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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三年初夏，巴金与三哥尧林为挣脱封建的精神枷锁，毅然走出让他俩感到窒息的大家庭，坐船从成都顺江而下，来到上海求学。细细算来，迄今已有八十余年矣。 近来（本文写于二〇〇四年——作者注），我依据史料记载和本人所知，对巴金在上海旧居地进行了寻访，从中发现，由于战乱等因素，巴金数度搬迁，竞达十余处之多。其中有典型海派风格的石库门，也有中西合璧的新式里弄房子和西式花园住宅。如今，有的已毁于战争的炮火，难寻踪影；有的历经沧桑，墙面剥落，门窗歪斜，岌岌可危；有的刚夷为平地，等待开发；也有的被列为重点建筑而受到政府的保护。我按图索骥四处寻访，沿着巴金先生早年的足迹在纵横交错的老街坊中，仿佛看到了年轻时的巴金手挟书本匆匆而过的身影，在弯曲的小道上，我久久地伫立在一幢幢老楼前睹物思人，感慨万端。 初到上海，暂居教会学舍温习迎考 二十年代初的上海，街市繁华，灯红酒绿。巴金与三哥坐船在十六铺码头靠岸，上岸后便上了旅馆雇来的马车。途中，马车与一辆人力车相撞，被带到巡捕房，说他们触犯了交通规则，被罚了一块六。当晚，巴金和尧林被那个码头上拉生意的人介绍到“神仙世界”（娱乐场）对面的一家小旅馆里住宿。翌日，远房本家李玉书为他们找到了一家在汉口路上离《新申报》社不远的申江旅馆。几天后，弟兄俩到祖籍嘉兴塘汇镇祭祖，回上海三四天后便由二叔在海关工作的一个朋友介绍，搬进了可供食宿的虹口武昌路上的景林堂谈道学舍，因此时正值暑期，住在这里的多是些工人和穷学生，大家在一起温习功课。 前不久，我来到武昌路寻访“景林堂谈道学舍”旧址，只见武昌路马路两旁仍以老式的二层砖木结构的建筑物为主，凡沿街的房屋都破墙开了店，一家紧挨一家，有“老鸭粉丝馆”“炒货蜜饯店”“旺旺小吃店”，也有水果摊和发廊，店门前的煤气罐，工作台上的锅、碗、瓢、勺都胡乱地堆放在一起。武昌路连着塘沽路菜市场，经营水产和家禽的摊主大声吆喝着，地上湿漉漉、油腻腻的，杂乱无序的景象使人心烦。因门牌不详，遍寻无着，只得原路返回，这条并不算长的马路与其东端相交的四川北路整洁、繁华的景象相比，真可谓天壤之别了。
坐落在昆山路上的景林堂教堂外景 当听说“景林堂”还在，我便顺着路人的指点，途经以饭铺酒肆而闻名的乍浦路和海宁路，很快就找到了坐落在昆山路上的“景林堂”。“景林堂”有着基督教礼拜堂标志的尖顶十分显眼，长老陆建明先生介绍说，“景林堂”原为美国季度教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创办的中西书院教堂，宋庆龄之父查理宋（宋嘉树）先生曾在此任过牧师，宋氏家属均为该教派信徒，也常到教堂来做礼拜。现已七十多岁的陆长老向我介绍，听老人讲，教堂对面原是教会办的中西书院（东吴大学前身），现是财经大学的一个招生办事处和居民小区了。一九〇七年，林乐知在上海病逝，监理会大会决议而改了今名，义取《诗经》“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句，即景仰林乐知之意。一九二三年，在原堂东面对过重建，成为上海重要的基督教堂。我推测：“景林堂谈道学舍”是教会办的带有慈善性质的学舍，它不以营利为目的，因租金低廉而吸引了众多想读书的学生，对人生地不熟的巴金弟兄俩来说，虽然条件差些，但也不失为一个能安下心来进行温课迎考的场所。 住南洋中学，发表了《一生》等诗歌 过了暑假，外地学生都去考有住读条件的学校。巴金和尧林通过考试，顺利地进入地处南区的南洋中学，这是所至今已有这百年校史的学校，也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家西式学堂。