杜工部诗》《邵子观物篇》，四川刻本《春秋经传集解》《嘉佑集》《三苏先生大全集》等二十五种之多。虽然这只是上图收藏宋版的一部分，更未涉及其他存世公私收藏，但观斑可以识豹：在今天看来件件可宝的宋版，直到明代前期，在人们眼中也就是普通读物而已，并不珍惜。可以肯定，凡此皆明代中期以前人所为，一旦人们有了文物意识，此种现象便不再发生。要提醒读者必须谛视的是，其中《唐鑑》《春秋经传集解》《吕氏家塾读诗记》《汉隽》《皇朝编年备要》《婺本附音重言重意春秋经传集解》《邵子观物篇》等，从该图录画面上看似无朱墨批点，实际上已被明末、清代的藏书家剜去并精心修补，剜补最为讲究的是清代怡亲王府旧藏的《邵子观物篇》。
从文献角度而言，剜去既成事实的批点，未必一定合理，但确实表明了后人对前人在宋刻本上肆意批点的厌恶，前后对比一看，便清楚明代中期以前人们于书籍文物意识的缺乏。由此我们对明文震亨《长物志》所言宋本凡经“糊背、批点，不蓄可也”之语有了较为准确的认识（注八）：前人或对文氏观点不以为然，认为批点有佳劣，岂能一概而论。但文氏之意并非评判或排斥批点之内容，而是不赞成直接在书上任意批点以致宋本受到玷污。从文物角度讲，这种批点之本如同受污损的法书名画，文物价值自然要减少许多。又如，上图所藏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吴迁抄本《金匮要略方》，居然是用宋本纸背抄写。在今人眼中，该抄本是宋代小字本系统《金匮要略方》的唯一传本，十分珍贵；殊不知该抄书用纸是今存南宋学者陈尧道著作的宋刻孤本，计有《大学会要》《大学讲稿》《中庸会要》《中庸讲稿》《中庸五十义》等数种，今皆未见著录，同样可宝。或许吴迁辈因视宋本为残帙而作废物利用之举，却也客观反映出当时宋版书并不见重的事实。再者，稿本是一部书的原始文献，弥足珍贵，但明代中期以前的稿本，存世十分罕见。国家图书馆珍藏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残稿 ，可谓绝无仅有之枕中鸿宝，却不见历代书目著录，惟在明季汪珂玉所书画著录名作《珊瑚网》卷三中才找到踪迹（注九）。
因为该残稿上有范纯仁写给司马光、司马旦之信（尽管被司马光用墨笔划去），末尾有司马光致谢友人之札，故《珊瑚网》著录为《宋范忠宣手简司马温公史草短启帖》，而不似当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只作《资治通鉴残稿》著录，表明曩昔此残稿是作为书法艺术品而不是书籍幸获珍藏流传至今的；该稿又有宋代任希夷、赵汝述、葛洪、程垓、赵崇龢，元代柳贯、黄溍、宇文公谅、朱德润、郑元佑等名家题跋，历代鉴赏收藏钤印琳琅满目，也是明证。 由此联想到《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的近五千部稿本，怪不得几乎都是明代中期以后及清代学者的著作，因为直至明代中期认识到书籍具有文物价值之后，人们才自觉将这些稿本保存了下来，读者千万不要以为明代中期以前的著作原来就没有稿本。古人名山事业之有幸不幸，竟然与人们有无“文物”意识相关，令人嘘唏不已。此外，有两部专讲文物并具有一定影响的著作不能忽略，一是元末明初人曹昭的《格古要论》（注十），另一是明天顺间舒敏、王佐据曹氏之书增订的《新增格古要论》（注十一）。两书于书画、金石、古琴、玉器、铜器、异石、磁窑、漆器、古锦、竹木、文房等各色珍宝文物皆列目逐种辨析论说，唯独于古籍版本（诸如唐五代以前写本、宋刻本）缺如（增订本仅于“文房”一门附有“收书”之条，讲防霉辟蠹之法），更是明代中期以前人们不视书籍为文物的直接证明。视宋本为文物现象首先发生于苏州地区 与上述迥然不同，迨至明代中期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种种迹象表明，彼时人们对书籍有了文物性质的认识，集中表现为从文物角度出发，热衷蒐集弆藏宋本。这种文化现象发生于苏州地区（注十二），并迅速向周边及其他地区蔓延开来。