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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金·于都·井冈山 2020年11月，经历了一次红色之旅。一年疫情，多在家里呆着，这次体验是临时安排。井冈山已经去过多次，但相邻的瑞金，以前只是从那里路过。瑞金还是于都 要说红军长征的出发地是哪里，可能有些人说是瑞金市，因为瑞金是中央苏区首都，更多的人认为在于都县，因为于都说占主流。我印象里是从于都出发的。中央红军当时是从四个地方走的，还有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认定哪里是长征出发点这么重要么？到了瑞金才知道，当地人对此非常在意。在瑞金，请了一位二线政府文化官员教红歌。她很时尚，也非常严格，把学员分成几个组，一律站到舞台面对大家唱，还挑了几个女学员表演绣红旗。虽说是唱歌，可在这里唱这些歌，政治性强。女学员老大不小了，又是领导干部，被她指挥着这样那样摆姿式做动作，谁也不敢说什么。事先就得到消息，除了唱歌，这位官员必定要赠送一小时课，旁征博引为什么长征的出发地不是于都而是瑞金。大家爬了半天山已经很累，再三向她说明，都相信长征出发地是瑞金，肯定不是于都，她才关了PPT，激动地讲了十分钟，论证了她的观点，言词直率。现场教学的老师，对于长征由瑞金出发也再三强调。瑞金境内有座云石山，上面有个云山古寺，没有佛像没有僧尼，毛主席长征前在此居住过，杨尚昆题写的“长征第一山”刻在大石头上，也是瑞金人证明这是出发地的有力证据。长征虽然爬了那么多山，第一山当然是老大是最初，其它的只能排在后面了。有趣的是，在于都却没人接长征出发地这个茬，云淡风轻，不感兴趣。他们稳坐钓鱼台是有底气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纪念馆、纪念园都建在这里，还有长征第一渡，有周总理的“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石碑。瑞金有个“长征第一山”，于都设了一个何屋“毛泽东同志长征前夕旧居”，说毛主席从瑞金云石山下来后，又在这里住了三十多天才开始的长征。最重要的是2019年5月20日，最高领导人在于都向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敬献了花篮；在纪念馆他说，这里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现在是新的长征，我们要重新再出发！还能有比这个更权威的结论么？县里立了一个大雕塑，上面红色大字写着“长征从于都出发”。所以，也能理解曾经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的瑞金人的郁闷了。其实，瑞金市和于都县均属于赣州市，是紧密相连的邻居，可红军长征出发地这块蛋糕太大，文化和旅游还在其次，能带来的政治和经济效益不言而喻。既然已经有了结论，官方不好再说什么，民间的论战一刻也没有停歇。我想起了孙子故里之争。咱们东营人都说在广饶，惠民县说它那里是，证据自然双方都不少。我在广饶孙武祠看到了许多名人写的诗题的字，可人家惠民县广场上曾立着一块大石头，上面有个杨尚昆的题字。聂荣臻好像也为惠民题过词。他们地位高影响大，这就显得权威多了。一些人或者事，当地人才有切身感受。我对于山东“一马三司令”的事非常自豪，经常向别人讲述，可外地人觉得这是一支地方小部队，没多大意义。在古田学习期间，当地许多人对于红三十四师的惨烈结局非常惋惜，一个老师是我朋友的亲戚，私下里对于这个“绝命后卫师”的遭遇不平。我只知道师长陈树湘，其他的事情不清楚，觉得哪次军事行动没有掩护部队呢？可在他面前不好说，毕竟全军覆没的这个师都由闽西子弟组成，他与我们的感受不一样，就像金门战役牺牲的二十八军烈士大部分是鲁北子弟，提起来我们比别人伤感，这是一个道理。瑞 金 疫情期间交通不畅，直飞井冈山的航班不多，我们是从厦门坐高铁去的瑞金，然后于都井冈山，跟一般的行程相反。下火车先查健康码。到了住地，领了一套缝着领章帽徽的灰布衣服，还有裹腿，穿戴起来再背个灰书包。这些衣服都偏小，又加大两个号去换。