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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洋史”到“世界史”：中国世界史学科的演变（下） 王 兴 作者简介：王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邮编100875）。 本文来自《历史教学问题》2017年第4期。 注释从略，可参见原文。 摘要：世界史学科在近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中，经历了在称谓上从“西洋史”到“世界史”的转变。这种转变以1952年院系调整为划分点，其背后更伴随着相关学科建制的变化，是外因与内因相互作用的结果。从“西洋史”到“世界史”的称谓变化，及隐含其中的中国学者对世界史学科的不同认识，既反映了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建设的发展历程，也说明了近现代中国史学不断走向世界的学术视野。考察从“西洋史”到“世界史”的转变过程，对理解世界史学科的产生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建设当今的世界史学科体系也有借鉴作用。 关键词：西洋史；世界史；学科建制；院系调整 （点击上面文字，即可回顾上篇内容） （三）编写教材 1952年院系调整后，苏联的世界史教材引入中国，如《近代世界史教程》（叶菲莫夫，人民出版社1953-1954年）、《世界近代史讲座》（列甫宁科夫，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等。中国人民大学世界通史教研室出版了苏联人祖波克的《现代世界史》（1954年），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近现代史教研组出版了波伐良也夫的《世界近代史讲义》（1958-1959年），北京师范大学世界近现代史教研组与苏共中央高级党校世界通史教研组合作出版了《世界近代史：第二时期（1871-1917）》（1959年）。 苏联世界史教材的引入影响了中国的世界史学科体系，中国学者也尝试着自己编写世界史教材，如《简明世界通史》（浦漪人，1954年）、《世界中世纪史讲义》（齐思和，1957年）、《世界近代史讲义》（林举岱，1958年）等。教材之外，北大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还编订了《世界中世纪史地图》（1957年），北师大历史系也出版了《世界中世纪史教学地图》（1959年）等。由于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尚属于初步确立阶段，教材更多的是模仿、借鉴苏联的相关教材。齐思和“学习了苏联文化部高等教育总管理局所颁布的'中世纪史教学大纲’，和苏联通行的几种中世纪史教本，针对中国学生的水平和需要，先草拟了一个教学大纲，经教研室讨论通过”，然后着手编写讲义。 戚佑烈在编写讲义时也“曾参考苏联教科书和国内各兄弟学校的交流讲义”。当时各高校“编出了若干部较合用的讲义”，并“着手编写世界史和亚洲史的教科书”，而“'世界史资料丛刊初集’各分册的陆续出版，更为世界史资料的介绍编译工作，开了一个很好的先例”。这些教材显示出中国学者努力建设世界史学科的尝试，但大多属于讲义性质，有的仅供内部交流使用，尚没有进入研究相关问题的阶段，这是世界史学科初步确立阶段的表现。 1959年，苏联科学院主编的十卷本《世界通史》由北京三联书店开始出版，该书“旨在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书籍中阐明人类从远古至现代所走路程的第一部综合性的著作”，这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周一良、吴于廑组织编写中国人自己的《世界通史》。吴晗总结1960年“北京史学界的学术活动”，指出“世界史基础课讲义都已着手编写，有的由各校分别编写；有的由两校协作；有的是各校协作进行。这些教材的编写对改进教学和培养师资都将要起很大作用”。 周、吴组织编写的《世界通史》196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力图通过东方和西方各国的历史事件、人物和制度，阐明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和基本规律。在分期叙述世界史总进程的同时，也分别揭示某些国家本身历史发展的线索；并叙述各时期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 同年，周、吴组织编写的《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也开始出版，这为许多学人提供了教学甚至研究的便利。周、吴的《世界通史》与苏联版《世界通史》旨趣相近，都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分析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用五种社会形态阐明世界历史的演进，并且都关注东方和西方各国的历史事件。周、吴的《世界通史》作为高校历史专业世界通史课程的教科书，有利于世界史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的确立，他们分析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方法也是当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反映。 