赖福顺先生在所著《清代天禄琳琅藏书印记研究》（注十三）中，曾对收藏过《天禄琳琅书目》著録以宋版为代表的善本书的二百九十一位藏书家做过统计分析：依朝代分，宋代八位，元代二十四位，明代一百八十二位，清代七十八位；以省分分，江苏最多，一百三十四位（其次浙江，七十五位）；以州县分，排名前三者依次为苏州府之吴县（二十七家）、常熟县（二十四位）、长洲县（二十一位），“此三县以地缘关系汇聚成一藏书区域，相互争辉”，并影响周边州县及安徽、浙江等其他地区。从这个统计，多少已可看出明人、尤其是明代苏州地区人注重古籍善本、视书籍为文物的端倪。而我更注意到，其中明代中后期苏州地区藏书家有叶盛、沈周、吴宽、王鏊、都穆、陆完、唐寅、文征明、顾仁效、杨仪、王宠、朱纨、仇英、袁褧、袁褒、文彭、文嘉、文伯仁、钱榖、黄姬水、陆师道、吴岫、吴元恭、王世贞、赵用贤、王稺登、王世懋、王执礼、赵宧光、秦四麟、王有壬、王禹声、沈率祖、毛晋等，他们都是推崇与收藏宋本的名家。譬如叶盛，他可能是明代最早欣赏宋版并开始关注宋版形制的藏书家。其所著《水东日记》(注十四）卷十四有云：“宋时所刻书，其匡廓中摺行上下不留黑牌，首则刻工私记本版字数，次书名，次卷第数目，其末则刻工姓名。予所见当时印本书如此。浦宗源郎中家有《司马公传家集》，往往皆然；又皆洁白厚纸所印，乃知古于书籍不惟雕镌不苟，虽模印亦不苟也。”按叶氏所言宋版《司马公传家集》可能是官刻本，今已不见踪迹。虽然不能说所处时代已有鉴定版本之需求，何况叶氏所见宋本也毕竟有限，但对后来鉴定宋版注重版刻形制、纸张等特点不无启发。又如王世贞，他沉湎于宋版收藏以致有惊世之举，曾慨以一座庄园从乡前辈陆完手中易得一部赵孟頫旧藏宋版《前后汉书》，令人瞠目，一时传为佳话。而该书之赫赫有名，被明末常熟大藏书家钱谦益称为宋刻本之冠（注十五），并受到清代乾隆皇帝的珍宠，题跋赋诗，称其为“古今至宝”，“雕镌、纸墨并极精妙”（注十六）。王世贞作为“后七子”的领袖，他“几乎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挺宋斗士”，其“拥宋的立场与其复古主义思想一脉相承”。（注十七）虽然，他又对由宋入元的赵孟頫极为推崇，谓“赵承旨书画垂三百年，赏鉴家愈宝购之，以其能集大成也” （注十八）。既力挺宋画，又崇拜赵孟頫，这或许是他痴迷宋版，乃至对赵氏旧藏《前后汉书》志在必得的重要原因。我们了解到，赖福顺先生在《清代天禄琳琅藏书印记研究》一书中已注意到了许多藏书家同时也是书画收藏家或书画家的现象。他认为，藏书家与书法绘画关系密切，具有两个特点：其一，藏书家常是书画收藏家。藏书家以其对历史浸淫感而喜爱古物，图册与书画均属笔纸所造之物，相差无几，收藏时两者兼顾，遂成藏书家亦收藏书画，书画收藏家亦兼及藏书。其二，藏书家常是书画家。藏书家以其对艺术灵敏感触而成为书画家，善本书籍不止为文学作品，其文字与装裱之典雅亦是艺术作品，书画家常喜欢收藏，遂亦兼为藏书家（注十九）。我大致认同赖先生的说法，如果说与之观点稍有不同的话，便是不要先事设定某些书画家、书画收藏家们首先是藏书家，尽管这种情况也可能存在。因为至少像明代中后期苏州地区的书画家、书画鉴定家与收藏家如沈周、吴宽、王鏊、都穆、陆完、唐寅、文徵明、顾仁效、王宠、仇英、袁褧、文彭、文嘉、文伯仁、钱榖、黄姬水、陆师道、吴岫、吴元恭、王世贞、赵宧光、申时行、王世懋、王稺登、秦四麟等，他们本不以藏书名家。然而，在那个唐五代以前写本几乎绝迹、甚至连宋本也日趋稀见的年代，正是这批书画家、书画鉴定家与收藏家，凭藉文物嗅觉的高度敏感，率先并相继将宋版书与古代书画艺术品等量齐观，从而掀起一波前所未有争相收藏宋本的热潮，于是他们自己，遂主动与被动地先后戴上了“藏书家”乃至“著名藏书家”的冠冕。有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当视宋本等古籍善本为文物之后，藏书印也起了变化。古代藏书之家对书籍的保护，多从文献角度出发，观其所钤藏书印，除物主姓名字号斋名者外，多为关涉保护书籍、不准借鬻之内容；但到了明代中期，尤其是苏州地区的书画家、书画鉴定家与收藏家们，那些过往钤盖于法书名画“宝玩”“珍玩”“秘玩”“赏鉴”“考藏”“子孙永宝”之类的印章也频见于庋藏宋版等古籍善本之上。如长洲收藏家陆完在所藏宋本《史记》上钤 “水邨陆氏珍玩”印，在宋本《隆平集》钤 “水邨校藏清玩”印，在宋本《国朝诸臣奏议》上钤“水邨陆氏珍藏”印（注二十）。