不管男女老少，出门都这个打扮，还要扎上皮带。尤其是胖人，裹着的细腿支着大肚子，看着就头重脚轻。老师强调军容必须整齐，不能戴墨镜，走路要排队，说全程都有江西省某机构的人检查，只要穿这身，军容不整就要处罚。这次吃的还不错，没有像早年那样要几顿红米饭南瓜汤，只在中间上了一盆红米饭。我以前听那个歌，以为红米饭是高粱米，其实是一种粗大米，很不好吃；红军时期南瓜汤难吃是因为少油缺盐，现在做好了也受欢迎。瑞金由“掘地得金，金为瑞”而得名，虽然名字阔气，以前相当偏僻落后。其实一想就知道，如果是个经济发达、交通便利之地，恐怕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在那也呆不长。1931年，赣南、闽西苏维埃地区连成一片，瑞金是两地的连接点，加上它具备了少受战事袭扰、革命秩序稳定、社会治安良好、物质相对充裕的特点，瑞金成为“红都”就顺理成章了。叶坪是瑞金市的一个乡，1931年11月，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此召开，苏维埃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为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中执委之下组织人民委员会，处理日常政务，大约相当于后来的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毛泽东当选为中执委主席和人民委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会址在谢氏宗祠，没有被敌人拆毁。当地人讲，没拆的原因一是红军撤退后这里就被敌人占用，二是祠堂当了学校，三是谢家有些势力。临时中央政府在谢氏宗祠内设了“九部一局”，每个部局在祠堂里面靠墙占了一个格子，能放一张桌子一张床，实在是最简陋的中央政府办公室了，可在这里也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土地法》《婚姻法》等。临时中央政府广场周围大树参天，建有检阅台、烈士纪念塔、公略亭、博生堡。让我意外的是，这些富有特色的建筑设计者是被周总理命名为“龙潭三杰”之一的钱壮飞，就是给中统领导人徐恩曾当秘书，截获顾顺章叛变电报，挽救了中央领导命运的那个人；在电视上看过，“一苏大”顺利召开，也是他施了瞒天过海之计，让国民党飞机误炸了别的地方，保证了会议安全。钱壮飞出身商人家庭，毕业于国立北京医科专门学校，行过医，教过美术，演过电影，擅长书法绘画和无线电技术。以他的才华做什么都能风生水起，可他就是要干革命，为信仰而活。战争时期，政府工作虽忙，最重要的是党和军队的领导权。党的方面是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管全面，苏区中央局是全国苏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除项英、毛泽东各代理几月外，书记一直是周恩来；军事上毛泽东在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上被剥夺指挥权，1933年9月后实际由李德指挥，1934年6月后则由博古、李德、周恩来最高“三人团”指挥。还有个我想不到的，邓颖超担任过中央苏区政治保卫处的秘书长。以前觉得邓大姐只做一些文职工作，她是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30个女干部职务最高的，是中央政治局秘书。这政治保卫处可是保证政权安全和政治稳定，肃清反革命及异己分子，搜集情报、除奸反谍的铁血机关。对邓大姐又多了一些敬意。沙洲坝镇在叶坪乡以西十六七里，这里的环境更清幽，绿化更好。1933年4月至7月，因为更安全，中央机关从叶坪搬到这里来，除了政府系统的中执委、人民委、中革军委，还有党和红军的一些机构，“二苏大”也在这里召开，会址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庄严漂亮，还利用了光学声学的一些原理，从外面看似乎不如延安的中央大礼堂高大，但内部宽敞明亮得多。