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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初次在《世界文学》杂志读到卡夫卡的《变形记》，十分吃惊：一个男人早晨醒来，怎么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我在靠近开水房的一棵皂荚树下，和一个烂熟于外国文学的同学谈到《变形记》。他头发长长的，神情倦怠，对当时风行的伤痕文学嗤之以鼻。看到我的惊惧，他宽容地笑了笑，说，“是的，卡夫卡就是这样。”这是我听到的对卡夫卡最早的评论，印象深刻，却又一片茫然。那是1979年春天的事情，我们都不足17岁，是成都24中高二的学生。读小说，就像吃饭喝水，缺一天都难受。 高考前的一个多星期，我还兴奋地（也有点心虚地），读完了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1979年秋，我进了四川大学历史系历史学专业念书。这是我的第一志愿，却与小说无关。我的理想是：做一个考古学家。然而，进去了才晓得，我选择的系是对的，而专业却错了，考古学家只出在考古学专业。 我有点沮丧。老师很多是史坛宿儒，我一方面对他们充满敬意，一方面也常听课走神。于是就借来许多小说，边听、边读。川大图书馆藏书甚巨，但那是个全民读小说的年代，有好书大家抢着看，譬如《三个火枪手》，为了书畅其流，就只能在馆内读。于是，我上课偷啃巴尔扎克，下课就去图书馆排队看大仲马。大仲马和巴尔扎克都能写，一辈子写了一大堆，大仲马的影响，有点像稍晚风行的金庸，不仅好看，还可拿来吹牛。而巴尔扎克的书厚实如砖，说啃是合适的，有点让人牙痛、头痛。我不是中文系学生，对中国文坛正刮什么风不甚了了，但常感慨： “生子当如大仲马（或者巴尔扎）！” 但，和另一部小说的相遇，改变了我的想法，那就是司汤达的《红与黑》。《红与黑》是极少数必须在馆内阅读的“严肃小说”之一，可见借阅率之高，也可以想见它让人读得多么心痒痒。我还记得，它是繁体字、竖排版的，罗玉君翻译，封面红色，绘有一个舞会的场面，线条是忧郁的黑颜色。那些天，我吃饭、睡觉、上课都在牵挂它。终于读完全书，才又发觉你从此就没法摆脱它。它那么有激情，又那么神秘和伤感，相比之下，大仲马仿佛聪明的说书人，而巴尔扎克则像于连那个做木匠的爹，有的是气力与狠劲，少的是细腻与优雅。1970年代末，《红与黑》对20岁不到的读者影响深广，包括了青春、爱情和性的觉醒（够晚、也够可怜的）。男生说，读了《红与黑》，看女人的眼光都变了。反过来说，女生也一样。有人把莫泊桑的《俊友》拿来跟《红与黑》相提并论，这是不对的，杜洛阿只把女人做工具，他也是他自己的工具；而于连对女人却是怀着复杂的爱意的，而且他入世还厌世。我修正了我的想法：司汤达一生只有两部完整长篇，但把大仲马和巴尔扎克所有小说加起来，也不及一部《红与黑》够意思。 这时候，有如给《红与黑》热添了一把火，电视里要播电影《红与黑》。中文系把唯一的一台彩色电视机抱出来，放在文史楼侧门与大家共享。前一天侧门前就有同学用凳子、椅子、砖头抢占位子，放映的时候，蹲着、坐着、站着、趴着的都有，还有人在为一个立锥之地而互敬拳头！观众起码有两百，而电视机最多二十吋。望得眼睛发酸，屏幕上第一个露脸的却不是于连，而是赵忠祥，他微笑着，以后来解说《动物世界》的好听嗓音，向我们解读《红与黑》。稿子当然是专家写的，调子自然是“要批判地吸收”。片子因为长，就被锯成两半，放了两个晚上，简直吊足胃口。扮演于连的是法国第一小生钱拉·菲力普，把于连神经质的自卑、自尊演绎得十分传神，唯一遗憾是他年龄偏大了点。