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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为《上海图书馆藏善本仿真萃编》前言，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书为准。感谢陈先行老师授权发布！ 古籍版本的仿真，是指對版本從形制到內容進行原式原樣的複製，或謂之“再造”，也無不可。 不過事有特殊，在南宋初期，曾經發生過版本形制的“仿真”現象。嘗見日本天理大學圖書館所藏南宋初期刻本《通典》，其字體及版式行款，與該國宮內廳書陵部庋藏的北宋刻本《通典》幾無二致。然揆情度理，該現象並非出自人們追求版本仿真的主觀理念，而是彼時面臨戰亂之後出現的書荒，為迅解一時燃眉之急，很可能徑以北宋印本上版雕鐫，遂造成南宋翻刻之本與北宋原本形同孿生。蓋彼時人們並無視書籍為文物之意識，不會刻意保護舊本；何況南北宋時代較近，為能生產更多讀本而毀棄一部北宋本，藏書家與刻書者並不感到可惜。此外，從傳世宋本觀察，《通典》之版刻現象尚屬個別，即便當時的出版業或有類似情況發生，大概占比也很小，具有一定的偶然性。   人們真正刻意對古籍版本進行仿真複製並形成風氣，始于明代中葉。那時唐五代以前的寫本幾乎絕迹，業已成為研究兩宋以前歷史文化主要文獻來源的宋刻本也日趨稀見，蘇州地區的文人（主要是書畫家、書畫鑒定家與收藏家），本着文物嗅覺的高度敏感，率先將宋本與古代法書名畫等量齊觀，從而掀起一波爭相收藏宋本的熱潮。而在宋本不可多得的情況下，蘇州地區尋即又出現了藏書家抄本爭奇鬥艷的局面，並創造了影宋抄本與仿宋刻本，同宋本收藏熱一樣，迅速向周圍地區散發傳播，直至影響全國。 在此之前，由于宋代雕版印刷的興盛並獲得持續發展，造成了抄本的沉寂長達四百餘年之久。而面對明代中葉抄本的勃興，過往學術界幾乎眾口一詞，認為是明代刻書追求形式與數量而不講究校勘質量的緣故。這樣的說法似乎有一定道理，但主要原因則是，因宋本稀見，為使存亡續絕，抄寫是重要且又實用的有效手段。歷史已經證明了這批明抄本及時問世的意義與價值，當所依據的宋本一旦杳無蹤迹可尋，它們儼然替代宋本成為了第一手研究資料，難能可貴。 最耀人眼目的是，在文物觀念主導下，明抄本中開出了一枝奇葩，那就是影宋抄本。其用薄透的白紙覆于宋本之上，按照宋本原來樣式，一絲不苟地將文字（包括避諱字）、版匡、欄線、魚尾乃至刻工等影描下來，力求保持原本面目，可謂在當時的客觀條件下所能夠做到的最有質量的仿真複製，故有“下真迹一等”之美譽。毫無疑問，影宋抄本又較一般明抄本更為世人所重，因為它從形制到內容，幾乎綿延了宋本的一線之傳，其價值堪與宋本同觀。清代乾隆間官修《天祿琳琅書目》的組織編排，特意將影宋抄本緊列于宋本之後，不由令人歎喟著者於版本學眼光獨到，做法科學，其為後人編目所效仿，洵在情理之中。  自清代孫從添《藏書紀要》以降，人們皆以為影宋抄本係明季常熟毛氏汲古閣所發明，其實不然。毛晉之子毛扆撰有《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有清嘉慶五年黃氏士禮居刻本），在該目錄所著錄多達四十餘部影宋抄本中，大多為正德、嘉靖間蘇州等地區藏書家的舊物，真正屬于毛氏自家影抄者極少。 