现在已经是瑞金中央苏区的标志。在沙洲坝人民委已经是十一部一局，各有独立小院作办公室，条件比叶坪好。董必武、何叔衡、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苏区五老”也在此办公。何叔衡长征时被留下打游击，在福建长汀被敌人包围，为不拖累同志跳崖牺牲。没留下的其他四老到延安后，加上吴玉章又成了“延安五老”，都看到了革命胜利。不知道为啥不带曾是一大代表的何叔衡长征。当时留在根据地坚持工作的人大多牺牲了，活到解放后的高级干部就是陈毅、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等少数几个。建国后，中纪委、财政部、教育部、审计署、人民银行、全国总工会等中央机关纷纷跑到沙洲坝来“认祖归宗”，当地政府乐不可支。上云石山以前，毛主席就住在中执委机关，院门前有棵大樟树，老人家经常在树下看书谈话。“红井”就在中执委附近，这是毛主席亲自带人开的井，井边立一块石碑“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我们上小学时学过，所以特别亲切。不少人从井里打水喝，缅怀毛主席，也沾些福气。在叶坪乡参观了一个客家村落，华屋在苏区振兴和精准扶贫中过上了好日子，以前的土房子换成了小洋楼。在这里瞻仰了十七棵青松，这个当时43户的小村曾一次17人参加红军，按风俗行前种下了17棵松树，但无一人回来，走时最小的才15岁。他们村史馆长长的烈士名录墙，记录了这个村为革命做出的牺牲。于都河 我住在河南岸一座高楼上，开窗即是于都河。这条并不出名的河怎么这么宽，水流量这么大，这是我的第一个感觉。于都河又叫贡江，当地人说这于都河可厉害，江西简称为“赣”，右下边的“贡”字，就是代表了于都河。傍晚我从桥上过了两次河，估算河宽大约六七百米。桥两边的柱子上都挂着“长征源”的红旗灯。虽有微风，这条河是南方河流少有的波澜不兴。站在桥中央向西看，红的余晖、青的远山和蓝的河水组成了一个美丽画面，我忽然想到了那条静静的顿河，只是岸边不是野性草原。北岸是纪念设施和万家灯火；南岸西边有几座酒店，东边是一片黑暗，偶尔传来不成调子的歌声，那歌却是二十年前的流行曲了。酒店房间里摆放着一套介绍于都的书，我用半天读完。于都县居于闽、粤、赣三省要冲，离湖南也很近，因为西汉置县时地域宽广，包含了现瑞金、会昌、石城、宁都、安远和寻乌，又有“六县之母”之称。这里客家文化传统深厚，被文化部纳入客家文化（赣南）生态保护实验区。中央红军当时是从于都由北向南渡河开始的长征，所以纪念设施都建在了河北岸。南方人做事精细，从闽西到赣南，他们对于各类革命纪念地的活动，都制订了一套规范的流程。几个环节，谁致词谁讲话，配什么音乐，都有详细规定。我们向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献了花篮，宣誓，绕碑一周致敬，然后参观纪念馆。于都人重点介绍了最高领导人在这里的活动情况。纪念馆里除了图片和实物，摆放了敌我双方的一些文件资料，我还看到了李德对在中央苏区和长征过程工作的说明和辩解。当时发生的情况，比我们现在一般了解到的，尤其是一些影视剧反映的，要复杂得多，不是几个政治术语能概括得了的。“长征第一渡”就在纪念碑旁边，摆着几只小木船，石头上有杨成武题写的“长征渡口”四个字，看来“第一渡”是当地人自己的叫法。我走过的于都河大桥也是长征第一渡的组成部分，当时这里架过浮桥，周总理曾在桥边亲自指挥部队过河。晚上长征纪念园点亮各种灯，成了一个很有韵味的公园。站在河边步行栈道看，远处于都河大桥很是漂亮。潭头村是“幸福潭头”现场教学点。这个700多年的村子在于都河南岸梓山镇，崇贤尚德，风清气正，置县2200多年的于都县城曾经建在这里。潭头村能作为教学点，主要是因为去年最高领导人到这村视察，在烈士后代孙观发家里了解老区生产生活情况。现在孙观发怀着激动心情向客人介绍领导人来他家的情况。他开了一个小商店，售卖纪念品和土特产，我吃了他的自制糕点，真的不错，价格也公道，许多人购买。这村还有一大特点，就是村里孙刘两姓几百年来亲如兄弟，连南方人最看重的祠堂都是合建成了一个，进门处左右墙上分别写着两家族规，祖宗牌位放在一起。村里选了孙刘两字的半边，修了一个“孜和亭”，纪念他们和睦相处七百年。