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将军早就准备起义，他知道蒋介石早对自己起了疑心，而驻扎在昆明附近的第8军（军长李弥）和第26军（军长余程万）均系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对自己早有戒备，如若不赶快行动，起义时定会遭其毒手。但这两军装备好，战斗力很强，不能硬来。想来想去他想出一条妙计。张群不是飞来了吗？正好把他拿来当一张牌打。国民党中央军系统驻昆的军政要员均接到了卢汉为欢迎张群而召开的紧急会议，一个个全都准时前来。他们根本没有把卢汉的那点杂牌军队放在眼里，也根本想不到卢汉胆大包天，竟敢对他们摆“鸿门宴”，所以毫无准备，结果被卢汉兵不血刃，一网打尽。 这帮人被特务营长送到省政府大楼会客室后，卢汉出来对他们说：“请大家来是为了共商大计。鄙人决心起义，也给你们一个弃暗投明的机会，请大家在起义通电上签个字。” 这些军政大员一听，个个叫苦。李弥、余程万等拒不签名，沈醉知趣，不仅同意签上自己的名字，而且还以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的名义，在《云南日报》上发布手令，命令云南各地军统系统的人员向卢汉的起义部队缴械投降。 12月9日，卢汉宣布起义。 蒋介石在台湾听到卢汉起义的消息，气得半死，把陆军副总司令汤尧叫来，命令他：“你立即飞到云南，把两个军编为一个兵团，你当司令，给我攻下昆明，把李弥、徐远举救出来，把签名通电的卢汉、沈醉给我抓到台湾，我要亲自审问。”  （时任伪国民政府陆军副总司令的汤尧） 汤尧连忙坐专机飞到云南，把昆明郊外的8、26两个军编组为第八兵团。因李弥、余程万不在，提拔了两个副军长分任两个军的军长，第8军副军长曹天戈为该军军长，第26军副军长彭佐熙为该军军长。编组完成后，便开始向昆明市进攻。卢汉的守军装备很差，又是新编成的军队，没有经验，拼死抵抗，仍被装备精良的中央军突破多处阵地。卢汉一看形势危急，赶紧通过中共云南地下党，向在重庆的刘伯承、邓小平发电求援。刘邓接到求援电报后，命令滇桂黔边游击纵队开到昆明，协同卢汉守军保卫昆明；又命令杨勇组织驻守贵阳的第5兵团驰援昆明。 李弥、余程万等将领被扣后，忧心如焚，整日里想着脱身之计。李弥生性狡诈，听着攻城的枪炮打得地动山摇，遂想出一个办法。他请卫兵把卢汉找来，对卢汉说中央军打得这么凶，昆明看来保不住了。这几天你待我不错，我愿意去说服汤尧停止进攻，大家一同起义。你看好不好？卢汉一听，正中下怀，马上送他出城。谁知李弥回去后，立即被汤尧任命为兵团副司令。由于他熟悉部队，指挥起来得心应手，中央军的攻势更猛了。卢汉后悔上当，但为时已晚，只有组织军队抵抗，盼望着解放军援兵快速到来。  （时任伪第八军军长的李弥<左>和时任伪第二十六军军长的余程万<右>） 杨勇接到电令以后，一面忙着组织部队向川南进发，切断四川逃敌的退路，一面组织一部分军队乘汽车火速增援昆明。这时汤尧、李弥已对昆明城防核心阵地发起总攻，伪国防部“参谋总长”顾祝同也飞来督战。当夜李弥便组织“敢死队”企图突破城垣。 守军虽然奋勇抵抗，但已渐渐不支。李弥正在高兴之时，忽然得报解放军5兵团的援兵已到曲靖，消灭中央军3000余人。他赶快跑去找汤尧和顾祝同商量。汤尧无可奈何地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党国气数尽了，我们赶紧往蒙自撤吧。” 昆明之围遂解。   （人民解放军第五兵团星夜驰援进入昆明，受到了卢汉将军<上图中>和昆明市民的热烈欢迎） 汤尧进攻昆明的阴谋失败后，遂于12月22日将残部撤退至滇南的开远、个旧、蒙自、建水一带。 毛主席、朱总司令和第二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两首长，为了全歼汤尧兵团于滇南，迅速断敌陆空逃路，除令驰援昆明的五兵团四十九师暂时停止前进，击而不追，以麻痹敌人以外，即令驻百色的四野三十八军一五一师、一一四师，就近向滇越边界隐蔽前进，占领河口、金平一线，封锁敌人循滇越铁路逃往越南的道路；又令四兵团十三军主力从南宁地区向蒙自疾进，协同在滇南打游击的“边纵”各支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歼灭该敌。 1949年12月27日，四野的两个师秘密急行军500多公里，突然出现在滇越边境的重镇河口，封锁了敌第八兵团退入越南的陆路通道。这一消息惊呆了顾祝同和汤尧，两人立即开始部署第八兵团从蒙自机场通过空运撤退，但是因为飞机数量有限，每天能够运走的人马实在不多。 从广西百色到蒙自之间共有15个“马站”，每两个马站之间距离为90华里，因此敌人估算我军主力至少需要20多天才能到达，时间还算宽裕。于是蒋介石召顾祝同和汤尧回台北会商，鉴于空运能力不足，决定运走余程万的第26军，而留云南人李弥的第8军在原地“打游击”，同时蒋介石命令顾祝同和汤尧立即飞回云南，组织撤退事宜，两人遂于1950年1月12日飞返蒙自。 在第二天的军事会议上，顾祝同宣布了第8军掩护第26军空运撤退的命令，下面则是骂声一片，顾祝同感觉情况不妙，遂立即乘飞机逃回台湾，临走还嘱咐汤尧：“你好好照顾部队，我很快还会回来”。  （时任伪国防部参谋总长兼伪国民政府西南军政长官的顾祝同） 1950年1月15日清晨，解放军进军云南的中路军前卫三十七师，进入了蒙自东部山区，距离蒙自城仅80华里。 从蒙自城里逃出的老乡报告说：汤尧兵团的第二十六军已全部集结到蒙自；敌八军也由开远向蒙自靠拢；敌军头目李弥、余程万已经坐飞机逃跑；现在正在空运敌军家属到台湾。同时，我军侦察分队发现蒙自城东80里的鸣鹫地带有敌人一个警戒团。 非常明显，敌人是企图以一部分兵力阻挡我军前进，以便于其主力争取时间从空中逃跑。当时，我三十七师党委就在路旁的草地上开了紧急会议，决心趁敌人尚未觉察，出其不意，大胆奔袭，迅速绕过敌方警戒团，把进攻矛头直指蒙自机场，首先封锁敌人的空中逃路，尔后协同兄弟部队在蒙自、个旧、建水一带歼灭敌人。 此时，敌人做梦也没想到，远在两千里外的我军会来得这么快！据后来被俘的汤尧供称：当天夜晚，他的许多高级军官还在蒙自城里看京戏。一些下级军官还洋洋得意地对士兵们说：“共军主力离蒙自尚远，咱们的警戒部队还平安地在80里以外，今夜大家可以高枕无忧，不要被几个游击队吓破了胆。明后天，咱们一块坐飞机到台湾去。” 由于解放军进展神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蒙自机场，汤尧想从天上跑都没机会了，只好率领残部向西溃逃，我二野部队跟踪追击全力兜剿，陈赓司令员的命令是：“大胆穿插实施迂回包围，堵截敌人，力求全歼，不给云南人民留后患”。 当汤尧一行人如丧家之犬，一路西逃至元江边铁索桥，正准备渡河时，只听到“轰隆”一声巨响，铁索桥被炸断为两截。但炸毁铁索桥的却不是解放军，而是先行已过河的敌170师师长孙进贤。原来孙进贤眼见解放军逼近桥头，自己却无招架之力，所以不等副总司令汤尧和第8军军长曹天戈过河，便匆忙炸桥自保。