扮演德·瑞拉夫人的演员则似乎少了些什么，现在想想，是少了足以让于连眩晕的性感。那两个晚上，对小说迷、电影迷，不啻是过节。两晚之后，文史楼侧门外一片狼藉，仿佛打完了一场局部战争，——胜利和光荣自然属于司汤达。 那以后，我更没有起过要在线装书室或博物馆消磨一生的念头。那时候发表的历史论著大多行文拘谨、枯燥，而且文中总要硬夹一些马恩列斯论历史科学的句子，让人生厌，就像今天的学者言必夹海德格尔或德里达一样。平心而论，川大历史系有不少既有才子气又治学严谨的优秀老师，譬如缪钺、柯建中、童恩正、刘琳、蒙默、林向等先生，我都十分敬佩，但在当时，他们并不能代表史学界的主流。主流是榨干趣味、高深到难以卒读。 川大学生有一个著名的锦江文学社，还办有一份《锦江》杂志。《锦江》的质量和影响，我以为超过了北大当时的《未名湖》，有龚巧明的《思念你，桦林》和《长长的国境线》为证。不过，我本人没有参加过《锦江》的活动。我课后除了独泡图书馆，就是晚饭后和同学去望江楼公园散步。公园和川大之间有一扇小门，晚上不检票，我去了至少三百次。还有一个地方是常去的，就是九眼桥那边的星桥电影院。有时候忽然心血来潮，约一两个同学就去了。如果没票，就捏着钱在门口“钓票”。运气总还不错，一次也没有钓空过。电影大多是根据小说改编的，有时候是因为小说而去看电影，有时候则是看了电影才去读小说。也会有例外，看了电影《汤姆叔叔的小屋》后，我就不想再读小说原著了。看了梅里美的小说《塔曼戈》再看电影《塔曼戈》，感慨梅里美幸亏死得早，不然他会被再一次气死。还到稍远的望江川剧团的旧场子里看过电影《子夜》，灯光很暗，看得眼痛，同学们大呼：“亮点！”一个女检票员哼了一哼，轻蔑道：“亮点？亮了还是子夜吗！”黑暗中看不清她的脸，但在多年后的回忆中，我觉得她有点像演王熙凤的邓婕，漂亮、伶牙俐齿，也是川剧演员出身的。 毕业论文，我写的是那时少有人知的李昪。写李昪，次要原因是李昪乃李煜的爷爷，我是爱孙及祖。主要原因是我耍了个小聪明，关于李昪的研究成果甚少，老师不容易挑剔我，好过关。当然，因为资料不好找，我也吃了苦头，裹着棉大衣在老图书馆后的线装书室泡了大半个春天。室内阴冷，我十指冰凉地翻阅着《十国春秋》、《五国故事》、马令《南唐书》和陆游《南唐书》……还安慰自己说，这是最后一次跟线装书打交道，多年之后回想起，一定会是温暖的。事实的确如此。李昪原本一乱世孤儿，行事诡秘，后来竟做了皇帝，他的故事，够格拿给大仲马做素材。这让我体会到，被遗忘的历史比已知的历史，更暧昧、更值得去重述。当我捧着一大堆卡片告别线装书室时，老槐树上正开满了白花，飘着1983年初夏微微闷人的芳香。 几个月后，我走出川大，成了一名记者、编辑。后来成了一个小说家。因为写小说，多年后我在川师中文系谋到一份教职，教书为生。前些天，我在课堂上给学生放了《红与黑》的影碟，正是钱拉·菲力普主演的老版。放映前，我讲了我们当初为它看得挤破头的经历，学生们心痒痒，无不摩拳擦掌。但放映时，却没出现群情激动的场面，他们甚至有一点走神。当放映到于连犹豫不定是否要硬闯德·瑞拉夫人的卧室时，我们当初是屏住呼吸看的，而今天的学生却看笑了，笑他婆婆妈妈的！后来，我也暗笑了，时间，毕竟已经过去了快三十年。不过……也是前不久，我在书店里随手翻到一本学术书，作者是一位女教授，1978级进校的前辈。我读了第一页，那种刻板、乏味的行文方式和语气，让我产生了一阵荒诞感，恍若时间还停留在三十年前。 文/何大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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