又如吴县收藏家王献臣，在所藏宋本《国语补音》上钤“王氏图书子子孙孙永宝之”印。再如长洲收藏家顾仁效，在所藏宋本《礼部韵略》上钤“长洲顾仁效水东馆考藏图籍私印”，在宋本《资治通鉴》残帙上钤“顾仁效水东馆考藏图籍之印”（注二十一）。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而与此同时出现的另外一个现象也不能忽略，那便是古籍的装潢。这里讲的不是历代书籍出版时的装帧形式及其不同时代的变化，而是指后人在收藏与保护古籍善本过程中所采取的装潢措施。伴随着视宋本等同于法书名画的理念形成风气之后，苏州地区对宋版等古籍善本的装潢同样不乏创新，生面别开。书画收藏界都知道，明代苏州地区的书画装裱最为讲究，其工艺之精湛，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素有“苏裱”之称。而明代中后期苏州地区的书画家、书画收藏家们，将“苏裱”之法移植到宋版等古籍善本装潢之上，用料、样式种种不同，“有绫者、有锦者、有绢者，有护以函者，有标以号者”,因书制宜，别致典雅，形成了具有“吴装”之称的风格特点，环顾全国，“吴装最善，他处无及焉”（注二十二）。
当时苏州地区的这波宋本收藏热，很快向外散发，江浙地区受其影响最大。著名者如无锡人华夏，先是追随文徵明、祝允明等书画家与书画鉴定家，富藏魏晋以来法书名画，并精于鉴别，有“江东巨眼”之称。后亦热衷收藏宋本，在丰坊为其所撰《真赏斋赋》（注二十三）中，著录宋刻本三十余部，包括《三礼图》《五经图说》《三国志》《前汉纪》《后汉纪》《东观余论》《史通》《王临川集》《玉台新咏》等，种种显赫，世所罕观。又如浙江嘉兴人项元汴，是与同时代王世贞并称的最大书画收藏家。他的收藏理念，深受文徵明、仇英等吴门艺术家的影响。故书画而外，复步趋文征明父子，迷恋宋本收藏。钱曾《读书敏求记·刘勰文心雕龙》有云：“我闻墨林项氏，每遇宋刻，即邀文氏二承鉴别之，故藏书皆精妙绝伦。”（注二十四）按二承即文徵明子文彭（字寿承）、文嘉（字休承）。由此可知，项氏于鉴别宋本并不很内行（注二十五），所以钟情于是，风气使然尔。宋本既被视为珍贵文物，当然也是一种财富，彼时贪官污吏敛财，宋本自是不能或缺。最为典型的是，嘉靖四十四年（1565），严嵩家被判籍没，在记录其没收财物的《天水冰山录》（佚名撰）一书中，有《<实录>并经史子集等书》条（注二十六），凡注明宋板者竟达40部之多，甚至连大收藏家华夏都只能望其项背，虽然其版本鉴定未必都准确无误，但着实令人震撼不已。明代抄本的复兴与仿宋刻本的诞生皆源于苏州地区 宋版书虽然成为受到人们追捧的文物，但毕竟日趋稀见，为使既能绵延流传，又能为读书治学服务，几乎与收藏宋本热发生的同时，出现了与宋本有渊源的两个现象——抄本的复兴与仿宋刻本的诞生。于情理之中，这两个现象又皆首先发生于苏州地区，而且同样伴有十分浓烈的文物色彩。大家知道，当宋代雕版印刷兴盛之后，除极少数官修大书或出于个别文人怡情之需尚保留抄写方式外，整体上抄本已经式微。然而，在沉寂了大约四百年之后的明代中期，抄本突然勃兴，不仅持续了之后明代的一百六十余年，并且影响整个清代而与印本并行不悖。过往学术界多认为这是因为明代刻书追求形式与数量而不讲究校勘质量，尤其是“书帕本”泛滥的缘故（注二十七），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主要原因则是，因宋本稀见，为使宋本能在最短时间内得到绵延流传，及时抄写是重要且又实用的手段。显然，这样的抄本具有抢救宋本为宋本续命的性质。事实上人们可以看到，随着斗转星移，许多明抄本当年所依据的宋本已杳无踪迹可寻，它们已替代宋本而成为当今研究历史文化的第一手文献，同时本身也成了令人瞩目的重要文物。非常有意思的是，许多明代名家别出心裁，前所未有地采用镌有自己斋名堂号的专门版格纸抄书，犹如品牌广告，争奇斗艳。此举是否具有昭告天下“本家抄本，底本既善，抄写校勘亦优”的意义呢？我想，这无论如何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研究的。而这样的创意又是来自苏州地区收藏家。