建校初期，创办人、校长王培孙在全国范围内聘请了一大批有真才实学、富有教学经验的教师任课，所以，学校历来就有“师资强、校风好”的美誉。早年，学生只有三四百名，绝大多数是寄宿生。 南洋中学负责校史工作的孙元老师知道我在寻访巴金旧居后告诉我，巴老当年在安逸中学住过的宿舍楼快被拆除了。闻讯后，我即赶去，用相机摄下了这幢在上世纪初建造的学生宿舍楼。原来，此楼在“文革”后从南洋中学校园中被划出，归教委下属的宜家教具工厂作车间，由于经济不景气，于四年前停工歇业，茹佳已人去楼空，大门紧锁，屋内结满蜘蛛网，门前杂草丛生，再加上围墙隔壁是原南火车站的露天堆场，现也已荒废，成了瓦砾满地无人管理的地块。破败、萧瑟的情景已很难与当年这所达官贵人、社会名流的贵族子弟学校联系在一起了。 我从南洋中学校史资料中找到一份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发布的《南洋中学校章及各种教授说明》，其中“费用”一项下，有“每生每年交纳学、膳宿费一百二十元”，还有“每生自理费”包括“书籍、清洁、交通、酬给、文件、茗点、社交、灯烛”等项，每学期二十四至四十元，每年就需四十至八十元，如再加上学费，那么每个学生每年所交费用近二百大洋。所以，对一般市民阶层来说是望尘莫及的。校方也招收了一些成绩出类拔萃的穷苦学生，减免乃至全免他们的学宿费，巴金和尧林显然是不能被列入减免和全免之列了。因此，高昂的学费是哥俩的一件烦心事，但经济困难并没影响巴金的学习和读书，在校时，他还发表了多篇诗作，其中有抒发胸中淡淡哀愁和寂寞之情的《一生》；表达对自由渴望、寓意对旧制度的控诉的《寂寞》；写远离故乡，憧憬未来，然而又没有找到出路的心境的《黑夜行舟》等。
巴金与三哥尧林在南洋中学就读时住过的小楼
即将被拆除的南洋中学早年宿舍楼， 巴金和三哥尧林就读时曾居住 半年后，巴金与尧林听说南京的东吴大学附属高中收费低，便从上海去了南京。在南洋中学虽然只读了一学期，但留给巴金的印象是深刻的。一九九三年，南洋中学的第九任校长张家治等一行到巴老寓所登门祝贺九十华诞，巴老见母校来人欣喜不已，说到南洋中学时，他连连点头轻声地说：“啊，南洋，我记得，记得，在日晖港、龙华…”还清晰地报出了他在就读时的校长王培孙的名字。当他得知南洋中学即将迎来百年校庆，已久不动笔的巴老用颤抖不已的手写下了“百年树人，素质第一”的题词，洋溢着他对母校的赞美，同时，也寄托着对母校为国家培育出更多才俊的期盼。 天祥里小楼，与郭沫若展开论战 巴金在南京读完高中后，因患轻度肺结核病，回到了上海，住在法租界贝勒路天祥里（今黄陂南路），与先前 不一样的是，他已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与人办了一份《民众》半月刊，虽然收入微薄，生活十分艰难，但心情还是愉快的。天祥里位于黄陂南路和顺昌路之间的永年路上，他与卫惠林、毛一波同住一楼，卢建波夫妇住在底楼。
一九二五年八月，巴金居住在贝勒路（今黄陂南路） 天祥里，即现永年路一百四十九号，图为弄口 因摄制组相邀，让我陪她前往天祥里。一到弄口，立即被一群看热闹的居民围住了，可能是巴金早年在此居住的时间不长，知晓的人并不多，围上来的人七嘴八舌地报出诸如刘海粟等一类的艺术家，从口气中能听得出有一种炫耀感，我静静地听着他们的议论，他们确实也说出了很多在这一代居住过的文化名人的名字，但他们忽略了一位文化名人，而且这里还是她的诞生地呢，她就是作家茹志鹃。原先我也不知晓，是在无意间从茹志鹃的女儿、作家王安忆发表在《文汇报》上的《写作者的历史》一文中看到的，她在文中写道：“…母亲出生在永年路上的天祥里，十二年前，我曾去过一回，街道和弄堂却圮颓而且拥挤了。