如果說影宋抄本猶如宋本的化身，那麼明代中葉蘇州地區開創的仿宋刻本，則與影宋抄本有異曲同工之妙。所謂仿宋刻本，亦力求從形式到內容保持宋版原貌，諸如版式、字體、避諱、刊記等，都依照原本，其刊刻精美者幾可亂真。譬如嘉靖十七年（1538）吳元恭所刻《爾雅》，雖其所據底本難能蹤迹，但觀其一色漂亮的歐體字，宋諱避至“郭”字，便可推知其底本當刊刻于南宋寧宗時浙江地區。
或謂仿宋刻本有以宋本直接上版者。此乃不顧時代變化之臆說。與南宋初期出現類似《通典》刻本現象的背景截然不同，在明代中葉，書籍的文物觀已深入人心，因此像南宋初刊刻《通典》那樣毀掉一部珍貴的宋本已斷無可能。合理的解釋應該是，仿宋刻本直接受到了影宋抄本的啟發，係用精心摹寫之法即影宋抄本上版雕刻，從而達到刻書者所期望的仿真效果。此亦影宋抄本不會晚至毛氏汲古閣發明的理由。 如果視野再開闊一點，更可認識到，仿宋刻本實際上借鑒（或者說移植）了宋代諸如《淳化閣帖》摹刻名人墨迹的方法，故其率先生發于蘇州地區，想必同樣少不了吳中書畫家的策劃與推動。 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認為明代仿宋刻本的出現，與當時文壇上“前後七子”發起的復古運動有關。以今觀之，這種在缺乏文獻實證的情況下所作的推測難以成立。因為仿宋刻本與影宋抄本相同，從強調文物性出發，目的就是要為宋版續命，由于仿宋刻本能使宋本化身千百，其作用較影宋抄本更大。因此，仿宋刻本之誕生于世，從根本上說，是文物觀念主導的必然結果。 明代中期宋本收藏熱的出現，影宋抄本、仿宋刻本的發明，對當時及後來的學術發展、古籍收藏與傳播，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嚮，意義深遠。 竊以為，正是這種對書籍產生顛覆性認識的文物觀，導致了版本學的創立。版本學的主要特徵與功用是鑒定版本。當坊間利用仿宋刻本製造假宋本氾濫時，人們便開始研究如何鑒定宋本。可以說，版本學是從鑒定宋本發端的。 伴隨着書籍文物觀的形成，人們對“善本”的認定也發生了變化，即“善本”由原來單一重在校勘價值、屬于校勘學範疇的名詞，嬗變為主要強調“物以稀為貴”的文物價值、屬于版本學的專門名詞。從此以後，藏書家的收藏之道，紛紛以網羅珍稀善本為主旨。迨至清代《天祿琳琅書目》的發佈，更是表明了官方的態度與導向，對善本的收藏保護與版本學的發展推波助瀾，遂使迄今為止的公私善本書目無一不以文物性為前提與特點。 也就是自明代中葉起，古籍的傳播，開始沿着兩條路徑發展：一是承襲舊時僅注重抄寫翻印整理文本的傳統；另一則強調保存原本面貌，力求從形式到內容的仿真。反映在校勘學上，前者希望能彙聚眾本，擇善而從，提供給人們一個文字準確完備的讀本；後者則恪守不改動包括宋本在內舊本原文的準則，到了清代乾嘉時期，為揭示版本異文，或採取宋人附錄校勘記方式，即所謂“不校校之”。雖然前者具有“斷是非”的學術意義，並經常有人為此聲張鼓吹，但平心而論，就文獻原生性的傳承而言，後者相對客觀可靠，對古籍的保護起到更為積極的作用，廣受整理、研究古籍者的青睞，因而在歷史長河的沉澱中，具有更強的生命力。 