孙进贤这一炸，可谓是亲手把自己的两位老长官推上了绝路。 此时的汤尧、曹天戈望着滔滔江水，怒火中烧，气得大骂孙进贤。汤尧表示：“过江后第一件事就是枪毙孙进贤，以正国法军纪！” 汤尧见过江无望，急忙率部沿元江东岸南逃。1月23日，汤尧残部在红土坡和二塘山一带被我37师和38师114团包围。24日拂晓，我军对残敌发起总攻，经过近8个小时的激战，歼敌1500余人，俘敌6000余人，国民党第8兵团由此覆灭。但战后清点俘虏时却不见了汤尧，那么汤尧去了哪里了呢？原来我军发起总攻后，汤尧就换上了一套随身携带的伙夫衣服，独自向山里跑去。没有跑出多远就被我军37师110团1连搜索排排长郝正富发现了，郝正富问他是干什么的，汤尧说自己是第8军42师的一名伙夫。当时汤尧已经54岁了，连日的逃亡使他变得十分憔悴，加上此时漫山遍野都是逃跑的敌人，郝排长来不及细审就相信了汤尧的话，从缴获的大洋里拿了两块递给汤尧，让他当作回家的路费。汤尧说了一番感谢的话后，沿小路向山下跑去。 解放军37师副师长吴效闵见俘虏中没有汤尧，就把担任外围搜索任务的连、排长都叫了过来，问他们有没有放掉过可疑的人，郝排长说自己放了一个50多岁的伙夫。吴效闵立刻派人把被俘的敌第8军军长曹天戈找来，让他形容了汤尧的长相特征，郝排长听后断定被自己放掉的那个伙夫正是汤尧。吴效闵立即派部队将下山的各个路口封锁，最终将汤尧抓获。  （时任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13军37师副师长的吴效闵将军） 汤尧是解放战争中被俘的国民党军最高级别的长官，被俘时的官阶是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他作为战犯，和沈醉等人一起被关进了功德林监狱。 被关押后的汤尧，心态很好，说话风趣幽默，每年新年晚会上，还上台给众人表演京韵大鼓、讲相声等等。 更有趣的是，汤尧好喝酒，为了骗口酒喝，竟然骗护士说自己腰痛关节痛，只有虎骨酒才能止痛，就这样，汤尧每晚便能从护士手中拿到一小杯虎骨酒。 可惜的是，汤尧被俘的时间太晚，1959年首批特赦时，名单上并没有他的名字，1962年，汤尧病死狱中，享年65岁。  （被解放军俘虏的伪陆军副总司令汤尧<中>和伪第八军军长曹天戈<左>、伪第八军参谋长杨也在<右>） 再说，沈醉自以为在起义中有功，不会受到严厉的惩处，没想卢汉仍然把他送进了昆明陆军监狱关押。这所监狱过去是他常来审讯共产党人的地方，从上到下的管理人员都认识他，并待他为上宾，此刻突然成为阶下囚，看守们出于职责虽不敢放他出去，但仍给予了他最大限度的自由。《云南日报》上发表的起义通电和沈醉的亲笔手令，他们都早已看到，都认为他在此关押只不过是暂时的，将来平定下来，无论谁胜谁负，他都是可以出去重掌工作的，若中央军获胜，自然会救他出去，官复原职，若卢汉获胜，同样会因参加起义之故而获释，出去以后，还会像过去一样威风。所以所长、典狱长和看守们对他这名犯人显得非常殷勤，处处给他便利。 沈醉在狱中，不仅可以四处走动，任意咐咐看守买东西，送信，打听情况，而且每当他母亲和妻子生日时，他招呼一声给我往香港发个电报，监狱里的庶务科长就立即屁颠屁颠地跑来帮他发出，沈醉就在电报里向母亲、妻子祝寿、问候。 而此时被卢汉关进这所监狱里的犯人有不少是沈醉的旧部下，他们依然像过去一样对沈醉既敬又畏，甚至千方百计地讨好他、关心他，吃饭时，沈醉常常在馒头里、饭碗中发现他们悄悄藏进去的，对沈醉进行安慰、请他保重身体的纸条。沈醉过去从来不打麻将，也不会打麻将，旧部们为了让他开心，就经常拉沈醉去教他打牌，而且每次都让他赢。 