沿街的房屋已破墙开店，包括我母亲当年居住的三号开的是一爿果蔬店…弄口的锁铺，锁匠悠闲地看一本破书；骑楼底下坐在竹椅上的老人，全神贯注地享用炎热中微弱的一丝凉风；收旧货的在弄内穿行…”文中的景象与我数十年后见到的情景没什么两样，铜匠铺做广告用的大钥匙仍高悬在弄堂口，过街楼上方有用水泥勾砌成的“1925”字样，标志着这是一九二五年建造的，如此看来，天祥里的建造与茹志鹃的出生是同年，但当年建造时的那种风光已不复存在了。而今无论房子成色还是居民安于现状的生活习惯、观念都有些落伍了。他们不曾想到在八十年前，在这里曾有一群像巴金那样的热血青年，他们抱着改变社会的愿望，写了大量有关无政府主义和声援外国无政府主义活动的文章，如《芝加哥的惨剧》《再论无产阶级专政》《列宁论》《东京的殉道者》，还常与非难无政府主义的观点进行公开论辩。一九二五年年度，巴金看到郭沫若发表在《洪水》第八期上的《新国家的创造》一文对无政府主义提出了批评，巴金见后就写文章批评郭，由此展开了论战，后经创造社成员、《洪水》主编周全平发表《致芾甘信》调解，双方才偃旗息鼓。其间，巴金还翻译了无政府主义的典型著作，有蒲鲁东的《财产是什么》、克鲁泡特金的《面包略取》（后易名为《面包与自由》）等。 康益里四号，房东的争吵声成了他的素材 一九二六年，巴金与卫惠林一同迁到康悌路（今建国东路）康益里四号，这是一条十分陈旧的石库门弄堂。巴金住在二楼，他曾在文章中谈到过当年居住时的经历：“…我住在上海康悌路康益里某号亭子间里的时候，常常睡在床上，听到房东夫妇在楼下打架。我无意间把这些全写下来了。”无巧不成书，我的同事沛龄兄在日前给我说起一件十分有趣的事。一次，他在上海档案馆外滩新馆出席有关征集文献、资料的会议，同参加会议的一位友人告诉他，巴金当年居住在康益里的房东是他已故的外公与外婆，外公在年轻时手头有了点闲钱和家产，便在外面胡混，常玩得不知早晚，因此，深夜回到家后，就像巴金在文中写到的那样，时常与妻子发生争执甚至吵架。 我初次到康益里时，弄堂住家见我身背挎包，手握相机，又忙于在笔记本上作记录，他们还以为是在为房屋的拆迁来作勘察的呢，后来去的次数多了，知道情况的人向我一次次不厌其烦地诉说巴金就在四号里居住，还指点着二楼亭子间的窗子说，他就住在这间。我估计他们已记不得我多次来过，所以，每次都像初次来那样热情地介绍。
巴金一九二六年居住的康悌路（今建国东路） 康益里四号的石库门房子 一九二六年，巴金又搬到离康益里不远的马浪路（今马当路）居住，不久便与卫惠林登上赴法国的“昂热号”邮轮，踏上了近三年的留学之路。 宝光里的客堂间，诞生了长篇名作《家》 一九二八年底，巴金从法国回到上海后经友人索非介绍，在宝山路七十五号的世界语学会任函授学校教员，并在沈仲九创办的自由书店兼任编辑。宝山路七十五号是一幢石库门房子，巴金留法前曾在这里学习过世界语，回国后，这里成了他的工作场所和下榻之处。在这里，他利用晚上空余时间用世界语翻译了意大利亚米契斯作的剧本《过客之花》、苏联阿·托尔斯泰的《丹东之死》、日本秋田雨雀的《骷髅的跳舞》和匈牙利尤利·巴基的《秋天里的春天》等作品。 第二年元旦，巴金又搬到了同在宝山路上的宝光里十四号楼下的客堂间里居住，这样，巴金才开始在上海有了他自己的“家”。他在法国完成的小说《灭亡》开始在大型文学杂志《小说月报》上连载，后又在开明书店出版发行，使他一举成名，没想到，就此便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成为“五四”以来文坛上的一名杰出作家。同年，他又译完了克鲁泡特金的自传的书。 