这真是个奇怪的事。关于中央红军集结于都长征的原因，中央党史研究室说有这几个。一是当时苏区东线、北线被敌人严重威胁，而南线粤军进攻消极，潘汉年何长工又与陈济棠达成了协议，在靠南的于都集结比较安全；二是中央红军选择向西南突围，有利于和湘西的二六军团会合开辟新区，于都正处在苏区的西南角；三是于都处在三省要冲，交通便利，易守难攻，与各处红军距离都近；四是政治经济条件都好，于都百姓真心拥护党和红军，周总理评价“于都人民真好”。据中央党史研究室石仲泉研究和聂荣臻回忆，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以前，7月已经派出以红七军团组建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在寻淮洲、乐少华、粟裕带领下，转战福建、浙江，在赣东北与方志敏红十军组成红十军团后在安徽作战。他们除了宣传抗日主张、减轻苏区战场压力，更是给敌人造成红军北上突围假象，为长征争取有利条件。8月，湘赣边的红六军团由任弼时、王震、萧克率领从江西遂川出发，转战湖南贵州，10月与红二军军团会合，也是为红军主力起侦察、探路、掩护的作用。这些掩护部队，尤其是红十军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高级指挥员方志敏、刘畴西、寻淮洲等同志都早早牺牲了，活着的好像也不顺遂，建国后的粟裕多年受压抑，乐少华是总设计师的连襟，1952年自杀。井冈山 我感觉井冈山现场教学的重点应该在茨坪和大井。虽然当时红军流动作战，经常在全山及周边活动，毛泽东朱德在好几个地方驻扎过，但主要场所和重要机关是在茨坪大井。现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烈士纪念碑、陵园等设施，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等学校，还有各类宾馆基本在茨坪。井冈山市政府驻地在红星街道，远离革命遗址群也即风景区，有五六十里地。这样市政好建设，少了许多顾忌，又清静，让人佩服决策者的眼光。人们说上井冈山，主要指到茨坪等。我第一次上山是2001年，看到茨坪越来越现代，越来越商业化，不像个乡镇了，满山竹子也少了许多，以前掩映竹林中的茅屋竹舍被楼房代替，刻着袁鹰散文《井冈翠竹》的石头也找不到了。身材矮小背着竹篓穿着解放鞋手持油布伞的山民不见了，到处是衣着时尚的男女，这真如老人家所写，“到处莺歌燕舞”“旧貌变新颜”了。这次我们倒是住在茨坪，可在个高山顶上，与那些纪念设施隔着好远，坐车到茅坪、龙市、荷花等地活动。这样安排对初来的人并无好处，不到博物馆系统了解，只参观个别景点，对井冈山历史在时间和空间就形不成整体印象，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我却是合适的，以前我没到过龙市、荷花，茅坪也没认真看看。黄洋界作为五大哨口之一，是井冈山学习的必到地点。我们去的时候，一个剧组在拍一部扶贫的电视剧，工作人员打拱作揖，请求人们别影响他们，大家却对剧组占了纪念碑前广场表示不满，催他们快拍快走。现在拍影视剧的，不如当年威风了。这种地方，只要没有政治变故，是多年不变的，纪念碑上是毛主席的题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照壁上是朱总司令写的“黄洋界”；红军当年的战壕挖得更深了，那门有名的迫击炮横着摆在台子上，不知是不是以前那个。来参观的人都穿着灰布军衣，但深浅不同，大家相互问讯属于哪一部分。哨口战场正面，也许是见过多次，也许是没有浓雾，觉得没有以前那么险峻了。朱德挑粮小道已经铺了石板，因为又陡又窄，我没有下去，趁着没人走到哨卡红军营房里站了一会。小井红军医院依然如故，几年不见，增加了几座雕塑和浮雕墙。当时天色已晚，房内无灯，进去几分钟就出来了。在这里国民党杀害了一百多名红军伤员，虽然是烈士英灵，我还是有点害怕。曾志的事迹展览已经在这里摆了十几年了，她当过医院的党总支书记。这位出身地主家庭，被称为“潇湘美女”的革命家命运多舛，前两任丈夫夏明震、蔡协民英勇牺牲，建国后陶铸又被迫害致死，自己也被审查。