拙著《古籍善本》（修订版）附有《明清名家稿抄本用纸特征列表》（注二十八），计列二十四家明代名家稿抄本用纸，其中苏州地区占有十家，而二十四家中时间最早排名前五位的都是苏州地区收藏家，他们是：叶盛菉竹堂、吴宽丛书堂、文徵明玉兰堂、沈与文野竹斋、杨仪七桧山房，这难道是偶然的吗？更让人兴趣盎然的是，明抄本中开出一支奇葩，那就是被誉为“下真迹一等”的影宋抄本。所谓“影宋抄本”，系用薄而细洁透明的白纸覆盖在宋本之上，按照宋本原来样式，一丝不苟地将文字、版匡、栏线、鱼尾乃至刻工等影描下来，力求保持原本面目，故有“下真迹一等”之誉。由于宋本稀见，甚至后来失传，影抄本则绵延宋本一线之传，故为世人所珍重。在明代乃至清代的影宋抄本中，要数明末常熟毛晋汲古阁的影宋抄本最为精美，无论纸墨与写工质量均属上乘，传世品种相对也多。因此，清代孙从添《藏书纪要》、官方的《天禄琳琅书目》乃至当今学术界许多学者都认为影宋抄本为毛晋所发明，“毛抄”也成了影宋抄本的代名词。但这样的认识并不确切。检览毛晋之子毛扆所辑《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注二十九），著录影宋抄本多达四十余部，有的还著录出处与旧藏物主。
如《李卫公文集》下注“史臣纪家影宋抄本”；《徂徕文集》下注“宋板影抄，周石安收藏”；《广陵先生集》下注“影宋板旧抄，吴方山藏，前有王履吉印”。方山名岫，履吉名宠，皆嘉靖时苏州人。而在《杜工部集》下毛扆称，“先君当年借得宋板，影抄一部，谓扆曰：'世行杜集几十种，必以此为祖，乃王原叔本也。’”可见该目所著录的影宋抄本，大部分为前人旧物，只有个别当时底本难得的自家所抄，才予以著录，否则该书目难称“珍藏”，遑论“秘本”。此外，从理论上说，早在毛晋之前的明代正德嘉靖间既行仿宋刻本之风（详见后文），那么其时必定也有用于上板雕刻的影抄本，只是一经雕版，影抄之本遂废，加之时过境迁，现在缺少实物佐证罢了。但也并非没有蛛丝马迹可寻。根据钱曾《读书敏求记》、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等文献记载，明正德间有苏州藏书家柳佥字大中别号安愚者，曾摹写宋本唐人诗数十种（注三十）；《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有《暌车志》五卷，下注“后有沈与文跋，谓此书柳安愚在宋刻本临摹者”；而上海图书馆藏有柳氏手抄宋刻书棚本《渑水燕谈录》，其行款一依宋本，虽不若毛抄精当，但目录后“临安府太庙前尹家书籍铺刊行”那条刊记抄写得却也神似，黄丕烈题跋明确指出，观其行款及避讳处，当是宋本影写者（注三十一）。那么，在没有更早文献发现的情况下，可以说柳氏属于开影宋抄本风气之先者。当宋本不传于世，影宋抄本即可与宋本同观，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天禄琳琅书目》将影宋抄本列于宋本之后，无论从版本学抑或版本目录角度讲，都是一种创获，《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沿而用之，是很科学的做法。如果说影宋抄本犹如宋本的化身，那么明代中期苏州地区创造的仿宋刻本相较影宋抄本实有异曲同工之妙。所谓仿宋刻本，即不仅文本依据宋版，甚至版式字体等也模仿宋版，其刊刻精美者几可乱真。所以我在前文说，仿宋刻本一定是用精心摹写之本即影宋抄本上板雕刻的（有的学者认为有些精美的仿宋刻本是用宋本直接覆于木版雕刻，未免过于想当然了，如果说在南宋初年或许有这种可能，因为那时人们对书籍并没有文物观念，只想迅即解决书荒。但到了明代中期，要毁掉一部宋版，谁舍得啊）。过去大家在缺乏文献实证的情况下推测，明代仿宋刻本的出现，与当时文坛上“前后七子”掀起复古运动，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背景有关。彼时存世文献的状况是：五代以前写本几乎绝迹，赖以征文考献之宋版亦已不可多得，不仅集部之书，其他门类的宋版同样已属稀见之物。搞复古运动而出现古本书荒，自然会寻觅宋本用翻刻手段加以解决。但是，解决书荒如同曩昔一样，本来只要翻刻宋版的文本便可，为何一定要刻意追求宋版形制上的相同呢？可能有人会想，“后七子”领袖王世贞既然如此崇尚宋本，应该对仿宋刻本的产生起过重要作用。