沈醉开玩笑说：我这是在鸡脚杆上刮油啊！所以，沈醉也常常掏钱叫看守去买些好吃的东西进来，请大家一起享用。 那时的沈醉，虽身为囚徒，却根本不缺钱用，昆明的几个大资本家，都争着来烧沈醉的冷灶，如西南银楼的老板孙子顺等，常常给沈醉送钱送物。有一次看守不让他送东西进来，他便与看守大吵大闹，拍着胸脯说：“沈醉是我的朋友，我就是要给他送东西！”还大骂看守，“你们不要狗眼看人低，沈醉是英雄蒙难，迟早有翻转的一天！” 但是，监狱里却有几个人对沈醉视如仇敌，骂他是卖友求荣之徒，他们就是被沈醉检举后被抓的徐远举、郭旭、成希超、周养浩。 周养浩一见到沈醉便连讽带刺地说：“你出卖了我们，卢汉怎么没给你一官半职，还是把你关起来了？” 而脾气向来暴躁的徐远举见了他不仅破口大骂“党国叛徒”，甚至要打他。 沈醉晚年时如此回忆到：“我挨了骂，心里非常难过。其实，我何尝愿意卖友求荣呢？实在是因为他们都是重庆大屠杀、大破坏的直接参与者与主持者，我既参加了起义，再把他们放走，就不好交待。对于徐远举等人的愤怒，我是理解的。不过我也感到很委屈。平心而论，我对朋友一向还是忠诚的……唯独对徐远举、周养浩等人，我不敢轻易放他们走，因为他们杀人太多，民愤太大。所以这件事一直在折磨着我。我觉得对不起朋友。为了消除徐远举、周养浩等人对我的愤怒，我常常把朋友送给我的食物和钱转送给他们，想求得谅解，可是，他们并不理解我的心情，见了面依然讽刺我。” 1950年3月，人民解放军二野四兵团进驻昆明后，实行了军管。卢汉在办理移交时，把徐远举、沈醉、周养浩、郭旭、成希超这几名保密局的大员当成要犯，交给了昆明军管会。解放军接管陆军监狱后，旧有的管理人员大都被撤掉，制度也比过去严格得多。  （1950年3月4日，《云南日报》创刊号出版，并创发了云南省昆明市军管会成立的消息。） 沈醉看到共产党来后并没有释放他，而且他在狱中的特殊地位也不复存在，他的情绪便开始变化了，一恨卢汉和共产党言而无信，推完磨杀驴吃；二恨自己一时糊涂，竟为了保命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名，还亲笔给云南的特务们写下了要他们缴械投降的手令，坏了自己的名节。 特别是在他情绪低沉抵触的时候，有一个神秘的人物来到了监狱，这个人就是刚从台湾被毛人凤派来昆明，准备刺杀卢汉以及像沈醉这样的卖身投靠共产党的党国逆臣的高级行动员郑世勋。被解放军的侦察人员活捉的郑世勋告诉沈醉，毛人凤对他事前不能防阻卢汉起义，事后没能以身殉职，反而参加了起义非常痛恨。说毛人凤曾经在统兵大员们纷纷投共之际向蒋介石夸下海口说：军统的高级骨干都是忠于领袖的，决不会公开反叛。却万万没有想到，全国二十几个省、市解放之后，在大陆最后一个根据地上，军统局的将级特务、地方负责人公开起义的，居然会是沈醉这个18岁参加军统，28岁当将军，经戴老板一手提拔起来的精英分子。毛人凤认为太给他丢人了，所以非要置沈醉于死地不可！ 郑世勋还告诉沈醉，就在蒋介石派汤尧从台湾飞来昆明指挥两个中央军攻打昆明市区时，毛人凤特意委托汤尧，在打下昆明之后，立即用专机将沈醉押送台湾。后来昆明没能打下，所以才派他来执行暗杀任务。 沈醉得悉这个情况后，犹如被当头猛击了一棍，脸色苍白，心情极为复杂，既痛苦，又后悔，更恐惧不安。他最担心的是居住在香港的老母、妻儿会遭到暗害，因为他自己就是军统的行动专家，知道军统特务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所以，他很希望能与台湾方面取得联系，求得台湾方面的谅解。 