艰苦岁月，革命干部将孩子送人的很多，但像曾志把儿子卖100块大洋为党筹措经费的却是少之又少。曾志的墓就在红军医院旁的山坡，没有任何建筑，只摆了一块不大的石头，写着“魂归井冈—红军老战士曾志”。她是彻底的革命者。大仓村在荷花乡，离井冈山西北麓的茅坪较近，以前是袁文才的地盘，是1927年10月6日毛主席与袁文才会见的地方。大仓会见后，红军才得以在茅坪安家，算是上了井冈山。下了车，我搞不清这个地方在井冈山历史的意义。先在一个当地人叫吊柱楼的小楼吃完饭，由一个烈士后代、能说会道的村书记，领着我们上了一个木头廊桥，桥下是一大片干枯的荷叶，与荷花乡名字相符。经他解说，才知道这个桥以前是个石头桥，当年毛主席就是在这里与袁文才握手，到了不远处的林家祠堂会谈，在祠堂议定共同革命后，到林家吊柱楼吃的“同心宴”，而事先袁文才心里没底，也准备了一套“鸿门宴”，并特意派贺子珍姐妹出村迎接了毛主席。这时我才明白，我们刚才去的地方，就是他们吃饭的旧楼，吃的也是同样的菜。林家祠堂里，几个老人介绍了会见的情况，包括“送枪”“赠银”，与书上写的差不多。让我感慨的是，当时参加会见的双方人员，大部分都牺牲或错杀了，尤其是袁文才的部下，在袁被错杀后，不光要躲避白军，还要躲避红军的抓捕。解放后这些人经鉴别没有变节行为，待遇也不高。而接待毛袁相会的林家小有资产，在袁文才一时凑不齐一千大洋的情况下，还借出了几百块，可这家主人在土改时也被杀掉了。真是世事弄人。王佐所据的茨坪是在井冈山上头，而袁文才的茅坪则在山西北坡一处平地，风景很好，大树参天，溪水潺潺。这里以前来过，但因为人多，难进屋细看。这次趁同学参观湘赣边界党的一大会址谢氏慎公祠之际，我一个人上了八角楼。八角楼名字不陌生，曾有一篇课文《八角楼的灯光》。毛主席在这里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我一直以为楼有八个角才叫这名，其实是因为楼上有个八角形的气窗。这个起名的方法有点奇怪。住过八角楼的，不光有毛泽东贺子珍，还有朱德伍若兰。楼上光线很暗，房间不大，家俱是文物。毛主席卧室墙上还有当年写的字，从中看出这里曾做过红军的团部。八仙桌上排列着数支香烟和矿泉水，我猜是游客祭奠毛主席的。因无人，我在这里站了许久。等我参拜完了，同学们过来，窄小的楼梯就容不下人了。然后我再到谢氏慎公祠看了一眼，这里是毛主席回答“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地方。2016年2月，最高领导人到茅坪视察接见烈士后代的地方在八角楼隔壁。茅坪有“井冈山第一个女红军—贺子珍展”，我没有进去。“井冈英杰袁文才生平陈列”有三四人在看，里面有个老太太在卖《我的爷爷袁文才》，她是袁被杀后其妻改嫁生的女儿，在卖她的侄儿即袁文才嫡孙写的书。我买了一本，并请她给盖了个陈列室的章。龙市在大仓的西北，离井冈山还要远一些。位于这里的龙江书院建于180多年前，是以前宁冈、酃县、茶陵客籍人学校，规模不大但雕梁画栋、悬檐翘角，干净气派。这里虽多次维修，基本建筑是原来的。“井冈山会师”就发生在这里。1928年4月25日，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和湘南暴动农军来到书院，4月28日外出归来的毛泽东在书院门口和朱德相见，从此诞生了“朱毛红军”。1927年12月，工农革命军第一期军官教导队设在龙江书院，所以它还被国防大学认定为起源地，中共军事教育肇始于此。这里旧址不少，有的不能去了，会师纪念馆却锁了门。龙市虽是井冈山偏远的一个镇，看上去比较繁华。书院附近的樟树高达三十四米，还有大片的翠竹，小桥流水，是个宜居之处。在茅坪有一长溜铺子卖水果、茶叶、笋干、牛肉干、麻花，出租红军服。挑担的妇女卖橘子，五块钱一堆，很好吃，也有卖热点心的，不知道是什么。妇女们一直央求，可这些东西不好拿，顶多买点当场吃了。有铺子卖旧书，非常贵，有关井冈山斗争的《星火燎原》一本一百多，比旧书网上高很多，不过确实是五十年代出版的。打价买了两本，大致翻翻，发现当时的回忆有些与现在说的不大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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