然而，仿宋刻本现象在王世贞出生之前业已出现，他充其量只能在后来对仿宋刻本的流行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因而，仿宋刻本的问世，与“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其主要原因仍然是苏州地区的人们对古籍对宋本率先具有文物性的认识，与影宋抄本一样，目的就是要为宋版续命，使之能化身千百。可以这么说，从强调文物性出发，力求从形式到内容保持宋本原貌，是仿宋刻本的鲜明特征，其功用当然较影宋抄本更大。因此，明代中期刻书中心转移至苏州地区并非偶然，并不仅仅是彼时江南经济发展、以致苏州地区成为文化中心的缘故。六十年前北京图书馆编纂的《中国版刻图录》（注三十二），于苏州地区的仿宋刻本仅收录明正德十六年（1521）陆元大刻本《花间集》、明嘉靖十四年（1535）苏献可通津草堂刻本《诗外传》、明嘉靖十四年袁褧嘉趣堂刻本《世说新语》等少数几种，连刊刻更为精美尚存于世的明嘉靖十二年（1533）吴元恭刻本《尔雅》都未收录在内。该图录虽然在序言中通篇讲的是雕版印刷史，但实际以宋版为重点，显然想突出其版本学功能，非常有道理；但其于具有宋板遗传基因的明代仿宋刻本稍有忽略，则颇为可惜。后来有些版本学著作，根据叶德辉《书林清话》中罗列的明代仿宋刻本再事增益，内容当然比《中国版刻图录》丰富的多，但对其产生的原因仍然不够明确，何况还有可商榷之处：譬如存世的明代仿宋刻本以欧体字居多，有的学者便认为明代仿宋刻本皆出自宋代浙刻本。其实不然。宋本在明代中期虽然已成稀见之物，但存世者不可能只有浙刻本，事实上流传至今的宋本，仍然闽刻本多于浙刻本。因此，我们现在所见的明代仿宋刻本很可能只是当年的一小部分。何况，今存复本并不少的那部著名的、传为书林美谈的王延喆本《史记三家注》，不就是依据南宋福建黄善夫本仿刻的吗？其字体则是柳字而非欧字。再如对仿宋刻本的界定问题，似乎从来无人道及。诚然，嘉靖时代流行的一种起笔轻落笔重、便于雕版的规范化字体，确是从宋代浙刻欧体字演变而来，但同样采用这种字体的刻本，不能因为其文本源自宋本，便一律称为仿宋刻本。因为：一，其刊刻有精粗高下之别，只有刊刻精美、与影宋抄本一样堪称“下真迹一等”者（按今人的说法即“高仿”），就如吴元恭刻本《尔雅》那样，才真正属于仿宋刻本。二，许多本子并非直接从宋本仿刻，而是辗转翻刻，更不能径称为仿宋刻本，只能称之为翻刻本。
明嘉靖十七年（1538）元和吴元恭仿宋刻本《尔雅》 明代中期苏州地区本着文物理念创造的仿宋刻本，阅历不数百年，已成为不可多得的善本，其曾经对明季、清代、民国古籍的仿真复制（包括仿刻、影印）具有引领作用，相信其依然会影响当代乃至将来。文徵明、王宠、唐寅等是版本学开山人物 行文至此，版本学应该登场了。因为，具有与生俱来宋版基因的明代仿宋刻本，在为保护与传播民族文化遗产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大麻烦”——在仿宋刻本问世不久，坊间出现了假冒的宋版，而这种假宋版通常就是利用仿宋刻本伪造的。于是就有了鉴别版本的需求，版本学由是发端。明嘉靖万历间钱塘藏书家高濂，在其所著《雅尚斋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注三十三）中有云：“近时作假宋板书者，神妙莫测。将新刻模宋板书，特抄微黄厚实竹纸，或用川中茧纸，或用糊扇方帘棉纸，或用孩儿白鹿纸，筒卷用槌细细敲过，名之曰刮，以墨浸去嗅味印成。或将新刻板中残缺一二要处，或湿霉三五张，破碎重补；或改刻开卷一二序文年号；或贴过今人注刻名氏留空，另刻小印，将宋人姓氏扣填；两头角处或妆茅损，用砂石磨去一角，或作一二缺痕，以灯火燎去纸毛，仍用草烟熏黄，俨状古人伤残旧迹；或置蛀米柜中，令虫蚀作透漏蛀孔；或以铁线烧红锤书本子，委曲成眼，一二转折，种种与新不同。用纸装衬，绫锦套壳，入手重实，光腻可观，初非今书仿佛，以惑售者；或札伙囤，令人先声，指为故家某姓所遗。百计瞽人，莫可窥测，多混名家收藏者，当具真眼辨证。”高濂又云：“宋人之书，纸坚刻软，字画如写，格用单边，间多讳字，用墨稀薄，虽着水湿，燥无湮迹，开卷一种书香，自生异味。” 