此时的沈醉，已经下定决心，决不再干一件有利于共产党的事，决心在狱中与共产党对抗到底，即使被共产党枪决，也可借此挽回自己的名节，以自己的牺牲，为老母和妻儿创造一个平安的环境。 由于徐远举、沈醉、周养浩均为昆明“九·九”整肃中的元凶，人民纷纷向政府要求严厉惩处。为有利于这些战犯的改造，西南公安部决定将这些人转往重庆。 1950年6月11日，刚吃过早饭，狱方便派人到监舍里来给他们锤脚镣、戴手铐，而且在被押上汽车之前，每人的头上还被罩上了一个桶状的牛皮口袋，只露出了两只眼睛。 汽车很快将这几名奇怪的旅客送到了巫家坝机场。当飞机起飞之后，徐远举的心中禁不住涌起一阵酸楚和恐惧：令他酸楚的是想到了自己的妻儿身在台湾，翘首以盼自己能早日与他们团聚，而眼下自己飞去的，竟然是重庆……一想到重庆，想到歌乐山中那凄厉的枪声、遍地的死尸、熊熊的大火，徐远举不禁毛骨悚然！ 上午10时左右，一架螺旋桨小型运输机徐徐在重庆白市驿机场降落。机舱门打开后，公安战士押着戴着脚镣、手铐，头上笼着牛皮口袋，步履蹒跚的徐远举、周养浩、郭旭、成希超四人走下了舷梯，镣链在舷梯上拖出一串咣啷咣啷的声响。（沈醉因故滞留昆明，稍后才被送到重庆与徐远举等人汇合）。 徐远举等被押上汽车，送进了西南公安部四德村拘留所。 在重庆四德村拘留所，人民政府本着人道主义精神，给徐远举等生活上以中灶伙食标准的优待。同对待一般俘虏一样，对他不打不骂。但是，斗争还是尖锐的，作为一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大刽子手，徐远举本应趁此反省自己的罪恶，感激政府的人道，相反，他深知自己罪孽深重，难免一死，于是索性在狱中来了个死猪不怕开水烫，多次公开对抗改造。 一次，徐远举居然向管教干部提出取消哨兵、进入监房自由的无理要求。听了刘祥伦科长的报告后，西南公安部第一处处长、老红军段大明（后任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兼政治部主任）来到了拘留所。 “谁是徐远举？”老红军明知故问。 “在下徐远举。”徐远举见进来一位身穿斜纹布的解放军军官，站起来啪地就是一个立正。  （时任西南公安部第一处处长的老红军段大明） 段大明的目光在徐远举身上扫视了几秒钟，然后挥挥手让他坐下，自己也坐在徐对面，不置一词，这种短暂的对视和沉默，使气氛显得有点紧张。 看着面前这个血债累累的魔头，想到成百上千革命者的惨死，段大明不由得怒从心起，指着徐远举厉声呵斥道：“听说你吹胡子瞪眼睛地要什么自由。你徐远举在重庆的所作所为，你自己清楚，人民政府清楚，老百姓也清楚。在这里，人民政府给你们按中灶标准开伙，你过去对被你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共产党也是这样的吗？徐远举，你回答我，你给了我们的同志多少自由？你还要我给你什么自由？” 一番呵斥，徐远举哑口无言。 老红军停下来，扫视了同室的王陵基、周养浩、郭旭等人后接着说：“我是泥巴脚杆出身的江西老表，同你们国民党打了二十年仗，历史已经证明，人民是胜利者，你们是失败者。失败的原因很清楚，你们是替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卖命，你们还有什么不服输的！” 言者谆谆，听者默然。（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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