宝山路在闸北地界内，南连现今的天目东路，紧靠热闹纷繁的老北站，北接西江湾路，整条路呈S形，路不长，最大的门牌号也只不过八百多号，但这一代遭受过的灾难是极其深重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就是在宝山路、同心路、天通庵路汇合的天通庵车站打响。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借口保护侨民，出动海军陆战队向闸北的宝山路、吴淞路进行烧杀掳掠，这里成了一片火海。所以，我顺着宝山路一路走去，已难以捕捉到一丝历史的痕迹，不要说当年的石库门，连当时被称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图书馆的东方图书馆的遗址也遍寻无着了。如今，这里正紧锣密鼓建造着闸北工商职业技术学校，临马路的铁栅栏上有十块宣传牌，展示着革命遗址的老照片，其中一幅介绍说一九二七年这里曾被作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在宝山路五百号，还立着一块纪念碑，它警示着人们不要忘记那段惨痛的历史。除了学校，在我眼前的就是鳞次栉比的楼房、饭店、超市和供市民休憩游玩的绿地了。 我正寻寻觅觅时，只见“横浜路”的路牌一下跃入了眼帘，对现今青年人来说，横浜路可能很陌生，但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人圈中，横浜路连同横浜桥可是闻名遐迩的了。如今把宝山路、多伦路、横浜路并称为“文化人的居住地”，一点也不为过。据我所知，在当时享有盛誉的内山书店、商务印书馆、上海戏剧专科学校及市立实验戏剧学校、创造社出版部、大阳社等文化团体和组织都集中在这一带，文化人为图方便，自然而然地便在这些单位周围居住下来，其中的名人大家有郭沫若、茅盾、叶圣陶、瞿秋白、冯雪峰等。连鲁迅刚到上海时，也住在东横浜路上的景云里。我饶有兴趣地弯进了横浜路，穿过多伦路，不一会，便走到了四川路上的横浜桥了。这段路，巴金在二十年代与三十年代交替时期是常走到 。那时，他正步入第一次文学创作的高潮期，仅在一九三〇年下半年就一气创作出了十二个短篇小说，写累了就独步在横浜路上边构思，边散步。
宝山路（原址毁于日军炮火） 一九三一年春，巴金应友人之约，开始着手撰写从法国马赛回国途中开始酝酿的长篇小说《春梦》，他一章一章地写，连载时把题目改成了《激流》，开明书店出书时又改了名，它就是后来被译成了几十种语言文字蜚声海内外的“激流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家》了。在此期间，巴金还创作了小说《新生》。在“一·二八”那场战火中，鸿兴坊七十五号的世界语学会被大火烧尽，宝光里十四号也被一发炮弹击中，所幸，巴金那天晚上刚巧在从南京返沪的火车里，得知消息后，火车又返回了南京。局势稍稍平静，巴金与索非到闸北，从宝光里搬出了部分书籍和写《家》时用的一张书桌，还在灰烬中找到了大哥尧枚赠给他的在写《家》时用的那枝旧金笔，可惜笔套寻不着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巴老把这张桌子连同那支没有笔套的“华脱门”金笔捐给了家乡成都的“慧园”，仅存的几页《家》的残稿也捐给了北京图书馆。 在逃难的一个月中，在步高里完成了《海的梦》 巴金从南京返回上海后的第二天就去法租界的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步高里五十二号看望刚从闸北逃难出来的朋友伍禅和黄之方。在他俩的鼓动下，巴金也搬到了步高里。