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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唐步棋说：“郑氏所特别指出，而为一般医家所忽略的是阴气盛而真阳上浮之病。”他对阴证病情的论述集中于3处，每次都有半数以上的病症讲阴火。如在《医理真传》“阳虚证问答”一节，总共列举了31种阳虚证，有16种属于阴火。“以上数十条专论阳虚，指出真气上浮，反复推明”阴火表现。真气上浮亦即虚阳上越是阴火最常见的表现。 归纳他关于阴火的贡献主要有3点： (一)提出“火有阴阳之别”的纲领 郑钦安最大的贡献是，提出火有阴阳之别的纲领。他在论述血证的辨治时，针对世俗专主滋阴降火说道：“不思火有阴阳之别，血色虽红，由其从火化得来，终属阴体。气从阳，法天居上；血从阴，法地居下。”显然这句话不单单适用于血证，所有的火证都适用，既有阳证实热的火证，还有阳虚阴证引起的火证。在论证痔疮的时候，他说，痔疮虽有36种不同的名称，“其形不同，其原则同，不必细分，总在阳火、阴火判之而已” ——痔疮就分阳火、阴火两大类，这也体现了他万病只分阴阳的概念。 火有阴阳之别的纲领是郑钦安关于火证最基本的观点，也是我们判断阴火的理论基础。 (二)指明阴火误治是“千古流弊” 火神派作为一个新的流派，是在与时代流弊做斗争而产生的。郑钦安校正了什么时弊?就是校正对假火、对阴火认识不足的时弊。他指明阴火误辨、误治，乃是千古流弊。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火神派名家都曾与时方派多次激烈交锋，焦点都是围绕着假热、阴火的见识上。清初扶阳名家吴天士、郑重光的医案集中都有很多例子。吴氏治一中寒病例，“曾经历五医，俱是表表著名者，不知何故，绝无一人认得是阴证，医至将死，而后待余以峻剂参附救之”一 -人都快要治死了，才等我用参附来救之。还有一个病人，“患呕吐，以证论不过一停饮耳，前之名医，几复杀之，且三杀之，而余三救之” 个停饮之证，吴氏用热药已治好，此前误治的名医则再用凉药来治，“几复杀之”， “而余三救之”。如此反复3次，“每投药之际，辄如此辩论一番，几欲呕出心肝”，争论得多么激烈。乃至吴天士发出“曲高者和必寡，道高者谤偏多”的感慨。凡是吴天士、郑重光的意见被采纳时，患者都能得到救治；反之，凡是时方派占了上风者，患者都被寒凉药治死。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许多医家认为是阴虚火热的病，郑钦安力排众议，勘破阴霾，揭示出阳虚阴盛的底蕴。他有一句名言，“总之众人皆云是火，我不敢即云是火”，—— 大伙儿都说是火的病，我不敢说就真是火，而可能是假火、是阴证，有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反潮流感觉。就像口疮、牙痛、咽炎、疖疮这些局部红肿热痛的病症，众人都抱定火热成见，投以寒凉药物，实为“千古流弊”。 郑钦安反复强调，大声疾呼：“若虚火上冲(指阴火)，后学懵然无据，滋阴降火，杀人无算，真千古流弊，医门大憾也。”敬云樵批道：“齿牙肿痛，本属小症，然有经年累月而不愈者，平时若不究明阴阳虚实，治之未能就痊，未免贻笑大方”(《医法圆通·卷一》)。此语意味深长，不知有多少医家至今仍在重复着这种“贻笑大方”的错误。 (三)对阴火的辨治卓有成效 郑钦安对阴火的辨治非常有效，他制定了阴阳辨诀，用以判断阴证、阳证，作为辨认阴火、阳火的不二法门。他研制了潜阳丹，推崇封髓丹作为治疗阴火的方剂，疗效“百发百中”。郑钦安有一个著名的案例，他之所以出名和这个案例有关系，什么案例呢?当年他治好了成都府知府朱大人夫人的吐血证。朱夫人患吐血证，成都府16个地县都派出名医来治，治了一年，滋阴降火，凉血止血，寒凉治法用尽，越治越糟，奄奄一息。后来没招了，请郑钦安来治。郑钦安一看就知道是阴火，面容苍白，夏至季节还盖着丝棉大被，十分怕冷。舌质淡红，苔白腻。出手就是大剂四逆汤：附子四两，干姜四两，炙甘草二两(原方剂量，未换算)。当时16个地县的名医绝对想不到治吐血会用附子、干姜这些热药，等着看他笑话。结果1剂四逆汤服下去，夫人立刻好转，很快恢复健康。知府给郑钦安送了金匾，上写“医宗仲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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