雖然，為使古籍版本仿真事業在當今能有更好的發展，應對前人的作為有一個全面準確的認知。 首先，有必要對明代影宋抄本、仿宋刻本作出界定。不得不說，版本學界以往的認識是較為模糊的。如上世紀後期由政府組織編纂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對影宋抄本的認定過于寬泛，蓋不辨直接據宋本影抄還是傳抄，凡與宋本行款相同、抄寫稍工整者，每以“影抄本”著錄，有欠嚴謹。而人們對明代仿宋刻本的認定同樣流于表面化，只要源出宋本系統，並採用嘉靖時代流行的一種起筆輕落筆重的規範化字體，便皆稱為仿宋刻本。其實真正的仿宋刻本應當是直接據宋本仿刻，形制一律，且字體刊刻精美逼真；那種輾轉翻刻，或改變形制，更易原本行款、文字的本子，只能視之為翻刻或重刻本。 其次，在確定真正屬于影宋抄本、仿宋刻本的前提下，不能忽略影宋抄本與仿宋刻本可能存在的不足。我們從今存宋本瞭解到，原刻初印一無修補版者並不多見，而影宋抄本與仿宋刻本的薄弱之處，恰恰在于難以反映修補版面貌，那麼其所保留宋本的避諱、刻工等有關信息，究竟屬于原版還是補版所有，存在着不確定性；修補版是否對原版文字進行改動，亦難能知曉。譬如常熟翁氏舊藏南宋明州刻本《集韻》（今藏上海圖書館），原版版面已呈漫漶模糊面貌，但在傳世毛氏汲古閣與錢氏述古堂兩部著名影抄本中不可能得到體現（前者藏寧波天一閣，後者藏上海圖書館）；且影抄本字體通篇一致，而宋刻本原、補版字體並不相同。宋刻本原版不避南宋諱，補版則出現“慎”字缺筆；雖然不少版面可藉助版心鐫有“重刁”、“重刊”、“重雕”等字樣作出屬于補版的判斷，但也有的補刻版片並未予以標明。因此，倘若沒有該宋本幸存于世，其原、補版乃至避諱、刻工，僅憑影抄本是難以完全分辨清楚的。再者，天一閣所藏“毛抄”實際上已經毛扆據別本校改（即用白粉塗改者），因未見宋本，連校勘名家段玉裁、阮元也未能看明白，觀其題跋於此不置一詞便可知矣。 
（上海圖書館藏宋明州刻本《集韻》補版） 對明代影宋抄本與仿宋刻本進行界定，以及瞭解其存在的不足，有助于對清代、民國以及當代的古籍版本仿真作出合符客觀的評價，具有版本學意義。 譬如清康熙間成德輯刻的《通志堂經解》，採用仿宋字體，刊刻頗精，每被坊間用來冒充宋本。但其問題在于，整部書的字體已別成一格，並非按照各自原本字體之仿刻，且文字已作校改，即或有的宋代以前著作源自宋本，也不能定為仿宋刻本。   相對而言，清代的仿宋刻本，以嘉道間黃丕烈輯刻的《士禮居黃氏叢書》、光緒間黎庶昌、楊守敬輯刻的《古逸叢書》最為典型。 《士禮居黃氏叢書》中有《儀禮》《國語》《戰國策》《輿地廣記》《傷寒總病論》《洪氏集驗方》等，皆據家藏宋本影寫刊刻（據徐康《前塵夢影錄》謂寫樣出自摹宋名家許翰屛之手），並多經顧廣圻專事校勘，撰札記附于書後，不特使孤本秘笈得以流傳，並能聞其名而見其形，價值很高，書林稱頌。二十年前，海上曾發生將黃氏影刻宋嚴州本《儀禮》作為宋本拍賣之事。該本紙經染舊，卷端鈐有錢曾“述古堂”偽印，書後的《校錄》被除去，騙過了浙滬兩地有關專家的法眼，足見黃氏仿刻之精。  《古逸叢書》亦以精心影摹上版，聘請木村嘉平領銜的日本名匠鐫刻，所刻北宋本《姓解》、南宋余仁仲萬卷堂本《春秋榖梁傳》等十分傳神，達到楊守敬所追求的“虎賁中郎之形”。