三 如上所述，世界史学科在近现代中国史学认知过程中，在称谓上经历了从“西洋史”到“世界史”的转变。称谓不同，意味着学人对世界史的认识不同。称谓变化看似一种表面现象，背后更伴随着相关学科建制的变化。究其原因，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时代背景与学科建设的需求 以往的“外国史”以“西洋史”为主体，从国际形势而言，与工业革命后大西洋周围国家的崛起有关，英、德、美等国占据世界主流话语体系，但二战结束后，整个世界格局发生转变，进而演化成美、苏两极世界格局的对抗。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屹立于亚洲的东方大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们不能像以前那样只关注欧美地区，“必须放眼世界，既要了解它的现状，也要了解它的历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时代精神，促使新中国努力以新的姿态融入世界。要真正成为国际所认同的世界大家庭中的一员，不仅要了解自己本国的历史，也要了解世界其他各国的历史。从“西洋史”到“世界史”，正是新中国努力融入世界、寻求自身话语权在历史学科中的直接反映，这种变化是伴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以及民族自信心的增强而明确的。 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留学生群体按时间顺序大体可分为三类，即留学日本、留学欧美、留学苏联。很多留学生归国后都成为相应学科领域的“领军”人物，留学生群体的变化也可反映当时教育方针、政策甚至教学具体实施等层面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留学生群体由留学欧美转向留学苏联，在各领域大力学习、借鉴苏联模式和经验。虽然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提出的“一边倒”外交政策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中国社会各领域向苏联学习的开始，但最初很多学者（特别是曾经留学欧美的学者）认为在教育体制方面，在学习苏联的同时，不应只学习苏联而完全抛弃欧美经验，不应只订阅苏联书刊而停止订阅西方书刊，并且不懂俄语又成为很多学者向苏联学习的一大障碍。 1951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试图让学者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剔除“旧”思想。同时高校范围内也开始进行小规模院系调整，以适应当时社会状况。高校明确了各科系培养学生的目标，如清华历史系“培养学生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中外历史发展过程的能力，并培养学生具有中国和世界历史的基本知识”，这种培养目标便是适应教育部的规定而制定的。之前兼学欧美的思想观点已经不能适应当时的社会环境，学者必须全面学习苏联的教学经验，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历史学科建制的转变，甚至有人指出苏联在世界史方面的研究取得的成绩“给全世界的历史工作者指出研究世界史的方针和方法”。 1952年开始大规模院系调整，“院系调整的第一步是专业和系科的设置与教学计划的制定”，“教育部曾广泛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经过慎重研究反复讨论，许多教师都深切地体会了苏联教学计划的优越性，各校普遍掀起了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热潮”，有些教师也组织了“俄文速成班”，摸索学习俄文的经验，同时“各校的系、专业和专修科都根据各自设置的目的，学习了苏联高等教育的先进经验，制定了严密的教学计划和各门课程的教学大纲”。 周谷城“曾仔细研究过苏联综合大学历史系的教学计划”，也听过苏联史学报告并参与座谈会，他“从苏联综合大学历史学系的教学计划里发觉有好些地方是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科系、专业的设置，教学计划、大纲的制定，是历史学科建制转变的重要体现。教育部也对专业的设置、教学大纲的编写等作了统一的规定，并于1963年规定个别学校可设置世界史专业。 就史学的发展而言，这段时期是苏联史学输入及影响中国史学的关键时期，苏联史学影响着中国的世界史教学体系。正如有学者指出，新中国成立至“中苏分裂”之前，“我国的世界史学科受苏联影响很大，翻译和进口的教材、图书基本上全是苏联的，有些学校还直接请苏联专家授课”。从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发展进程来看，尽管存在着一定的绝对化和教条化的不足，但这一时期仍然是中国世界史学科迅速发展的重要阶段。 此外，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一门学科本身发展的过程中也会产生相关的分支学科，历史学科也不例外。上文的叙述反映了世界史学科逐渐从模糊走向清晰、从离散走向系统的过程，一开始西洋史、东洋史、外国史、世界史等称谓混杂不一，中间世界通史、西洋中古史等课程、教材同时出现，最后作为一门学科确立下来。因此“西洋史”到“世界史”的转变也体现了历史学科本身的不断发展，反映了历史学专业化和学科化的过程。 （二）学者学术视野的不断开阔 1949年9月周谷城的《世界通史》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学者编写的具有代表意义的世界通史著作，其中的很多观点也反映了他对世界史的认识。他认为：“世界通史并非国别史之总和。”“欧洲通史并非世界通史之中心所在。”“进化阶段，不能因难明而予以否认。”“概括的叙述，不能转为抽象的空谈。”此书系周谷城在复旦大学讲授世界通史的讲稿整理而成，他在当时思考世界通史与国别史的关系、世界通史的中心、世界历史演进的阶段等问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与前瞻性，这促进着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建设。他的这些观点即使在今天看来也颇具启示意义。 新中国成立初期，吴晗总结清华历史系工作时提到“过去在学校所讲授的外国史或世界史，是根据美国人或欧洲人的著作来讲的”，这“和中国人民的关系，中国人民的立场全不相干，甚至相反”。虽然这是特定时代影响下的话语，但多少也反映出吴晗对世界史的认识，他鼓励同仁制定研究计划，以中国人民的立场来编写研究世界历史。 1953年，刘大年访苏回国后在中科院历史所作报告，他认为“以往资产阶级学者写了许多世界史，但他们所讲的主要内容是欧美的历史，对俄国、苏联及东方各国讲得很少”，其目的在于“宣传'欧美中心主义’的思想”，但“现在苏联史学家正在编写的世界史，是要以马列主义的观点、方法研究世界各国的历史”，希望能“把东方与西方发展的有机联系表现出来”。刘大年的报告反映了他对如何编写世界史的思考，对东方各国的关注、用马列主义的观点研究世界各国历史，也成为当时世界史编写的基本模式。 1955年，顾颉刚“到北海，审查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著《世界通史》中国部分上古至战国一段，提出若干意见”。一般认为顾颉刚是“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都在阅读苏联版《世界通史》，尝试着学习苏联史学，那当时马克思主义史家对苏联史学的“热衷”也就“不言而喻”了。 1956年，齐思和在《历史研究》上发文指出，“世界史在我们的学术部门中，是基础比较薄弱的一个，我们必须加强理论学习，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历史科学，开展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学术思想的批判，努力学习中国史，将中国史和世界史紧密地联系起来，研究中国在世界史上的地位和中国对于世界史所起的作用。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在中国建立真正科学的世界史，才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赶上世界先进科学的水平”。即使该文是在一定“政治运动”背景之下完成的，但对照前引齐思和的观点，我们仍能看出齐思和已经充分意识到新时期中国世界史学者所肩负的新使命，他的这种认识在当时也颇具代表意义。 60年代初，周谷城、齐思和、黎澍等人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发表文章，探讨有关世界史中心的问题，并引起了史学界的广泛关注，中山大学、西南师院等校历史系也进行了讨论。此外，关于世界中古史及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关于古代东方与西方奴隶制关系的问题也是当时学者重点讨论的话题。这些学术讨论，可以看作是新中国成立后世界史研究者为建立世界史学科而做的理论准备。学者参与讨论并将讨论的结果运用到教材编写、课堂讲授等层面，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世界史学科的建立。学者经常参与到学科建制之中，因此学者认知变化也会反映学科建制的变化，历史学科建制中从“西洋史”到“世界史”的转变便是如此。 民国时期，中国史学借鉴美国、德国等国的学制（民国之前更多的是借鉴日本），进行课程的改革；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史学全面学习苏联的历史教学体制。中国的世界史学科从“西洋史”到“世界史”的转变，是国内外形势变化、学科建设需求、学者自身学术视野不断开阔等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这种转变的过程中，外国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表现出从欧美史学到苏联史学的转变，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逐渐形成了主导地位。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史学重新又关注借鉴欧美国家的史学方法。如今，“西洋”作为一个称谓基本上不再使用，“苏联”也已成为一个历史名词。我们对“世界史”的认识与思考并未停止，“世界史”是所谓的“地区史”“国别史”相加，还是后来兴起的“全球史”“整体史”，相关讨论一直持续至今。当世界史被“提升”为历史学门类的一级学科时，如何进一步发展中国的世界史学科体系等问题,又摆在了诸多史学工作者的面前。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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