崇祯间文震亨《长物志》卷五《宋板》有云：“藏书贵宋刻，大都书写肥瘦有则，佳者有欧、柳笔法，纸质匀洁，墨色清润。至于格用单边，字多讳笔，虽辨证之一端，然非考据要诀也。” 所谓“新刻模宋板书”，就是指明代的仿宋刻本。通过高氏富于画面感的描述，使我们了解到当时用仿宋刻本造假的种种现象，也了解到与此同时，人们开始对宋版的特征包括字体、版式、纸张、刷印、校刻质量乃至避讳等多角度进行鉴定方法上的探讨研究；而文震亨所言又告诉我们，对鉴别宋版的讨论研究，随着时间推移有所深入。令人感到不足的是，由于目前没有掌握更多翔实明晰、较为系统的文献（尚待蒐采挖掘与剔抉梳理），不能对版本学的发轫期面貌作出一个较为完整的勾勒，我只能凭一些碎片化的文字与现象作一些推测，以供大家参考。我认为，制造假宋版的目的是为了牟利，这一商业现象的出现，同样源自人们视书籍为文物的理念。因此，制造假宋版应当也是率先出现于苏州地区，而相对权威的版本鉴定家一定同样产生于苏州地区——我的关注点仍然在明代中后期苏州地区的那批书画家、书画鉴定家与收藏家身上：
他们之中是否有人加入制造假宋版行列？因为内行造假手段更为专门，不容易被识破。由于目前暂时没有明确证据以坐实谁人有这种不齿行为，但不排除存在这种可能性。我们至少了解到，在书画艺术品市场上出现伪作、专家参与作伪的现象并不鲜见，别的不说，当年文彭、文嘉兄弟作为一时之选在为项元汴购藏法书名画掌眼时，就曾让项氏受过骗上过当（注三十四）。而鉴定宋版，项氏仍然请文氏兄弟把关，说明他们鉴定版本的水平同样很高，但天晓得兄弟俩又会玩什么猫腻呢。我无意作任何无端猜测，但从项元汴请文氏兄弟鉴定宋板之事，我觉得倒是可以作一个应该合乎客观情况的推理：既然苏州地区的这批书画家、书画鉴定家与收藏家具有对宋本文物性的高度敏感，根据书画市场作伪古已有之的经验，他们对市场上假宋版的出现，应当不会惊慌失措，他们肯定会借用鉴定书画的经验鉴定版本，并很快成为鉴定专家。而在文氏兄弟之前，也就是在仿宋刻本与伪造宋本刚出现的那个时代，文徵明、王宠、唐寅等应该是当时的鉴定权威。因为我发现了与之有关的两个版本案例，前人从来没有注意到：一，我在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宋刻本《东观余论》上发现钤有文徵明、王宠、文伯仁的伪印，继而又在海峡两岸多家图书馆、博物馆及日本静嘉堂文库收藏的二十多种宋元本上发现同样的伪印（注三十五），不久在《天禄琳琅书目》（注三十六）中也发现《唐宋名贤历代确论》《容斋三笔》《楚辞》《六臣注文选》等数种宋本有同样的伪印。这些钤有伪印的宋元本有一个共同之处，即都曾经清初大藏书家季振宜收藏。
现存季氏旧藏的宋元本，并非皆钤有这些伪印，我的判断是，凡有伪印者，可能是季振宜去世后由其后人或书贾钤盖的。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些宋元本本身并无问题，无需作假，为什么要钤盖伪印呢？这或许是三百多年来人们于此忽略的主要原因。而我的认识是，明末清初之时，版本学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人们虽然知道古刻旧椠具有文物价值，但真正精于版本鉴别者无多。之所以要钤文徵明、王宠等人的伪印，正说名他们属于明代中期版本学发端时的开山人物，是人们心目中鉴定版本的翘楚，若经他们这样的权威专家鉴藏，不但能提高继藏者的收藏地位，买其书者也会更加放心，当然其文物价值、市场价值也就更高。 二，上海图书馆所藏宋浙刻本《王建诗集》有唐寅题识云：“俞子容家藏书，唐寅勘毕。”俞子容名弁，乃与唐寅同时之苏州藏书名家。而此本既无俞氏印章，也无唐氏校语；又唐氏题识在卷十末之另纸，系粘接于卷十抄配纸之后（其接痕与两种不同纸色明显），除钤有“南京解元”、“唐寅私印”两印外，又有“季振宜藏书”之印。由是观之，唐氏手迹虽眞，却系从季振宜所藏某本书中移易而来，则此本并非俞氏旧藏。无需多言，这种移花接木之举，其目的与在宋元本上钤盖伪印是一样的，只是这个案例又为另一位鉴定版本高人做了绝妙的广告，他就是唐寅。