行李甫定，他就把心中积郁有多日的愤恨和感受到的中国民众反抗日寇的英勇气概倾泻于纸上，把原先开了个头的中篇小说《海的梦》在步高里完成了，后刊登在由施蛰存编的《现代》一至六期上。 巴金在步高里住了约一个月，后因房东欲把房子顶让，让承顶者做二房东。巴金三人因支付不起昂贵的房租，只得将房退给了房东。步高里地处市中心，居住人的文化层次也相对高些，对房屋的保护意识也相对强些，像结构如此完整的石库门房屋，大概目前已存不多，因此，步高里在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北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列为市文物保护单位，大理石的石牌就镶嵌在弄堂门楼立柱的砖墙上，门楼屋檐下的墙上用水泥勾勒的大圆圈，圈中有“1930”字样，下方是灰底黑字的弄名“步高里”，十分醒目。
宝山路宝光路被日寇炸里后，巴金被迫搬到法租界的 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步高里五十二号居住 在蒸笼般的房间里，重写《新生》 从步高里搬出后，巴金便住到环龙路志丰里十一号（今南昌路一百四十八弄十一号）舅父家住的房子中。这座用水泥作基座以红砖为外墙的三层西式洋房原系白俄开设的公寓，朝南、朝东方向都有阳台，虽时隔多年也不失当年的风采。巴金在此只住了一个星期，后取福建晋江、厦门等地旅行访友。一月后，巴金搬入花园别墅（今南昌路一百三十六弄一号），他在这里创作了中篇小说《春天里的秋天》、《萌芽》（发行时改名为《雪》）、《砂丁》和短篇小说《雾》的续篇《雨》及《第二母亲》《电椅》《堕落的路》《在门槛上》《短刀》等，他还重新创作了长篇小说《新生》完稿后交给了《小说月报》，经郑振铎之手编排，在一九三二年的第一期上，后因“一·二八”战争发生，商务印刷厂被燃烧弹烧毁，已排好的刊物连同《新生》原稿一起在大火中被焚毁。巴金在谈及重写《新生》时说道：“我坐在一张破旧的书桌前面创作我底《新生》…日也写，夜也写，坐在蒸笼似的房间里，坐在被烈火般的阳光焦炙的窗前，忘了动，忘了吃，这样经过两个星期的夏季的日子后，终于完成了我底'纪念碑’。这纪念碑是帝国主义的炸弹所不能够毁灭的，而今，却会永久存在下去，来证明东方侵略者底暴行…”
巴金在步高里住了一个月后，迁入环龙路（今南昌路） 十一号（原系白俄开设的公寓），巴金在此只居住了一周 这条清静、整洁的新式里弄给我留下过童年美好的梦。我自小生活在南昌路上，六十年代就读于雁荡路小学，许多同学居住在花园别墅附近，学习小组就在淮海路上的乐安坊，巴金曾居住过的志丰里、花园别墅与乐安坊后弄相通，从南昌路到乐安坊，花园别墅和志丰里是必经之路。孩提时，我在课本上度过巴金的文章，知道他是位大作家，但每次与同学们一路嬉笑打闹途经志丰里十一号门前那条只容一人行走的狭弄时，却浑然不知巴金曾在这里居住过。几年前，我得知，巴金住过的花园别墅一号的后门正对着诗人徐志摩在三十年代中期居住的十一号前门，而弄堂对面紧挨着现今科学会堂的南昌路五十一号，五十一号曾是巴老的老友、画家林风眠和原《良友》画报社主编马国亮的寓所。马国亮是我小学同班同学马庸子的父亲，知青返城后，庸子随父母去了美国定居，他的母亲是音乐家马思聪的胞妹。现在想来，十分有趣。
巴金曾在环龙路（今武昌路）花园别墅一号居住， 图为后门，正对著名诗人徐志摩居住过的十一号前门 * 本文转载自《永远的巴金》陆正伟著 点击“阅读全文”，查看更多巴金在上海的家 更多链接：
录入丨饶悦 张瑞琪 编辑丨饶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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