該叢書的不足之處是，對有的文本作了改動。如其影刻宋本《廣韻》，因與康熙間張士俊輯刻《澤存堂五種》之《廣韻》所用底本相同，輕率沿用了張本的校改，致失宋本原貌，殊為可惜。   至于民國時期古籍版本的仿真，可謂佳品迭出，如行山陰道上，使人有應接不暇之感。諸如貴池劉世珩玉海堂刻《景宋紹熙本坡門酬唱》，烏程蔣汝藻刻《密韻樓景宋本七種》，武進董康誦芬室刻《景宋殘本五代平話》，仁和吳昌綬雙照樓刻、武進陶湘涉園續刻《景刊宋金元明本詞四十種》等，皆享仿刻精本之盛譽。其中有些本子的刊刻，出自影寫高手黃岡人饒星舫及其同鄉雕刻名匠陶子麟之手，尤為書林所津津樂道。但就仿真而言，若將他們的作品與木村嘉平等所刻《古逸叢書》相比，前者稍遜于後者，其關鍵的區別在于，後者完全尊重原本字體，而前者已演為自有的字體風格，其雕鐫美是美矣，要非原本舊觀。 隨著西方影印術的傳入，古籍版本仿真之法亦與時俱進。民國十二年（1923），烏程蔣汝藻氏影刻宋本《草窗韻語》，心裁別出，不以影寫上版，而是以董康委託日人小林忠治郎製作的珂羅版薄葉上版，使字體更合原本面貌。無獨有偶，翌年，建德周叔弢氏影刻所藏宋本《寒山子詩》，同样以珂羅版上版雕刻。而民國二十四年（1935），江安傅增湘氏為使“板式若一，點畫無訛，紙幅標題，咸依舊（式）”（國圖藏宋刻本傅氏原跋），乾脆將宋刻孤本《周易正義》郵致東瀛選集良工影印出版，允推民國古籍版本仿真之白眉。顯然，有識之士已敏銳地看到，唯有採用影印手段，方能避免影宋抄本、仿宋刻本存在的不足，完整準確地反映原本面貌。
（民國十二年[1923]烏程蔣氏密韻樓珂羅版藍印本《草窗韻語》[宋刻待訪]） 然而，由于仿真觀念存在差異，前賢喜好修版描字，或為追求完美，如周叔弢先生刊刻《寒山子詩》；或強調實用，修版描字而外，甚至不刻意追求版匡尺寸的同一，如最早采用影印手段之《四部叢刊》等書。而版子一經修描，原本面貌難免失真，甚至有文字描錯之虞。筆者曾將今藏日本公文書館（前內閣文庫）之宋刻本《東萊先生詩集》與民國十九年（1930）中華學藝社影印本（後入《四部叢刊續編》）比對，發現後者因描潤不慎而存在若干錯訛。類似修描現象，在近百年來以影印為主的古籍仿真中一直存在，亟待加以改變。 還須指出，古籍版本的仿真複製，為使能垂遠，用紙也應講究。曩時《古逸叢書》的單行本與匯印本有用日本美濃紙刷印者，至今百數十年觸手如新，為世人所珍愛。而當代有的影印之本，或有仿真初衷，但用紙質量低下，不數年便生斑斑黃迹，惡俗殊甚，其壽不永也可以想見。 今在有关各方通力合作之下，《上海圖書館藏善本仿真粹編》行將陸續出版。有鑒于上述得失，該編以信今傳後為宗旨，一依原本面貌，選擇桑皮紙等優質紙張，使用目前最先進的技術精心印製，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高級仿真古籍善本，為保存與傳播中華傳統文化作出具有新時代特點的貢獻。 本文圖片係為公眾號發佈所配，部分為陳先行先生提供，部分收集自網絡。 【作者简介】 陈先行，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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