上述两个案例虽然与伪造宋本不同，却也是鉴定版本不可忽略的一个方面，具有版本学发轫期研究意义。尾语 关于版本学起源于明代中后期苏州地区的观点，以及书籍文物观的提出，是我长期以来结合工作实践不断有所思考，从而获得的与众不同的认识。记得二十年我刚提出版本学起源于明代中后期的观点，曾受到多方质疑，因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有多部版本学著作问世，对版本学起源的观点大同小异，却没有我这样的说法，人们一下子难以接受。后来，逐渐得到不少学者的认同，现在有人甚至说，我的观点已成为学术界的主流意见，但我不这么认为。一方面是，别人没有正面提出批评，并不表示赞同；而另一方面，我仍然未中断思考，觉得有必要丰富完善自己的观点，所以又撰写了这篇小文，当然也希望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我的体会是，讨论这样的话题，需要以较为丰富的版本学实践经验为前提，这还真的不是一个在纸上能解决的纯理论问题。譬如讲书籍的文物价值，虽然难以否认，但许多学者很忌讳谈文物价值，以为商业化，很俗气，他们片面强调注重版本的文献价值，甚至千方百计地寻找宋本有不少错误、文献价值不高的例子，他们认为这样才高雅，才学术。当然，他们的这些想法与做法前人也有过，但不能忽略前人的历史背景。我不相信，在有条件购藏的情况下，我们的先贤会置宋版于不顾。即便宋本有问题，如果没有宋本，无法作比较，又如何识得后来版本的好处呢？而我在摩挲了大量古籍之后得到的认识是：自从版本学发端后，“物以稀为贵”不再只是古董家的理念，也成为藏书家们的共识。不特宋元旧本，未刊或已刊稿本、未刊或绵延古本一线之传的明抄本、名家批校本等，凡属独一无二或流传稀见之本，皆相继被人们奉为贵重文物而受到呵护珍藏。而版本学因起源于民间，起先关注度不够，发展缓慢，其受到全面重视，并使版本目录成为专门，是在清朝乾隆时代，因为那时出现了第一部官修善本目录——《天禄琳琅书目》。该书目不仅于版本鉴定较以往藏书家为精，体现出版本学的进步，而且特别强调版本的文物属性。这充分说明，以宋本为代表的古籍的文物价值、产生于民间的版本学以及新的“善本”观念，已得到官方的认可与推行。其影响之深广，不仅使反映公私收藏的古籍目录著录版本从此形成风气，而且因前所未有地崇尚善本，致使后来问世的古籍藏书目录（包括简目与藏书志）以善本目录居多。可以这样说，我国真正主动地保护古籍，是从民间到官方认识到古籍具有文物价值之后才开始的；同样，版本学也是在人们对书籍有了文物观念之后产生的。而这，无不与明代中后期苏州地区文人相关。注一：先行案：《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谓《天禄琳琅书目》“以经史子集为纲，书则以宋金元明刊版朝代为次”；《四库全书总目》谓“其书亦以经史子集为类，而每类之中，宋金元明刊版及影写宋本各以时代为次”，与《天禄琳琅书目》以版本为纲的事实大相径庭。注二：见《书林清话》卷十，2009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注四：据1977至1978年间颁行的《<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收录范围》，其九条收录标准为：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包括残本与零页）。
2、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包括具有特殊价值的残本与零页）。但版本模糊而流传尚多者不收。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帕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7、辛亥革命前的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过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本、抄本。8、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古代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9、明代印谱全收。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印谱的钤印本，有特色或有亲笔题记的收，一般不收。
注六：据2020年9月27日日本《朝日新闻》报道，一部产生于六、七世纪的中国抄本《论语义疏》在日本被专家学者发现，而在中国，该书十二世纪以前的版本早已失传。
注八：清乾隆间金氏砚云书屋刻本《长物志》卷五《宋板》谓宋本“纸白板新者为上，竹纸活衬者亦可观，糊背、批点，不蓄可也。”
注九：民国五年（1916）乌程张氏刻本（适园丛书第八集）。
注十二：明代苏州府下辖吴县、长洲县、常熟县、吴江县、昆山县、嘉定县、崇明县和太仓州。
注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先行案：该本文字略有讹误。
注十五：见《牧斋初学集》卷八十五《跋前后汉书》，明崇祯十七年（1644）刻本。注十六：见《天禄琳琅书目》，200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注十七：见封治国著《与古同游——项元汴书画鉴藏研究》第191页 ，2013年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
注十八：《弇州续稿》卷一百六十八《跋赵松雪山水》，转引自封治国著《与古同游——项元汴书画鉴藏研究》。
注十九：见赖福顺著《清代天禄琳琅藏书印记研究》第162页，1991年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印行。
注二十：见《天禄琳琅书目后编》，200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注二十一：以上见《藏书纪事诗附补正》，199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注二十二：见胡应麟《经籍会通》，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新都江湛然刻本。
注二十三：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刻《藕香零拾》本。
注二十四：见《读书敏求记校证》（钱曾撰，管庭芬、章钰校正），200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注二十五：余曾见台北“国图”藏明嘉靖翻刻宋淳熙三年（1176）阮氏种德堂本《春秋经传集解》，钤有“项子京家珍藏”朱文长方印，当年项元汴购买时可能也误认为是宋本，不然，以他的收藏地位，不会对一部新近刻本钤珍藏印。
注二十六：清乾隆道光间长塘鲍氏刻《知不足斋丛书》本。
注二十七：陆容《菽园杂记》有云，“今士习浮靡，能刻正大古书以惠后学者少，所刻皆无益，令人可厌。上官多以馈送往来，动辄印至百部，有司所费亦繁”。先行案：所谓官吏用以应酬馈赠之书，即俗称“书帕本”。
注三十：见《藏书纪事诗附补正》，199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注三十一：见《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真迹》，2013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注三十四：见封治国著《与古同游——项元汴书画鉴藏研究》第171页《文彭兄弟》，2013年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
注三十五：见《古籍善本·宋浙刻本东观余论》（修订版），202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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